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史说新语的《从滇西地区墓葬形制的变迁中，看汉晋时期器物器型，是怎样演变的》，希望大家喜欢。

滇西地区位于云南西部，主要由滇西高原和滇西横断山区两部分组成，这里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族群众多，长期以来文化的地域色彩较为浓厚。

汉晋时期作为滇西地区历史进程中一个关键转折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滇西地区从原史时期过渡到历史时期。

由之前的西南夷组成部分演变为中央王朝的地方政区，文化面貌也由之前的地方土著青铜文化逐步向汉文化转变。

而这一重要的发展过程缺乏文献资料记载，即使有一部分，其中有的可能还带有偏见，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也限制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了解。

随着建国以来汉晋时期考古材料的丰富与积累，为了解汉晋时期的社会状况奠定了重要基础。

滇西地区虽也发现了一些遗址，但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说，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和汉文化遗存均以墓葬为主。

因此这种社会状况、文化面貌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汉晋时期的墓葬上，如墓葬形制由土坑墓、石构墓等转变为砖石室墓，还有随之陪葬器物的变化等等。

从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墓葬材料入手，借助当前已经发表的相关考古发掘资料，从墓葬形制的变迁、器物器型的演变，加上文献记载的佐证，来对社会文化变迁、历史背景、族属等问题进行分析。

初步从考古学上来加以认识滇西地区为何拥有如此多类型的墓葬及其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背景。

一、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发现与发掘

云南的考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少，20世纪20到40年代，卫聚贤、贾兰坡、吴金鼎、曾昭燏、万斯年等学者以及一些外国考察队曾在云南一带开展过考古调查，有的还进行了发掘。

其中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就发生在滇西地区，1938年吴金鼎、曾昭燏等在苍山洱海之际发掘史前及南诏大理时期遗址，开云南科学考古发掘之先河，并出版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

这也是云南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但有关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基本未见。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了考古人才，建立了考古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从20世纪中期以来，汉晋时期的考古获得重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汉晋时期的墓葬，而滇西地区就是墓葬发现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且由于滇西地区的山脉、水系分布等地理环境，相较于滇中湖泊盆地，其考古学文化面貌有着自身的特点。

这里的滇西地区主要指云南省西部大理州、保山市一带，其大致以洱海为中心，北到大理州剑川一带，向东以楚雄州姚安县为界，南达保山市的龙陵县、施甸县一带，西抵中缅边境的这一区域。

在这一区域内已发掘的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因为文化属性不同，有土著青铜文化墓葬和汉文化墓葬两类。

土著青铜文化墓葬限于资料和认识，相当一部分墓葬的年代问题存在争议，部分墓葬的年代可早到战国时期。

自中原王朝经略西南地区以来，在中原王朝势力的推进下逐渐被辟为州郡、受到汉文化的浸润，留下了众多文化面貌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汉文化墓葬。

二、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形制与随葬器物

对于墓葬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依据的标准不同，如按照墓主身份等级分，按照墓葬结构分，按照墓内空间变化分，按照墓葬平面形状分等。

按照墓葬建筑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滇西地区的汉晋时期墓葬分成土坑墓、石构墓、瓮棺葬和火葬墓、砖石室墓几种。

土坑墓是滇西地区最常见的汉晋时期墓葬种类之一。其建筑方法是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挖墓室，然后在墓室内构筑或安置棺椁，有的有椁有棺，有的有棺无椁，有的无椁无棺。滇西地区土坑墓目前发掘的均未发现墓道存在。

石构墓在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广泛存在，时代早晚、文化内涵和形态特征各不相同，因此研究者对其定名也不一致。

在滇西地区称为石棺墓、石棺葬、大石墓等，这些不同的称谓主要是因各自依据的标准不同。

在此主要参考叶成勇对石构墓的定名，石构墓是相对于当地土坑墓而言的，其基本形制是以石围成墓的四壁，构成石框，只要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就可称为石构墓。

墓坑为竖穴圆坑，平面近圆形。在竖穴圆坑内，以陶瓮、陶罐、陶釜等为葬具，埋葬死者。

在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中只有在鳌凤山发现瓮棺墓34座、火葬墓91座，在大甸山发现瓮棺墓1座。此类墓葬叠压于土坑墓之上，晚于土坑墓。

砖石室墓也是滇西地区最常见的墓葬类别之一，尤其是东汉魏晋时期。砖石室墓也是在地面向下挖出土坑，在底部铺砖或铺石，接着用砖、石砌壁，墓顶采用砖、石砌筑拱顶或券顶。

墓葬的结构基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一些墓葬带耳室和排水沟等。地上有封土堆，只是有的不存。

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中随葬器物种类多、数量大，按照质地可以划分为陶器、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瓷器等。

陶器主要包括罐、釜、瓮、俑、模型等器物；铜器主要有剑、矛、戈、斧钺、锄、镯等；铁器有矛、削、剑、镯等。

由于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文化属性分类显著，墓葬中绝大多数土坑墓、石构墓及其随葬器物明显具有地域性特征，故将随葬器物分为甲、乙两组分析。

甲组为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器物，乙组为汉文化器物。主要选择较为典型的器物进行类型学研究。

对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分期，主要是基于对该地区这一时期墓葬的类型学研究，加之墓葬本身的年代进行的，但是对于没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就无法按年代分期。

因此，要对这些墓葬进行分期就必须先确定那些没有纪年墓葬的大致时代。

土坑墓、石构墓为滇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墓葬的主要构成，相比于砖（石）室墓，因其无文字材料出土，在年代上存在较大争议，要对这一时期墓葬进行分期研究。

最重要的是根据对墓葬形制的划分、随葬品的典型器物及组合特征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先对土坑墓、石构墓构成的滇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墓葬时代做一个大致的推断。

在滇西地区土坑墓和石构墓中，因无文字资料，有墓葬时代存在争议，其中以祥云大波那墓地1964M1最为关键。

从形制、器物的特征出发，1964M1在最初的发掘报告中认为最早不超过西汉中期，大约与石寨山III、IV类型墓葬同时，也就是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

滇西地区汉晋时期的砖室墓、砖石混筑墓、石室墓可分为纪年墓和无纪年墓两大类。

纪年墓的断代，基本上是根据墓葬自身出土的纪年铭文砖，再辅以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等。

发掘者将大理凤仪镇新村墓年代断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因其几无器物出土，其具体时代难以进行精确推断。

但从墓葬形制上来看，该墓系纯石室墓，云南地区发掘的完全用石块建造的石室墓，时代多在西晋以后。

从墓室和封门外设有完整的排水系统来看，则为南京、四川等地南朝墓葬结构的重要特点。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进一步推断这座墓为西晋以后，可能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从无纪年墓的情况来看，时间段有所差别，上限比纪年材料的墓葬稍晚，只到东汉中晚期；下限也稍晚，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

滇西地区砖石室墓的分期也与云南地区砖石室墓的发展演变相符，依照孙太初先生对“梁堆”墓的研究，认为其可分三种类型。

I型墓为纯砖室结构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II型墓为长方型砖石混合结构墓，时代在东汉至晋；III型墓为覆斗形纯石室墓，东晋时期最为流行。

总的发展趋势就是从纯砖室结构到纯石室结构。在滇西地区砖石室墓分期中，第一期虽定为东汉到蜀汉时期，但东汉早期的仅有一例，其他的都为东汉中晚期和蜀汉时期的。

在西汉时期，以铜器、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的铜铁合制器、铁器和玉石器等；在东汉及其以后，以陶器为主，其次为铜器、铁器、锡器等金属器。

三、墓葬演变的相关历史背景

滇西地区位于云南西部，这里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族群众多，长期以来文化的地域色彩较为浓厚。

在汉晋时期，滇西地区的文化面貌从整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中原王朝开发前以土著青铜文化为主，为西南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王朝逐渐开发后以汉文化为主或汉夷交织融合。

这种文化面貌的变化显著体现在墓葬演变之上。通过对各类墓葬形制、各种出土器物特征和组合的分析，可以发现到东汉，滇西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集中表现为汉文化的大量进入，这一变化的历史背景正是东汉以来汉王朝逐渐加强了对滇西地区的经略，而在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了墓葬墓主、社会经济生活等的区别。

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在云南地区的统治开发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汉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存在明显的区域上的不平衡，其在汉武帝开西南夷及以后，统治的重心主要在云南包括滇池周边地区在内的云南东部一带，其他地区包括滇西地区在内的统治较为薄弱。

从考古发现就可以看出，早期汉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云南东部，特别是一些自然环境良好、地理位置重要的盆地和河谷地带，如滇东北的昭鲁盆地、滇池地区等地形开阔的高原坝子等，滇西地区目前尚未发现西汉时期的汉式墓葬。

这种情况多少反映出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在滇西地区虽设立了一些行政机构，但统治较为薄弱，或仅是象征性地建立了一些据点，并未进行有效的治理，亦无大规模的汉人进人。

而对比东汉时期，滇西地区发现大量的汉文化墓葬，无疑表面在东汉时期中原王朝加强了对滇西地区的治理与控制。

就文献记载来说，西汉王朝在滇西地区进行具体治理活动的记载几乎不见，多是关于土著族群造反及汉王朝派兵镇压之类的事件。

自唐蒙开始的最早对西南夷的经略，虽未涉及到滇西地区，但也开始了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序幕，加上其后唐蒙、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继续开发，对建立汉王朝与西南夷的联系、为之后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开通道路、设立郡县奠定了基础。

在文献记载中，汉王朝与滇西地区的联系，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从西域归来，便向汉武帝言在大夏看到过蜀布、邛竹杖，经过了解，是从身毒辗转而来的。

其认为商人能够从蜀地经过西南夷地区前往身毒，道路近便，有利无害，极力建言武帝开通。

汉武帝遂派人到西南夷寻找前往身毒国的道路，但这次尝试并没有成功。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在《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中也记载，昆明之属“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控制通往身毒道路、杀掠汉使，阻绝汉王朝打通前往身毒道路的昆明就是当时滇西地区的主要土著族群。

滇西地区的土著族群是指西南夷中分布于今滇西地区的族群，适用于西南夷存在的青铜文化时期。

文献记载中的滇西地区土著族群，在前文梳理的文献记载中汉王朝对滇西地区的经略过程中，已经得到体现，诸如嶲、昆明等。

滇西地区土著族群作为西南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川西、滇东、黔西等西南夷地区一样，在西汉以前，关于这些地区的族群情况几乎没有记载。

直到西汉中期，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他们的族群名称和活动情况才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西南夷的族类虽然相当繁多，包括夜郎、滇、邛都、昆明、嶲、徙、筰都、冉駹、白马等。

在其后的《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等文献补充记载了滇越、哀牢、句町、漏卧、白狼、盘木等。

参考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和生活习俗等情况将当时西南夷笼统的分为三种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族群。

一是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定居族群，二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族群，三是其俗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群。

根据族群的活动区域来看，滇西地区土著族群应以第二类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游牧族群为主，从考古发现来看，可能还包括了个别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

根据地望，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土著青铜文化的族群应是昆明和嶲。至于昆明和嶲虽然文化形态相近。

但既然二者名称不同，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可见嶲的活动范围相对于昆明可能偏北，当然，二者分布地域广阔，可能存在交错分布的状态。

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土著青铜文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另一方面，存在的差别也不应被忽视。

最显著的差异为墓葬的构筑方式不同，可分为土坑墓和石构墓，土坑墓还有木棺、木椁、铜棺等葬具。

只是在丧葬习俗方面，又存在趋同，在土坑墓之中，可辨识的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二次葬等；在石构墓中，可辨识的葬式也包括了仰身直肢葬、二次葬。

其次，随葬器物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一些墓葬常见铜锄等农具，但土坑墓、石构墓二者都有包括。

这种文化面貌复杂多样的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云南复杂的地理条件造就的，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同一个族群散居各地，可能分为了多个小的部族，在文化特征、内涵方面往往存有差异。

因此，我们无法从墓葬的构筑方式、丧葬习俗及随葬器物等现有材料直接认定土坑墓、石构墓分别属于昆明、嶲之中哪一者的遗存，只能在地望上加以推断其可能性。

关于西汉以后滇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砖石室墓不是普通人的墓葬，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人士的墓葬，分析探讨的也只局限于这些人群。

随葬器物组合方面，滇西地区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有陶房屋建筑模型、水田模型、陶俑、陶灶、陶仓、陶井、铜案和罐、盆、钵等，这些都是南方东汉墓中常见的器物，体现有土著文化的特殊随葬器物极为罕见。

同为定居生活。在大理大展屯、下关城北、下关鸡足山路、喜洲弘圭山、保山汉庄乡墓地都发现有房屋建筑模型，在房屋模型上还附有各样陶俑。

只是大理下关城北墓葬出土“干栏式”房屋建筑模型带有土著文化遗风。在下关城北、保山汉庄乡墓地出有陶质灶、井模型，都在说明当时过着定居生活。

陶房屋建筑模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大地主庄园经济在滇西地区的渗透和发展。

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灌溉的发展，在出土文物中也可看出。大理大展屯农田模型1件、大理下关城北池塘模型1件、大理喜洲弘圭山水田模型1件。

虽然在报告中名称有所差异，但从器物构造及文字描述来看，都是一种水田模型，模型分两部分，一半为农田，一半为水塘。

隔梁中部留有出水漕孔，使水能灌入田中，农田一般用泥条分隔成数块田块，水塘一般置有捏塑的荷花、田螺、水鸭等水中动植物。

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农田和水利设施相互配套的场景。在贵州兴义、兴仁东汉墓中，也出土了相似的水田模型，

发掘者认为这种水利模型与陕西汉中出土的汉代陂地模型虽形异而内容相同，可以认为这是当时中原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农田水利措施传入的例证。

结语：

滇西地区地处云贵高原西部及横断山脉南端，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族群众多，该区域的文化长期以来地域色彩较为浓厚。

而汉晋时期是滇西地区古代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整理，可以发现正是在这个时期，滇西地区从原史时期过渡到历史时期。

由之前西南夷的一个组成部分演变为中原王朝的一个地方政区。这种对比鲜明的反映在了这一时期的墓葬之上。

滇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发展的趋势是由土坑墓、石构墓转变为砖石室墓，在东汉时期存在火葬墓和瓮棺墓与砖石室墓并存阶段。

而随葬器物的组合经历了由以铜质兵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动物模型等为主向陶质仓、井、灶、水田、房、俑、六畜等为主的模型明器的转变。

这些随葬器物，充分反映出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更多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而这一变化的历史背景正是东汉以来汉王朝逐渐加强了对滇西地区的经略，相比于西汉王朝的薄弱统治，东汉王朝不仅加强了对滇西地区的控制和治理。

也在不断交往中，因汉文化的大量进入，促成了滇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削弱，逐渐演变为夷汉文化交织融合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