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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有多悲催？无论贫富贵贱，全都像韭菜一样被收割

时间：2023-10-19 07:05:23来源：文史砖家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文史砖家的《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有多悲催？无论贫富贵贱，全都像韭菜一样被收割》，希望大家喜欢。

文|格瓦拉同志

对于汉武帝刘彻，许多国人满怀膜拜之情，很想穿越回由这位雄主统治下的激情燃烧、汹涌澎湃的岁月，享受那无比荣耀的时光。然而他们不清楚，作为汉武帝的子民，无论贫富贵贱，其实都生活在恐惧与灾难之中，没有多少活路可言。

汉武帝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在位54年间，汉武帝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中国的版图得到极大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成就斐然，汉武帝获得巨大声望，经常被后世吹捧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时期征战示意图

不过，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由于历次对外战争、频繁的天灾人祸、十次大规模东巡、六次泰山封禅以及汉武帝为了个人享受而对民间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等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已经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现象，真好比“人间地狱”。

不过，臣民在汉武帝的眼中无异于牛马，只要不死绝便不无需恐慌，他真正在意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使帝国机器继续运转下去。而这一切，都需要钱。

汉朝原本是不缺钱的。拜“文景之治”所赐，汉武帝即位前的国库极度充盈，按照《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是：“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库中的钱堆积如山，由于花不完，以至于连穿钱的绳子都朽坏了；太仓中的粟米陈陈相因，以至于最底下的全都腐烂不能吃。

总之一句话，汉文帝、景帝父子在位时，汉朝不差钱、不缺粮，只要子孙不乱折腾，帝国将长治久安，平稳有序的发展下去。

然而，刘野猪（注：汉武帝原名刘彘，“彘”即野猪）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败家子”，由于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到二十年时间便把这庞大的财政盈余，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以至于出现财政枯竭、国库空虚的局面。

汉武帝画像

为筹集战争经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皇族和个人的享受，汉武帝需要做的，必须是不遗余力地增加收入。然而，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社会财富的总数恒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因此，汉武帝要想增加国库收入，就只能加强对民间的搜刮。

事实证明，汉武帝搜刮政策的对象不分贫富，上至钟鸣鼎食的王侯公卿，下至土里刨食的农民，包括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中产阶级，都成为“韭菜”，被连根收割。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敲膏吸髓”。

汉武帝对农民的“收割”，除了把他们拉去做战争“炮灰”、从事繁重的劳役外，便是大幅提升“口赋”的征收标准。

“口赋”即人头税，分为“口钱”和“算赋”两种，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口赋”最初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秦国。不过前者是按人头征税，每人每年要缴纳360文钱；而秦国则是按户征税，每户每年需出200文。

征收“口钱”的直接目的，无非是增加税收以做军费，同时迫使农民更加辛苦的耕作、增收粮食，惩戒无业游民使之从事生产，并限制豪门贵族豢养食客的规模。但其真实目的，在于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维护、增强王室的统治力。

汉朝农民驱使耕牛耕作版画

汉朝初年，“口赋”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口钱”20钱；14-56岁之间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算赋”40钱。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至23钱；“算赋”的征收对象不变，但金额却猛增至每人每年120钱，足足是先前的3倍！

在宽徭薄赋的文景时期，农民辛苦忙碌一年，仅能过上温饱生活，在他们手里，一文钱恨不得都要掰成八文花。如今，农民们被汉武帝如此狠心地加税，立时有种被抛入地狱的感觉。与此同时，由于大兴土木或连年征战，农村的丁壮大多沦为官家奴隶或战争“炮灰”，从事农耕的多是老幼弱病，加税在他们身上，无异于断绝他们的活路。

农民既拿不出钱来完税，又轻易不敢造反，在衣食难以为继的困境下，除了自寻短见以外，便是拿家中的幼儿“出气”，一出生便将他们无情抛弃或杀害。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在各地频频发生，以至于到了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在奏疏中不无沉痛地谈及该问题，并恳请朝廷减轻赋役，将“口钱”的起征年龄提高到7岁，“算赋”起征年龄提高到20岁。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见《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对于中产阶级，汉武帝的“收割”策略则是推行“算缗告缗”政策。“缗”指穿钱的绳子，以1000钱为一“缗”，20钱为一“算”。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大举出兵讨伐匈奴，加之山东各郡县水旱灾害严重、贫民流徙者甚多，朝廷由于国用严重不足，于是在著名酷吏、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颁布“算缗令”，向商人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算缗告缗”政策极其苛酷。几乎使中产阶级集体破产

“算缗令”规定，凡属中产阶层，无论是否经商，都要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抽税一算；不是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拥有的船只超过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无疑，“算缗令”对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各地都出现富豪争相藏匿财产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帝国疆域广大，官府缺少足够的人手来完成庞杂而繁重的征税工作。有鉴于此，汉武帝随即又颁布“告缗令”，鼓励民间揭发、检举富人们的偷税漏税情况，并由杨可主管此事。

“告缗令”同样是在张汤的建议下颁布的，其苛酷程度可想而知。按照“告缗令”的规定，一旦官府发现中产阶层有偷税漏税的现象，将没收嫌犯的全部家产，并将他们充军边塞一年。与此同时，检举、告发中产阶层不法行为的百姓，将会得到违法者一半的家产。

人性中的贪婪、阴暗无处不在，在“告缗令”的刺激下，告发甚至是诬告在各地蔚然成风，其结果可想而知。总之，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汉武帝从富人手中抢劫到惊人的财富，而中产阶层因此破产者比比皆是。

对于汉武帝推行的强盗式政策，天下深恶痛绝，而正史更是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此后，帝国的百姓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两处引文均见《汉书·食货志》）。

总之，经过“算缗告缗”这番浩劫，以商人为首的中产阶层被集体“收割”，汉朝的经济由此陷入凋敝破败之中，而唯一的获利者只有朝廷。

汉武帝在从事搜刮政策时，同样没有放过王侯公卿，而“白金三品”无疑是朝廷拿他们开刀的第一步。

所谓的“白金三品”，是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发行的银锡合金货币，分为圆形龙币、方形马币、椭形龟币三种。其中，圆形龙币又名白选、白馔，重8两，价值3000文五铢钱；方形马币，重6两，价值500文五铢钱；椭形龟币，重4两，价值300文五铢钱。

白金三品

虽然“白金三品”的价值不菲，但由于在铸造过程中掺杂了大量的廉价原料-锡，所以实际价值非常低。以价值最高的龙币为例，其实际价值不到100文五铢钱，至于马币、龟币的实际价值更是惨不忍睹，都属于名副其实的“恶钱”。

然而，汉武帝在发行“白金三品”后，却强制要求诸侯王到长安朝觐时都要购买。如此一来，朝廷从贵族手中榨取到大量的真金白银，狠狠地敲了他们一笔“竹杠”。

除了“白金三品”，汉武帝还通过“酎金夺爵”的办法，对贵族进行无情掠夺。

酎金，即汉代诸侯王献给朝廷以供祭祀之用的贡金。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长安祭祀高祖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是四两，并由少府验收。另外，在九真、交趾、日南等南方诸郡有食邑者，可以用犀角、玳瑁、象牙、翡翠等代替黄金。

“酎金夺爵”的导火索无疑是汉朝征伐南越战争。元鼎五年（前112年），由于列侯无人响应号召从军赶赴南越战场，汉武帝极为震怒，决心给他们一个狠狠地教训。

汉武帝通过“白金三品”和“酎金夺爵”收割了王侯公卿

当年九月，汉武帝以诸侯王、列侯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而废黜他们的爵位，被夺爵者达106人，占当时有爵位贵族的半数。经过此事，贵族们的势力不仅大为削弱，并且还为朝廷增加了大量的直辖土地和编户民，让汉武帝狠赚一笔。

由上可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不管高贵还是贫贱，都形同“韭菜”，只有等着被收割的命运。那真是一个令人苦不堪言的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