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国民神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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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叶,名相王安石罹患喘咳症,需用紫团山参配药治疗。
紫团山参产自古代壶关地区(在今山西长治),世所少有,当地曾有民谚曰:“千斤参,万斤参,不如黄松背的一棵五花芯。”名药难得,王安石的病情却耽搁不得。
就在相府上下束手无策之际,王安石的好友薛师政刚好回京述职。薛师政此前为河东路地方官,壶关地区在北宋即属河东路辖地。听闻好友病情需要,薛师政遂在离任前高价收购了几条紫团参以备急用。回京后,他立即前往探望王安石,并取出数两紫团参相赠。
谁知王安石看到众人花费大力气得来的紫团参后,却说:“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最终,王安石还是未服下薛师政赠送的紫团参。
王安石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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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本人虽然谢绝了朋友的赠参,但碰到亲人急病生死攸关时,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用紫团参救命。他写的《赠张康》一诗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昔在历阳时,得子初江津。
手中紫团参,一饮宽吾亲。
让王安石改变初衷,正是由于人参这种草本药材的独特功效。
作为自然界的“百草之王”,中医认为,人参的主要功效在于补气,可用于治疗一切虚症。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述:“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
不过,人参作为“补虚神草”,其到底是何时被中国人应用于药方配伍中已无从可考。在最早出土的一批甲骨文和金文中,人们看到了上古时代统治者们对人参的了解与认知。无论是在殷商青铜器箙参父乙盉中,还是在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中,人参都被描绘成一个象形文字:上半部分用三个圈代表人参伞形花序上的三个浆果,下半部分则是双腿迈开的人形,带着三条须根。这俨然画的是五加科人参的本来面目,可见,早在商周时代,人参就已是达官贵人的保命神药。因此,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百草经》中,人参被视为上品,谓其可以“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与现代人认知不同的是,辽东、高丽人参并非自古就是达官贵人的首选。相传为范蠡所作的《范子计然》一书中记载道:“人参出上党,状类人形者善。”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亦言:“人蓡(即人参),药艸(同草),出上党。”可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上党人参一直都是天下公认的人参上品。
古籍中关于上党人参的记载。图源:《中国人参文化》
上党,即上党郡。战国时期由韩、赵各置一郡,以后韩郡并入赵,直至六国统一。秦代,上党郡治壶关(今山西长治),至汉代再迁到长子(今山西长子)。如此一来,上党郡所辖区域就囊括了今天山西晋中、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
由于上党地区东依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为界,西依太岳山和中条山与晋南(也就是古代的河东)接壤,地势明显比周边地区要来得更为高险。这对于需要依靠高海拔、无污染的深山老林来汲取养分的人参而言,简直就是难得的天然福地。而对于热衷统一天下的当权者而言,上党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
反观现如今大火的辽参产地——东北地区,在东汉以前虽曾设有辽东、辽西等郡,却在天下分裂之际,长期被视为中原政权的“化外之地”。相应的,辽东人参的知名度自然不如上党人参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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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代,中国人在个人饮食、饮水、环境等卫生保健方面有了不少科学的认识和合理的方法。由此,诞生出了早期预防疾病的思想以及养生之道。在“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二书中,关于人参的功用可归纳为四个方面:补气固脱、益气生津、健脾益胃、扶正固表。
张仲景认为,以人参补气固脱,可“回阳气于垂绝”。在中医里,阳气多指六腑之气。清代医家陈士铎也曾有言:“人气脱于一时,血失于顷刻,精走于须臾,阳绝于旦夕,他药缓不济事,必须用人参一二两或三四两,作一剂煎服以救之,否则阳气遽散而死矣。”
在应对外感风寒时,张仲景则认为,人参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如患者在服下桂枝汤后,发汗期会出现短暂的元气大旺。这个时候,对于外感风邪的人来说,是最易因抵抗力不足而病情加重的。所以,在配伍桂枝汤时,张仲景通常会用人参入表药中,以使药得力,一涌而出。
张仲景的用药思想,为后人运用人参治病提供了经验规范。而作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则用亲身经历诠释了人参在养生上的奇效。
司马相如早年怀才不遇,即便作出了《子虚赋》《上林赋》《凤求凰》这样的名篇,生活依旧过得一贫如洗。临邛县令王吉是他最为要好的朋友,王吉对好友的才华与处境了若指掌,便暗中撮合临邛“钢铁大王”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结成连理。
《凤求凰》中的司马相如
卓文君是蜀中四大才女之一,与多情多才的司马相如堪称绝配,于是在司马相如的琴声挑逗下舍弃荣华富贵,与其私奔。二人以卖酒为生,日子过得相当清苦。后来,卓王孙不忍女儿受苦,遂资助女儿、女婿仆从百人,钱百万,让他们在蜀地过上豪奢巨富的生活。但,生活富足却让司马相如罹患了严重的“富贵病”。《史记》曰:“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消渴疾,也就是现今人们熟知的糖尿病。
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的临床症状是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为了治疗丈夫的病,富家小姐卓文君找到了人参这味良药。在医疗条件相当有限的西汉,凭借人参的特殊功效,司马相如还算“长寿”,并在年逾花甲之时创作出令汉武帝惊叹的《封禅书》。
大约一千年后,唐代诗人陆龟蒙在一首咏人参的诗中化用了司马相如的典故:
五叶初成椵树阴,紫团峰外即鸡林。
名参鬼盖须难见,材似人形不可寻。
品第已闻升碧简,携持应合重黄金。
殷勤润取相如肺,封禅书成动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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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由于人参在中医中药上的显著奇效,自上古时期便遭频繁采挖的野山参,自汉代以后就逐渐走向了濒于灭绝的境地。
为了减缓上党人参消亡的进度,当地一些农民开始了最早的人工种植。在这批农民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曾沦为奴隶的后赵皇帝石勒。据《石勒别传》记载,“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石勒乃上党武乡(今山西武乡)人,早年曾以贩卖人参为业,后来尝试将参种带回家,自行栽培,大获成功。左邻右舍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于时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奇貌异,有大志量,其终不可知,劝邑人厚遇之”。
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勒的确非池中之物。在历经行商、被贩卖以及四处征战的苦难后,终成一世枭雄。
后赵皇帝石勒画像
人参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人工栽培只能通过“移参”的方式,将所需的参苗移植到种植园中。这期间,鲜人参若贮藏不当,最易引起虫蛀。少数能够存活的参苗,仍需经过至少五年的栽培方能展现其药用价值。这对于时不时就发生动荡的王朝边地而言,实属困难。
另外,人参的栽培条件十分苛刻。唐人陆龟蒙在《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中总结道,从立春起第90天开始把人参幼苗移栽到山谷水涧旁,移栽时要特别注意把人参的根须用苔藓包裹好,还要带点参苗原产地的泥土,保证土壤湿润,小心翼翼地栽到指定地点,并精心呵护。不出意外,到初秋时才可以看到茁壮成长的人参秋苗。元代王帧所著的《农书》中列有“耕参地”一项,指明耕参地应在农历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进行。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一再强调,“人参亦可收籽,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
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上党人参亦随之成为御用之物。
野山参越来越少,朝廷又加以大力管控,民间用药紧张,吃不起昂贵药材的普通百姓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一种“秋开花如沙参”,“功效与人参近似,惟药力薄弱”的防风党参,就此取代了上党“真”人参,成为百姓心目中的灵药。
事实上,这种防风党参就是今天的桔梗科植物党参。在上党人参逐渐消亡的过程中,防风党参快速充斥市场,以至于后来上党人参完全灭绝之际,防风党参遂“李鬼变李逵”,以上党人参之名畅行至今。
中医滋补药材党参。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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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人参的消亡倒是给了辽东人参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就在石勒将上党山间的人参移入自家园子里种植时,鲜卑贵族慕容皝开启了上贡辽东人参之旅。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尚未称王的慕容皝为了讨好东晋的尚书令顾和,特地命人挑选十斤上好的辽东人参送到东晋,以表尊敬。由此,辽东人参正式进入中原人的视野。
不过,即便上党人参多被防风党参所替代,在大部分中原医家眼中,如陶弘景等人仍觉得上党人参最好。在其流传的医学解释中,陶弘景强调:“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人参)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所献兼有两种,止应择取之尔。实用并不及上党者,其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内器中密封头,可经年不坏。”
对于人参,医家只认上党,但历经多代的行政区划变迁,至唐代时,秦汉以来流传的地域沿革已经大不相同。考虑到并州(今山西)乃唐朝皇帝的龙兴之地,显庆二年(657),药学家苏敬上疏朝廷,请求重新编撰新的本草。在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苏敬组织了当时著名的医官共22人,以朝廷的名义“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药学巨著《唐本草》。
在书中,苏敬对混乱的人参产区做了统一划分。根据唐朝的州府区划,苏敬等人指出,人参在“今潞州、平州、泽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妫州并出,盖以其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潞、泽二州,基本就是过去的上党郡,今天山西长治、榆社一带,这里盛产人参毋庸置疑。至于平、易、檀、幽、妫等州,其地理范围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周围、长城以南地域。按照苏敬等人的考究,这些地方能够出产人参,得益于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燕山等山脉蔓延。所以,唐朝的人参产区并不止于上党,还包括了今天山西中部、南部以及河北西部、长城内外之地。
太行山。图源:摄图网
可正如唐代茶学家陆羽所言,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唐朝人参产区虽多,但到了救命的紧急关头,人们才发现非上党人参或辽东的新罗、百济人参不可。于是,新罗、百济等东方属国开始了对盛唐“贡参”的贸易之旅。世代居住于白山黑水间的黑水靺鞨、黄头室韦、和解室韦、如者室韦、赂丹室韦等原始部落首领也纷纷表示对唐朝的依附。这些部族大多在森林中狩猎、常年以采摘人参为生,他们献给唐朝的贡品除了金银、鱼牙、牛黄外,辽东野山参是其中的大宗。
在辽东人参大量充斥集市之际,一群文人雅士尝试将人参投入茶中同煮,久而久之,唐朝的人参茶开始风靡上流社会。某次,翰林学士皮日休身子不爽,他的友人便用进贡的人参给他煮了碗茶,皮日休喝下去之后,顿觉精神爽朗,随即写下了一首咏人参的诗作为答谢:
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谁披露记三桠。
开时的定涵云液,劚后还应带石花。
名士寄来消酒渴,野人煎处撇泉华。
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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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人参贡市,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为宋朝开了先河。
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加上北国契丹的兴起,宋朝实际上已经丢失了燕山山脉、辽东、辽西等历史上的人参主产区。另外,上党地区也处于辽、宋边陲,想要大规模采摘人参,亦非易事。而到了南宋,随着北方领土的沦陷,上党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他政权的辖地。在产地缺失的情况下,宋朝人对人参的渴求却有增无减。
为了解决药源问题,宋朝官方“三管齐下”:于北方设立榷场,建立边境互市;设立市舶司,开启海外贸易;敦促民间形成完整的药材自给供应链条。
《契丹国志》记载,自辽景宗保宁九年(977)双方开设榷场互市以来,人参贸易逐渐成为辽人换取外域物资及生产资料的重要途径。榷场贸易中,宋人主要出口辽人“刚需”的茶叶、药材以及部分的香料、象牙、丝织品等,而辽人则以辖地内的“土特产”人参、东珠、动物皮毛以及马匹做交换。
在北方榷场步入轨道后,宋朝又将经济重心放到发展海上贸易上。在东南、华南地区,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胶州)等五大港口城市,朝廷派出官员到当地设立市舶司,主管海上贸易。随后,通过贡舶互市,朝廷源源不断地从当时的高丽进口大量“新罗、百济人参”以满足市场需求。
当然,聪明的宋朝人知道,对人参的需求并不能仅依靠外界来源。当时,民间首度出现了专门从事药材采集及种植的特殊人群——“药户”。为扩大“药户”群体,官方有意鼓励官僚士大夫、僧侣道士参与其中,利用免税的条件,雇佣农民进行药材种植。而对于广大白丁出身的“药户”,朝廷也给予便利。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药材,官方限定课税皆是“十税其一”,这极大地促进了民间“药户”的生存发展。
以“天府之国”巴蜀为例,据宋人杨天惠的《彰明附子记》记载,宋时,绵州(今四川绵阳)彰明县乃全国著名的附子乡。其下辖的赤水、廉水、会昌、昌明等地皆是道地药材“附子”的核心产地,四地共计有田520顷,其中有104顷皆种了附子,占四地总顷数的20%。每年,“附子”种植季一到,“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可见,从宋朝开始,官方已经有意打造若干道地药材种植中心。
长在种植园里的人参。图源:摄图网
在官方的号召下,还真有官僚士大夫愿意投身“药户”行列,尝试打造人参种植中心。
此人正是苏轼。《广东新语》记载,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后,就盯上了广植荔枝的罗浮山。他认为,山西上党和辽东地区都是因为有原始森林和山泉的滋润,人参才得以茁壮成长。兼有飞瀑名泉、植被繁茂的罗浮山亦满足这样的环境条件,应该也能种出名贵的人参。为此,他专门做了尝试,并写了首诗庆贺移植培育人参成功:
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
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
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
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
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
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
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
上药无炮炙,龁齧尽根柢。
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
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
按照苏轼的说法,他在岭南移植的人参不仅开花结果良好,而且他还亲自煮了服用,其气味可比拟上党“真”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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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文治武功皆在线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坐拥四海,却不得不向“人参”低头。
因为,上党“真”人参彻底灭绝了。
据太行山区的《清凉山志》记载:“自永乐年后,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深山之林亦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野生的上党人参都是林下荫生植物,过度砍伐破坏了人参的生存环境。所以,正如《本草纲目》所言,“今所用者皆是辽参”。至此,辽东人参终于成为达官贵人的唯一选择。
辽东人参。图源:摄图网
所幸,与关外的女真人相比,明朝的国力虽一路向下,却还是比渔猎为生的辽东原住民要来得更加先进。马市于是成为明朝对辽东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重要环节。通过明朝设立的八个马市,负有贸易任务的女真人逐渐发现,他们当地的“土特产”,如人参、貂皮、猞猁狲等,转手一卖,就成了各方热捧的宝贝疙瘩。从此,女真马市上的“参貂之利”,变成关外各部族头领、势族、富商追逐的主要利益目标。明中叶以前价格颇低廉的东北人参,瞬间也成了明末豪门富户高攀不起的稀贵药材。据丛佩远研究,嘉靖二十九年(1550),人参一斤约银一钱五分,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人参价格已涨至一斤银三两左右。而到万历末,一斤高级人参更是涨到了银十三两的天价。即便是一般人参,市场价也需要七八两甚至是十两一斤。
明末,朝廷也经不起这番价格暴涨,于是单方面压低关外人参的价格,以迫使女真人妥协。岂料,此举不仅没能扭转人参贸易的局面,还加剧了关外女真人与明朝方面的矛盾。
熊廷弼主政辽东时,干脆宣布关停女真互市两年。熊氏此举,令关外人参一年滞销超过三十万斤。不过,熊廷弼的对手、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更精明,他命族人将鲜人参蒸煮晒干卖到朝鲜,立即获得极高的利润收益。
这起突发事件,让努尔哈赤发现了“新商机”。此后,通过鲜人参加工出口,努尔哈赤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了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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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后,虽然从疆域上摆脱了昔日边境贸易的格局,但由于东北平原尚无支柱型农业,世居在东北的满人以及明末新迁入东北的汉人还只能通过挖参、打猎来维持生计。
历史学者蒋竹山在《人参帝国》一书中指出,努尔哈赤时代,东北生产的野生人参均价约为每斤25两白银。到顺治年间,人参价格即飙升到每斤30至60两白银之间。单是通过官办人参售卖抽税,清政府每年从参务中就可为国库营收白银250万两。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无论汉人还是满人,无休止地挖参势必成为东北人发家致富的首选。
这种结果,对视人参产地长白山及其支脉为“龙兴之地”的清朝皇帝而言,显然有侵犯皇家神圣性的嫌疑。故而,从顺治年间开始,官方就有意收紧民间开采人参的权限。到了康熙年间,清朝开始实行“参票”制度,规定任何人需凭票入长白山采参。每票可让三四人入山,如胆敢违抗命令私自进山采参的,为首的领队最高可被判罚“斩监候”罪名。可见,清朝统治者对采参活动管控的严酷。
为了体现“参票”制度的公平性,清廷规定民间商人可向官府购买“参票”,获取进山采参的资格。如此一来,一批清初的富商们便可通过大量钱财交易,购买数量惊人的“参票”,再组织规模庞大的刨参队入山采参。显然,这对于想完全据人参为己有的清朝统治者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
康熙五十七年(1718),盛京富商王秀德等“假造私票、多放人数、偷刨人参”被人告发,受到朝廷查究。其他中小商人亦因担心投机取巧而遭受处罚,不愿再承领参票,清廷的参票制度由此名存实亡。
等到乾隆皇帝上台后,在内务府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官参局”,专门发放参票给官募采参者,让他们自行组队完成官方指定的采参任务。可是,采参者任务式劳作,却忽视了人参的自然生长规律。这既导致了乾隆以后官办贡参质量参差不齐,也让需要年岁沉淀的野山参走向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乾隆皇帝。图源:网络
更令统治者头疼的是,随着东北人参危机以及官办参务体制的崩溃,清廷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头。
公元1840年,长期闭关锁国的清廷被欧洲列强轰开了国门。紧接着,一种开着紫红色卵球形花蕾的草本植物“罂粟”被大量移栽到中国。随着罂粟的到来,最后一批封建贵族终于放弃了对人参的渴求与管控。
伴随着“阿芙蓉烟”的迷幻,国土持续沦丧,补虚神草人参终究败给了销骨蚀魂的鸦片。那一刻,清朝已经垮了。
参考文献:
[唐]苏敬:《新修本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宋]沈括:《梦溪笔谈校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清]马齐:《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2003
李经纬:《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王铁生:《中国人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孙文采:《中国人参文化》,新华出版社,2011
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杨小敏:《宋代药业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方文逑:《宋辽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郑爽:《女真与明、朝鲜贸易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廖晓晴:《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嬗变》,《理论学刊》,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