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长安三万里》历史真相:大唐的阶层跃升与诗人内卷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最爱历史的《《长安三万里》历史真相:大唐的阶层跃升与诗人内卷》,希望大家喜欢。
唐代诗人朱庆馀最有名的一首诗,曾经改变了他的命运。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乍一看,这首诗写的是新婚夫妻的甜蜜生活:新娘即将拜见家中长辈,在镜前梳妆,但不知道自己的妆容是否合适,于是娇羞地问新郎,我的眉毛画得如何?
实际上,这首诗叫《近试上张水部》,是朱庆馀在进士考试前写给大臣张籍的行卷诗。
什么叫行卷呢?
唐代科举考生在开考前,可以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赠给达官贵人,此即“行卷”。考生的诗文如果能得到肯定,便会被推荐给主考官。唐朝科举还未全面实行糊名制,考官会事先按照印象分,列成一个可供参考的“通榜”,这将影响之后的录取名单。
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正是一首成功的行卷诗,他将自己比喻为新娘,希望得到文坛前辈的认可。他行卷的对象水部员外郎张籍,是与韩愈齐名的文坛领袖,咖位高,人脉广。
张籍对朱庆馀的才华十分欣赏,当即回了一首诗: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人间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结果,朱庆馀果然考中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的进士。
这段文坛佳话的背后,是一个诗人内卷的时代。
01
自武则天大开制科后,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心驰神往。
科举考试在不断吸纳一般地主士人的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关陇贵族和功臣贵戚集团。
这一时期的科举,本质上是一次政治大洗牌。
武则天掌权后,先后任命的宰相中有20人为明经、进士出身,占其统治时期总数的一半左右。
到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科举出身的宰相人数达到三分之二,如宋璟、张九龄、陆象先、韩休等名臣,都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盛世之下,科举考生人数也更加庞大,如《通典》记载,“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录取率则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稍微简单些,“得第者十一二”。
唐玄宗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即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被正式确立下来。
如此一来,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诗人不仅考前行卷要用自己平时写的诗文,到了考场上,还要考诗赋。
南宋诗人严羽有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唐人之所以那么能写诗,就是因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唐代有一位学霸祖咏,留下了一首科举考场名诗,并入选现在的中小学课本。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这首《终南望馀雪》,是祖咏在开元十二年(724年)应试时所作的考场之作,描写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冬日黄昏、雪过初晴的景色。但全诗只有两韵,并不符合写“五言十二句”律诗的考试要求。
据《唐才子传》记载,祖咏是开元十二年进士,可见他的诗虽然格式不对,却凭借出色的艺术成就打动了当时的考官,得以金榜题名。
当有人问祖咏,为何只写四句,他回答道:“意已极之,不必画蛇添足。”寥寥几笔,尽显盛唐诗人的才气与不羁。
此外,与祖咏同为唐玄宗时期科举中第的诗人,还有被誉为“诗佛”的王维、“独以五言古胜场”的储光羲、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岑参、写“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崔颢等等。
每到秋冬之际,来自各地的举子与两都的国子监生相会于长安城。
成百上千的学子穿行于长安的街巷和里坊,一时“麻衣如雪,满于九衢”,每一位文士都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属于他们各自人生的长安三万里。
02
然而,唐代科举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方面,行卷破坏了科举应有的公平原则。对出身寒门、不善交际的考生来说,他们往往难以通过行卷来获得认可,行卷成功的仅是凤毛麟角,而那些家境优渥、人脉广阔的子弟更容易用行卷取得先机,干预考试,说白了,就是“走后门”。
开元年间,进士出身的太子校书郎王泠然上书宰相张说,指出:“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
但身为一代文宗的张说,对此也无能为力。
唐玄宗统治后期,宰相杨国忠之子杨暄有一年去参加明经考试,成绩不合格。当时,礼部侍郎达奚珣担任主考官,他看到杨暄的试卷答得一塌糊涂,知道这人肯定不学无术,又害怕杨国忠的权势,于是让儿子达奚抚去拜见杨国忠,探探口风。
杨国忠一看达奚抚过来,以为他是来告诉自己儿子高中的喜讯,不禁面露喜色。可达奚抚真是情商感人,他对杨国忠说:“家父让我来告诉相公,令郎考试不中程式,但家父也不便让他落第。”
杨国忠怒道:“吾儿生来富贵,还需要鼠辈来卖弄吗?”达奚抚吓了一大跳,赶紧跑回家汇报情况。达奚珣无奈之下,只好让杨暄的名字登榜。
另一方面,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导致很多士子不学诸子百家和儒家经典,将这些书放在角落“吃灰”,只埋头赋诗作文,历史知识匮乏,对时事没有了解,对政事缺乏经验(“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尽管进士及第的文士中也有不少优秀的实干型人才,但唐玄宗认为,文学之士太多,终究不利于朝廷的正常运作。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一场文学之士与吏干人才的较量摆上台面,争斗双方是唐玄宗倚重的两位大臣——张九龄与李林甫。
张九龄早年进士及第,几十载宦海沉浮,从一介校书郎干到了宰相,成为开元年间的名相。后来,唐玄宗任命官员,还时常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
李林甫不是科举出身,他本为唐朝宗室旁支,靠门荫入仕,为人工于心计,但又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曾奉命修订整理《开元新格》、《唐六典》等法典。
李林甫剧照。图源:影视剧照
这一年,唐玄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同时被提拔的,还有另一名大臣牛仙客。
牛仙客是边疆小吏出身,也没有参加科举,因军功累迁至地方大员,在当时属于“流外入流”的官员,有过人的从政能力。
张九龄对此次任命十分不满,上奏道:“自大唐开国以来,尚书之职只有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牛仙客曾是区区河湟使典,现在骤然身居清要之位,恐怕会让朝廷蒙羞。”
当听说唐玄宗要给牛仙客加封爵位,张九龄又说:“封爵历来是奖励有功之臣,牛仙客身为边将,充实仓库、修理器械都是他的本职工作,不足以论功。陛下赏赐金帛即可,不可封爵。”
唐玄宗只好保持沉默,等张九龄走后,李林甫蹦出来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张九龄不过是一书生,不识大体。”刚刚还在生闷气的唐玄宗一听,大悦。
第二天,唐玄宗再次提及此事,张九龄仍然反对。
唐玄宗发怒了,说:“你以为牛仙客没有门籍吗?你又是何门阀?”唐玄宗说的虽然是气话,但也表明他仍认为门荫入仕是出仕的正途之一,故而暗戳戳地讽刺科举出身的张九龄。
张九龄心平气和地答道,臣本岭南寒门,不如牛仙客生在中原,但臣已在中枢多年,牛本是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加以重用,恐怕难孚众望。
唐玄宗同时擢用门荫入仕和流外入流的官员,明显是在打击朝中科举出身的文学之士。
因此,张九龄反对无效,唐玄宗将其贬逐,坚持任用李林甫和牛仙客为相。
李林甫拜相,是吏干人才的全面胜利,以门荫入仕的李林甫和从流外入流的牛仙客为代表的官员,很快取代了以张九龄为首的科举士人在最高统治机构中的地位。
但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之徒,当上宰相后排除异己,阻塞言路,盛世的危机逐渐显现,在其当政期间,文学之士受到排斥,开元年间进士及第的文人,到天宝年间都难登高位。
朝政昏暗之际,一位诗人来到长安城,继续他苦涩的科举生涯。
他就是,杜甫。
03
用杜甫的话说,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于唐高宗年间进士及第。
杜甫从小就立志当家族的读书种子,青年时代的他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豪情万丈,志向远大,却很快遭到现实的毒打。
安史之乱前,杜甫至少经历过三次科举,耗费了他从青年到中年的时光。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24岁的杜甫第一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却名落孙山。
这一次落第并没有给杜甫带来太大打击,因为他还年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磨不灭的斗志。
此次落榜后,杜甫暂时告别考场,在齐赵之地度过了五年漫游山水的生活,所谓“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这与后来那个多愁善感的老杜截然相反。
这一时期,杜甫还遇到了他的偶像李白,以及另一位大器晚成的诗人高适,三人结伴同游,到梁宋之地“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玩得很嗨,结下深厚的友谊。
如果用一首诗来表现杜甫青年时代的气质,那便是他在齐鲁之地游玩时所作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开心快活数年后,杜甫年纪渐渐大了,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下诏开展一次制举考试,求通一艺者来京师,杜甫再次满怀壮志,进京赶考。
这一次,偏偏遇上李林甫上贺表,对唐玄宗进言“野无遗贤”,也就是说,人才都已在朝中,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
李林甫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为顾及面子,竟然真把这个奸相的话当回事。
此外,李林甫担心“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因而对考生们的诗赋心存芥蒂。结果,应考士子全部落榜,杜甫又没考上。
成都杜甫草堂。图源:摄图网
在这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后,杜甫已成了“35+”大龄青年,漂泊无依的他面对年龄焦虑,决定留在长安,继续奋战科场,便有了十年困守长安的苦闷生活。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他如此描述这段穷困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在此期间,杜甫第三次参加科举,得到的结果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是未能踏入仕途。
杜甫举进士不中,只好以诗文干谒王公大臣,十年间写了N篇求职信。曾经无比自信的他在诗中自称为“贱子”,表达科举落第后的失落情绪,并谦逊地表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他还曾上街卖药,寄食于亲友家,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困。
最后,困守长安十年的杜甫只得到一个勉强糊口的岗位——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也就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类似于门卫大爷。
好在有个铁饭碗,杜甫赶紧到奉先县,探望寄住在此的妻儿,将这一消息告诉家人。一到家中,“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原来小儿子已经饿死了。
转眼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得不与国家一同面临黑暗的命运。
在某种程度上,杜甫是唐代科举的一个失败例子,无论是干谒,还是考试,他都没成功,最后还不幸赶上了乱世。
但是,诗人不幸诗家幸。
参加科举的坎坷经历,让杜甫的文风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他自称为“野老”,十年间投诗干谒权贵,却时时关心民间疾苦,写诗批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
他的诗比科举士子的策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后人称之为“诗史”。
安史之乱后,杜甫被叛军俘虏,囚禁一年,逃出后投奔新君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后得罪皇帝,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即杜甫辞官入蜀的前一年,他与科举有了最后一次缘分。这一年,唐肃宗下诏命州府选拔人才,进京参加进士考试。
唐肃宗画像。图源:网络
当时,唐肃宗已经回到长安,但唐军和安史叛军仍在河南、河北一带交战,国家形势依然危急。杜甫参加此次选拔,作了《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他结合战乱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五个建议,包括战争中如何征收赋税以兼顾强兵、益民,以及解决民生劳弊、兵卒轮休等问题。
正如杜甫此前在《兵车行》一诗中传达征夫之苦时,发出的呼吁: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但是,杜甫的策问再度石沉大海。与功名无缘的他,不久后离开了帝国官场。
大唐也许没有眷顾杜甫,但杜甫不曾辜负大唐。
朝堂上的高官来来往往,长安城的士子麻衣似雪,但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杜甫。
04
进入中唐时期,面对国家衰败的局面,一些大臣针对科举考试,提出改革措施。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尚书左丞贾至等上疏条陈科举之弊,认为唐朝科举中最重要的两科,进士考诗赋,明经考帖经,都是“试之小道”,会导致“儒道不举”。
他们说,学生不认真学习经史,才会滋生乱臣贼子,遂使“臣贼其君,子弑其父”的罪行发生。由于安史之乱的教训近在眼前,杨绾等人就将锅甩给科举。
事实上,无论是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还是弑父夺位的安庆绪、史朝义,都和科举风马牛不相及。
杨绾、贾至等人认为,取士制度应该以儒家经义为主,所以希望停废进士、明经,改为由各县令、刺史推举考生,到尚书省考察经义、对策,使学生修德业、知廉耻、怀礼让、守忠信、行仁义,以此选出符合儒家思想的官员。
杨绾等人的想法充满了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他们觉得,只要改变人们的思想面貌,就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其重视儒家经义的主张,也与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不谋而合。
但是,中晚唐时期,以进士科为主的科举考试已经深入人心。尽管唐朝也试着做过“进士论议,不试诗赋”的改革,但都不久即搁置。直到唐末,诗赋都是进士考试的一个主要项目。
新一代的文学之士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之中有的人像杜甫一样不走运,也有的人平步青云,一展抱负。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自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也就是说,同年登第的人中他最年轻。
唐代有一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30岁考中明经,已经太晚了,50岁考中进士,却还算年轻。
明经这玩意儿考帖经、墨义,主要是是靠死记硬背,而且录取名额多。进士就难考多了,考试以诗赋为主,录取率极低,有时考生多达数千人,上榜者却不过二三十名。
白居易显然是人生赢家,不到三十岁就已考中进士。
但是,白居易的才华也非天赐,而是多年勤奋苦读的成果。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时辗转各地四处谋生,在兵荒马乱中艰难成长。他在考中进士前,曾在诗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他在给好友元稹的信中说过,自己为了考中进士,白天练写赋,晚上学书法,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字写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茧,身体未老先衰,发白齿落,视力严重下降。
白居易行卷的故事也常为人津津乐道。
刚进京时,文学青年白居易先去拜见文坛前辈顾况,向对方恭敬地呈上自己的诗文。
顾况当时没听说过白居易,看到其名字,幽默地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长安是大唐的一线城市,物价超高,一个地方来的小青年,要在这里立足可不容易,居大不易啊!
等到翻开卷轴,读了白居易的诗后,顾况才知道自己多虑了。据说,第一首诗就是选入小学课本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顾况改口道:“有这样的诗句,居天下又有何难,老夫刚刚只是戏言。”此后,小白勇敢飞,老顾永相随,顾况凭借自己的文坛地位,为新人白居易打call,助其出道。
白居易画像。图源:网络
贞元年间,另一位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寒士是韩愈,他可说是幸运版的“杜甫”。
韩愈年少时颠沛流离,自称 “家贫不足以自活”,从贞元三年至五年,他连续参加三次进士科考试,都没有考上。此后,韩愈“投文公卿间”,渐渐博得京城达官贵人的青睐。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考试,才考中进士。这段时间,韩愈通过向人借钱,才勉强维持生活,他说:“在京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日。”
在唐代,仅仅考进士不能授官,还要通过吏部铨试才能正式入仕。遗憾的是,韩愈未能被吏部录用,他只好继续京漂生活,又考了四年,仍未能做官,无奈之下出任地方节度使的属官,几年后才通过铨选。
即便是如韩愈这样意志坚定的牛人,也曾抱怨道:“我只想当个芝麻大的小官,却成了奢望,连一亩之地的官舍,都难以追求。”
他的科举经历就像杜甫一样曲折,好在苦尽甘来。历经数十年的努力,韩愈终于官居高位,成为文坛泰斗,也是年轻士子们行卷的对象。
韩愈在科举之路上吃了不少苦,成名后乐于引致后进,常常热情地接待前来拜见的士子。进京的考生“多有投书请谒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
韩愈画像。图源:网络
05
说起唐代科举题材的诗,不得不提中唐诗人孟郊写下的名篇《登科后》。
孟郊一生穷困潦倒,年近半百才考中进士,难掩内心的激动,与同年们轻快地骑马游遍长安: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然而,更多的考生只能屡败屡战,直至终老于科场。
唐德宗在位时,有个叫宋济的老考生考了好多年都没考上。
每次考场作诗,宋济如果发挥不好,没有按照试题要求掌握好韵律,就会拍着胸口说:“宋五又坦率(粗心)矣!”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长安人都知道。
后来,老宋经过多次落第,终于考上了。唐德宗见他后,先问一句:“宋五坦率否?”这位考生,也算是靠落榜火出圈了。
唐朝灭亡前夕,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4年),朝廷还煞有其事地搞了一个“五老榜”。
唐昭宗直接下达诏令,说“念尔登科之际,已过致仕之年”,有的人考上时都到退休年龄了,就让这些多次落第的大龄考生金榜题名,以示皇帝开恩。
这一年,5个年过七旬的老汉靠着唐昭宗钦定的“降分录取”同榜及第。他们的命运恰似陨落的大唐帝国,早已老态龙钟。
诗人为何执着于科举,甚至忍受多年的艰苦生活,去追求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他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他们必须要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实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而这种理想和价值,往往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或者说,通过政治途径、通过政治抱负的实现,往往最容易达成他们的理想和价值。
晚唐时,有人在议论科举制度时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太宗是唐朝初年发展科举的重要推手,从那时起,唐朝用科举笼络士大夫,给下层文人提供上进的途径,也将天下英才困于无形的牢笼之中,很多人为此劳碌一生,甚至一无所获。
然而,当王朝衰落时,也会出现不甘沉沦的破局者。
图源:图虫创意
晚唐时,盐商出身的黄巢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
唐朝前期,有“工商之家,不得予于士”的规定,工商子弟不得参加科举。但到唐朝后期,应举者的身份限制已经放松很多,不仅农家人可以应举,工商子弟和州县胥吏也有应举及第者。
黄巢却没有考上,一气之下,他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用菊花来比喻自己,想象有一天百花凋谢,他将如菊花一样傲霜怒放,香气传遍长安: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假如黄巢生在盛唐,他离开京城后,也许会继续当一个盐贩子,赚得盆满钵满,安度晚年。
可黄巢生在唐朝末年,他看到唐王朝日薄西山,因此唤醒了野心,成为点燃末日的一把火。
黄巢起义后,大唐王朝吊着一口气,诗人内卷的唐朝科举渐渐落下帷幕。
参考文献:
[唐]杜佑:《通典》, 中华书局,1988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中华书局,2022年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 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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