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旧影中的明代父子进士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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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中的明代父子进士坊
内江高氏牌坊。满理摄
清光绪《内江县志》有关高氏牌坊的书影。
□代学文 陈伟平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在九曲十八弯的沱江流域，内江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因地处沱江流域和成渝中心，因而商贸繁盛，往来辐辏，又以制糖而闻名，素有“甜城”美称。近日，通过美国耶鲁大学一幅牌坊老照片，让人们看到了百年前的内江人文风貌真实而鲜活的模样。照片由美国传教士满理拍摄，拍摄的年代在1900年至1920年之间。
壹
老照片呈现明代牌坊庄重风格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特权，在此背景下，西方传教士把目光聚焦到西南的四川。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满理因为传教活动，常往来于成渝两地，兴趣使然常拍摄沿途人文风光。
清末民初的某年初春或冬日阴天，天色将晚，石板路上行人渐少，一老一幼相携走过城门洞，冷风吹着城墙背后一棵树，孤独而萧瑟。一头浑身贴满了碎瓷片的石狮，雄踞在须弥座上，它的背后是一堵元宝顶状的风火墙。牌坊下有几个摊贩，等着驿道上来往的行人照顾生意，一位当地男子包着头帕，着深色短袄，诧异地打量着眼前一位西装革履的外国传教士，坐在石栏后的人们也投来相同的目光。传教士满理从重庆方向而来，取道东大路过璧山、永川、荣昌、隆昌，在内江椑木镇乘船上岸，经黄荆坝、乐贤铺入内江城，在南门外被一座高大牌坊所震撼。东大路上的牌坊不计其数，官民借交通之便在古道上修建牌坊，以达到歌颂政声、表彰功德、宣扬教化的目的。对满理而言，一路上所见牌坊甚多，已是稀松平常，但面对这座精巧的牌坊不由心动，于是在南门关帝庙大门一侧选好角度，架设机器，测光之后，摁下了快门，留下了一帧百年旧影。
照片并未标注拍摄地，何以见得牌坊是在内江呢？通过照片里三个关键信息可以考证：一是牌坊匾额为“父子进士”，在清代光绪《内江县志·坊表》中赫然有名，该坊全名为“粉署荣封父子进士坊”；二是牌坊雕刻人名均出自明代内江显赫的高氏家族；三是牌坊背后城门匾额为“乐贤门”，即清代内江县城南门。此坊位于原内江县城南乐贤门外，今内江六中上南校区附近，坊主为明代南京户部主事高冈与其子河南布政司左布政高世彦。
通过照片内容，可知牌坊初建于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该坊整体呈四柱三间三重檐构造，其营造样式异于内江本土牌坊，又脱离了明代四川牌坊简朴庄重的风格，而是取法清代祠庙门坊样式，各楼之间搭仿木斗拱，又大量使用碎瓷装饰图案和文字，加上主柱楹联有“大清宣统二年岁次庚戌嘉平月谷旦”的落款，可以说摆脱了地域和营造的限制，不拘一格，判断该坊应在清末重建。父子进士坊独特而精巧，活泛而灵动，其比例协调，观赏性十足。整面牌坊瓦檐十分出彩，掌墨师加大了坊檐的弧度，使之呈“U”型翘起，有振翅欲飞之状。顶楼垂下珠帘，飞檐各悬风铎，瓦当滴水，福寿如意，白象伏卧，双龙戏珠，云板人物，无不显示着工匠的审美志趣和巧妙用心。
贰
牌坊主人高氏一门人才济济
再看牌坊上的文字内容，当心间雕饰供桌牌匾，碎瓷拼成“圣旨”二字，彰显皇权至上。明间正匾镌刻擘窠大楷“父子进士”，明间上下横题祖孙三代官职姓名，道明坊主身份。由上而下分别为：
“祖诰赠通奉大夫江西清吏司累封承德郎高公勺”；
“父南京户部主事诰赠通奉大夫累封承德郎高冈”；
“嘉靖壬辰科进士诰授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史司左布政使诏晋正治上卿高世彦”。
牌坊正下匾一一镌刻了高氏家族十三位进士举人的姓名：□□进士高孟二、成化举人高齐南、弘治进士高公甲、弘治进士高公韶、正德举人高公夏、正德举人高公武、嘉靖进士高鏞、嘉靖举人高钺、嘉靖进士高世彦、嘉靖举人高世儒、嘉靖进士高察、万历进士高梅、天启举人高应虚。
牌坊明间主柱由时任剑州（今四川北部地区）学正的本土书家谢联辉撰联：“德久弥彰从四百载风云变态以还羡前代名臣坊表又并沱江永；孝推愈广缅十三高父子承恩之会考先人掌故道路犹增谱谍光”。
次间柱有短联，隐约辨识出“赐典无殊古今华国文章宜不朽”，次额枋上刻“兄弟同建”，其下字板列有高氏家族的庠生恩贡数人。
在内江流传甚久的民谣中，明代本土显族有“九马十三高，何梅未见抛；刘赵家家有，张阴列前茅”之说。其中的十三高，正是牌坊的主人高氏一族。自明代景泰至天启年间不到两百年时间，高氏家族考中进士者有六人，举人十二人，贡监更是不计其数。所出官员中，既有掌国大计的侍郎，也有节制一方的方伯，人才济济，不能不让人惊叹。
高氏科举之盛，在民间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以至流传出神奇诡异的传说故事。据说高公甲在赴京会试的途中，在黄河岸边某渡梦见渡口下有异象，公甲从梦中惊醒，急忙束装，意欲渡河。渡河时，所乘白马突然在船上发狂，颠簸之际，渡船几翻，幸得船夫急救，才勉强过河。逃过一难的高公甲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会试中，自己竟一举夺第，其弟公韶也随后获选。自此之后，高氏一门也真的“五高齐名，仕至三布政两侍郎（出自民国内江《高氏族谱·杂述》）。”
叁
内江才俊辈出人文蔚起
传说终归是传说，高氏家族的兴盛还是得从明代内江地域社会的发展中寻找原因。
明代中叶，阳明学的传入，对内江官绅产生了重大影响。经由名臣赵贞吉、马升阶等人的大力推广，新学说借助原有的姻亲门生关系网，迅速传播，官绅家族越来越追求治学与治世的实绩。在此风的浸染下，官绅家族的形象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正如清同治《内江县志》的描述，“里中宦达多介洁重名，检居恒以著作自娱。士揖让相先，比户有絃诵声。”
如明户部侍郎高公韶早年巡按广东，不畏权贵，敢于弹劾不法的勋侯中贵。同时，他还善于发掘人才。正德癸酉（1513年）广东乡试，高公韶担任监临官，“甄别精当，名士多在录中（民国内江《高氏族谱·公韶公墓道碑文》）”，其中的霍韬、伦以训之后都考中会元（会试第一名），闻名天下。任职谏台时，高公韶带头参劾兵部尚书王琼，被贬为云南富民典吏。在富民期间，修城、建学为地方百姓敬仰。
又如监察御史高公夏，任职湖北荆州枝江县，勤于政事，清空积案，劝农兴学，“去日，士民拥道饯焉（民国内江《高氏族谱·公夏公传》）。”
河南左布政使高世彦在浙江担任左参政时，清理各州县逋粮、马料与仓储，执法稽考，除弊安民。归乡后，居家课子孙，从不以“贵倨傲人”。
除了在外廉洁奉公，高氏家族对地方公益也极其热衷。凡里中修庙建桥、修志竖碑、兴学养士，往往见其身影。如内江县城隍庙为高公韶所建。高世瀚在太公山石庙子修建“衡文书院”，筑舍讲学，其弟子中的刘养直、梅友松、郑罗超、高察等后来皆科名显达。兵部职方司郎中高镛在乡时“凡事干乡里利害者，辄侃侃言之（民国内江《高氏族谱·镛公传》）。”他曾帮助被诬陷为盗贼的黄市百姓二十余人洗清冤屈，为此内江士民在椑木镇关帝庙竖立“盛德碑”，以兹纪念。
除父子进士坊外，高氏家族在内江还有少司徒坊、重荣第坊、衣冠济美坊、科甲联芳坊等坊表，但沧海桑田，都已不存。父子进士坊大概是在民国时期修建成渝公路时连同乐贤门一起拆除，幸有百年旧影可以追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蜀中多才，内江多士。高氏一族正是内江才俊辈出，重视学养，诗书传家的一个缩影。春秋有孔子之师苌弘，唐朝开元年间有状元范金卿，宋朝有宰相赵雄、状元赵逵，明朝有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清朝有四川唯一状元——骆成骧。仅明朝两百多年间，内江贡献了一百余位进士，登科及第，人文蔚起，于蜀中罕见，坊间才有“富顺才子内江官”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