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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忠义军”的真相:一段鲜为人知的正史

时间:2023-08-01 10:36:12来源:最爱历史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最爱历史的《“忠义军”的真相:一段鲜为人知的正史》,希望大家喜欢。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还魂记》,是一部奇幻爱情大作: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伤情而死,化作一缕魂魄与心上人相恋,最后起死回生,与心上人成亲。

然而,汤显祖觉得奇幻加爱情两大元素还是不够,于是花了很多笔墨来勾勒历史的副线。他将杜丽娘的故事放在宋金战争的背景之下,并加入了一对强盗夫妇的角色——李全与杨娘娘。

剧作中,金主完颜亮挥戈南下,准备吞并南宋。活跃在山东、淮海一带的李全夫妇,是俩墙头草。他俩本来参加抗金的忠义军,又叛宋投敌,成为金人的鹰犬。形势不对了,立马归降南边,拿了银子就乘船出海,逍遥快活地做了海贼。

这几出戏写得特别精彩,却与史实相差甚远。历史上真有李全、杨娘娘二人。但是,二人生活的时代是南宋末年,金人岌岌可危,蒙古人虎视眈眈。他们崛起于山东、淮海一带,带领义军投奔宋朝,抗击金人。他们没有降金,而是投靠了蒙古人。他们的结局也不相符,李全向宋廷出兵,结果战死;杨娘娘则做了蒙古人的行省。

那么问题来了,汤显祖是一个学问广博的作家,他为什么无视史实,如此改编呢?

宋代以来,每当中国受到异族的威胁,人们心中的华夷之分就会变得非常强烈。汤显祖生活的明朝,虽然没有像宋朝一样不经打,但异族的威胁始终存在。当时令明廷比较头痛的是“南倭北虏”,即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胡虏的袭击。

恰好,历史上的李全夫妇是反复无常的“骑墙派”。无论是《宋史》,还是《元史》,他们都被列入了《叛臣传》。在焦虑的时代氛围下,汤显祖选中李全夫妇,实际上是想要讽刺一些投敌卖国的小人。

艺术是主观的、审美的,它要求满足观众内心的某种情绪。而历史是复杂的、客观的,它要求在丰富的资料中找到一种“近真”的真实。

回到历史的场域,我们会发现李全夫妇的面孔颇为复杂,他们在宋人、女真人、蒙古人相互拉扯的背景下崛起、摇摆、身死,夷夏之争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

汤显祖。图源:网络

01

十三世纪初的山东,沦为了人间炼狱。

1206年,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为了给金朝制造混乱,宋廷在山东招纳亡命之徒,煽动他们劫掠乡里、刺探军情。可是,北伐的宋军屡屡败绩,宋廷为了求和不得不杀了韩侂胄。在山东作乱的密探和亡命之徒,只好隐匿起来,等待时机。

在宋金交战之际,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战争的阴云在漠北酝酿。1211年,蒙古骑兵南下,在野狐岭大败四十万金军,深入金中都一带。蒙古大军以掠夺为战术,攻下城邑后大肆杀掠,接着立马离去,所到之处尽皆沦为废墟。史称:“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

金军的抵抗日渐衰弱,阴云遮蔽的地方逐渐扩大:中都、辽东、河北、山西、山东……1214年,金宣宗迁都汴京,整个黄河以北都沦于蒙古人的铁骑之下。

蒙古人的南侵和洗劫,致使山东社会陷入真空,齐鲁大地呈现一幅蛮荒的图景:活下来的百姓为躲兵灾,纷纷躲到山崮和海岛之中;强悍者自相团结、组织武力,以求自保;华北的汉人密探趁机煽动豪强,揭竿起义;金人的长官纷纷被杀,行政秩序崩溃。这是一个盗贼、间谍、豪强横行霸道的世界。

宋、蒙、金三国形势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这种情况下,一群名为“红袄军”的地方武装兴起,他们不相统属,以劫掠乡里,洗劫官府为生。这其中,两杆“大枪”横空出世。

一杆枪名叫李全。他出身农家,以贩牛马为业,后又当了屠夫。李全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好汉”,任侠急义,结交了不少道上的朋友。一杆铁枪使得出神入化,被人唤作“李铁枪”。乱世到来,他借机起事,以武力谋求一条生路。

另一杆枪则是杨妙真。她自小习武,尤为擅长“梨花枪”,为人机警,颇有号召力。

她的胞兄杨安儿是一个职业强盗,先前因抢劫被捕,金人看中他的强悍,派他到河北抗击蒙古军。杨安儿临阵逃脱,回到山东,打出了“反金”的旗帜。此后,队伍不断扩大,最多时可达数十万。这支红袄军部众虽多,战斗力却不高,在金人镇压之下,杨安儿战败身死。杨安儿死后,这支红袄军群龙无首,众人推举武力超群的杨妙真为首领,称其为“姑姑”。杨妙真收集溃众,撤退至磨旗山。没过多久,李全率部来投奔,两人在此地相遇并结婚。

正史里说:“(李)全以其众附,杨氏通焉,遂嫁之。”二人结婚之前,是经过一番比武较量的。《大金国志》记载:“(杨妙真)能飞马植枪,深入一尺,令(李)全飞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马屈服,遂为夫妇。”

杨李二人结婚、合军,使得杨系红袄军立刻扭转了颓势。在李全的带领下,这支军队向金军展开轮番进攻,连战连捷,成为山东叛金势力最大的一支。

不过,李、杨二人不得不面临一个困境:军中无粮。蒙古的入侵、金人的压迫,使得百姓南逃,农田荒废,粮荒极为严重。山里虽然塞满了劫掠而来的财宝,可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偶尔有一两个南方来的走私者运来粮食,不过是杯水车薪。

有人借走私者搭上了南宋朝廷的桥,获取了粮食,这让李全夫妇不由得心生羡慕。

杨安儿的身死才过去不久,金人、蒙古人杀戮汉人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再加上粮食的诱惑,李全夫妇决定归附宋朝。

同为汉人,应该能竭诚合作。或许,这个时候,是他们心中对华夷之分认可度最高的时刻。

02

然而,宋廷的心思并非这么简单。

南宋君臣目睹了金人在蒙古的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景象,心中又惊又怕。不过,一向软弱苟安的他们不敢搞大动作。主政的宰相史弥远虽然中止了孝敬金朝的岁币,但依然坚守和约,不肯接纳南逃的汉人,甚至剿杀过界的百姓。

对于李全等人,史弥远也不敢公开招揽,只能暗中赋予他们“忠义军”的名号,提供一万五千人的军粮,名曰“忠义粮”。于是,山东豪杰纷纷南渡涟水,却只能拥挤在淮北的楚州一带,成为一方巨大的势力。

双方的合作虽然以“忠义”之名,但一开始就充斥了利益的考量。

1217年,金朝趁成吉思汗西征之机,决定找宋朝这个软柿子捏一捏。金人分三路南下,两淮是其中一个战场。宋人很快战败,于是便想要谋和,这让“忠义军”不得不心生疑虑,因为宋金一旦议和,那么“忠义军”只能坐等金人上门剿灭。于是,义军蜂拥南下避难,几成祸乱。

就在这时,一个叫贾涉的人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其实有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身份:贾似道的父亲。

他在危急时刻调遣“忠义军”驰援宋军,袭击金军的后方。临时工变成了正式编制,义军的热情立马上扬。由于忠义军奋勇杀敌,两淮各地的危局全都解除。李全在涡口与化陂湖两战,大败金军主力,俘获金将数人。这是两淮战场最具决定性的一战,自此之后,“金人不敢窥淮东者六七年”。

战后,贾涉被任命为淮东制置使,成为宋廷在淮东的最高长官。李全成了义军的领袖,官路一直高升,杨妙真也受到南宋政府恩封。面对金人的招揽,李全说:“宁做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至少在此时,李全是真心归宋的。

宋廷与忠义军的合作进入了蜜月期。宋人称李全:“边境有急,辄为先锋,功不可掩。”忠义军冲锋陷阵,为宋廷开拓了山东、河朔之地。李全劝降金朝的青州守官张林,举山东七十余城,尽皆归于宋朝。难怪金人说:“宋廷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

不过在贾涉眼中,义军终究不是自己人,这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宋人的想法。贾涉认为,李全等人不过是一群趁乱图利的土匪,“饥则噬人,饱则用命”。他便以粮食为制衡、以高官厚爵为笼络,把忠义军作为工具人一般支使。出于对义军的敌意,只要有机会,贾涉便会分化忠义军,从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并且派遣正规军进行监视、排挤。

难怪王夫之说:“宋本不孤,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李全是在战火洗劫过的炼狱中杀出来的,他的求生意识尤为强烈,凡事都会以利害为驱使。宋人善待他,他就能竭尽全力,为宋效命;可是,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比如宋人对其防备、金朝放松对他的剿灭,他发展个人势力的念头就会不断膨胀。

从某种程度上说,贾涉的防备和李全的异心是两道相互缠绕的绳索,贾涉越防备,李全的异心就越大,李全的异心越大,贾涉就越加防备,最后形成一道死结。

1223年,贾涉出郊进行劝农仪式,在回楚州途中,忠义军的部下拦住了车驾,进行示威。当时,李全远在山东青州,留下了夫人杨妙真坐镇楚州。杨妙真听闻之后,立刻出门,假装斥骂拦路的忠义军,贾涉才得以进入城内。

没过多久,身心俱疲的贾涉病倒了,他向朝廷上书辞职,随后奔赴临安,还没有见到皇上,他就病死了。而李全继续在淮海一带吞并异己,扩充实力。

宋廷驾驭忠义军的努力付诸东流。

贾涉提倡利用义军,却坚持分化政策。图源:网络

03

贾涉之后,宋廷又换了好几任坐淮大员,淮海的形势却不见好转。

1223年,强硬派官员许国到达楚州。当时李全出征在外,杨妙真出城迎接,许国推辞不见。后来,他当着所有山东人士的面,把北军贬低得一无是处。只要南军和北军有所争论,他无一例外偏袒南军。

之后,许国调集淮西和淮东的马步军十三万人,“大阅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这样的示威只会激起了李全部众的反抗,他们在一天早晨,射伤许国,杀其全家和部分官兵,纵兵抢掠。许国南逃,半途自缢身亡。

这次兵变最后被李全“制止”,他从前线回到楚州,象征性杀了几个人,上报宋廷,请求降罪。宋廷眼见抑制不成,就改为拉拢纵容,给予李全更多的粮食。新帅徐晞稷上任楚州,只会委曲求全,却无法弥合彼此之间的裂缝。

宋廷与忠义军已经同床异梦,鉴于形势不好决裂,只能暗中互相防范。

1226年,蒙古骑兵再度南侵,李全率军与其交战,但被其击败,困于青州。消息传到南方之后,宋廷立刻变脸,以刘琸接替徐晞稷,行镇压之策。此时,李全留在楚州城内的军队只有三千人,李系忠义军的几十万家属、难民如同待宰的羔羊。

当时,楚州城盛传李全战死,杨妙真及其忠义军一片恐慌。刘琸联合另一个忠义军首领夏全,陈兵威胁楚州的“北军”,限他们三日出城。可是一旦出城,身上的武器、金银都要被搜刮走,必然会遭到屠杀。

危难之际,杨妙真使了一出美人离间计。他派人对夏全说:将军难道不是山东人吗?人言兔死狐悲,李家倒了,夏氏还能苟活多久?夏全只是同意,并无动作。

于是,杨妙真盛装打扮一番,来到夏全面前,不无乞求地说道:人们都说全哥死了,我只是一个妇人,靠自己活不下去。如今只能以你为丈夫,府中的子弟、金银财宝、兵器粮草都归你。希望你能够接受,这是妾身最大的诚意了。

夏全一见美人,心有所动,再想到李全的大半生积蓄都归自己,怎么能不欢喜呢?他大摆筵席,与杨妙真所部转仇为好,联合在一起图谋刘琸。

很快,夏全倒戈,楚州城大乱,宋军抵挡不住,只有刘琸一人逃了出来。夏全想要回城之际,发现城墙之上都是杨妙真的人,拒绝他入城,他才明白被骗了。于是,夏全劫掠了一番,狼狈地投降金朝去了。

杨妙真可谓一箭三雕,既赶走了刘琸,挤走了夏全,还保全了她本人及其忠义军。有她的坐镇,李全不必太过担心后方,就连朝廷新派来的淮东制置使姚翀也只能地看她的脸色行事。

坐淮大员从贾涉、许国、徐晞稷、刘琸到姚翀走马观灯般多次更替,却始终不能让淮海局势好转。宋廷的政策始终都是矛盾的:一方面要利用忠义军收复故地,一方面又对他们猜疑打击,打击时做不到雷厉风行,失败之后又只会骄纵,致使忠义军心中既无“忠义”,实力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宋朝一连串的镇压动作,让李全心生反感,他在前线与敌交战,却没想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这时候,金人使者立马过来,以“淮南王”招揽李全。李全的态度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他说:我曾经的部下在你朝当王,那么我的待遇又应该是如何呢?

民族大义已不重要,如今的他只在意现实的利益和权势的大小。

李全在青州被围困了一年,损兵折将,粮草告罄,向南望去,看不到援军的身影。于是,他投降蒙古。

宋廷对付山东忠义军举措失当,主政的史弥远难辞其咎。图源:网络

04

1227年,宋廷不再供应“忠义粮”,以对付嚣张跋扈的“忠义军”。

在生存压力的驱迫下,忠义军内部分裂。五位将领为换取南宋政府的钱粮,决定灭掉杨妙真。于是,他们率兵围攻杨妙真家,诛杀李全亲眷,双方相搏死亡数百人。他们杀死一妇人,以为是杨妙真,函首送往京城。但其实妇人是李全次妻刘氏,杨妙真逃过一劫。

李全在青州听闻此事之后,跑到蒙古大将的帐前,请求南归。蒙古人不许,李全直接割断一根手指,表明自己的忠心。蒙古人觉得杀掉李全不利于统治山东,干脆让他专制山东,每年贡献金币即可。随后,李全杀回了楚州,进行了一连串残酷的清算报复,算是坐稳了自己淮海一霸的地位。

李全南归之后,并没有完成公开叛宋的承诺,也没有按期北上觐见蒙古宫廷。他一面在山东积极经营,大量招募南北人士,购买战马,打造战舰,炫耀武力;一面和宋廷通使,要求供给粮草。

这是他的战略:摇摆于三国之间,以保证一个独立的地位。

他教唆宋臣张国明向朝廷说:“李相公英略绝伦,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与增钱粮,使当边境。”言下之意就是,李全绝不叛宋,但坐地为王,要钱要粮。宋朝吃不准李全的心思,只能封他为节度使,期望他释兵。

李全把软弱的宋朝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缺粮就派遣战舰巡游嘉兴,缺钱就强占淮东盐场,正如他自己所言:“朝廷待我如小儿,啼则与果。”

1230年,李全正式叛宋,发兵占据盐城。史弥远知道之后,为了不激起兵变,一意讨好,甚至还要赐予可免死罪的“誓书铁券”,以安李全之心。这种姑息养奸的策略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宋理宗下诏令削夺李全官爵、停发钱粮,并且调兵遣将迎战叛逆。双方在扬州一带展开激战。

宋理宗。图源:网络

仔细分析李全的言行,他应该不想与宋朝彻底决裂,南下一事是为了索取更多的利益。但他终究还是低估了南宋的实力。1231年正月十五,李全凭恃武力轻出迎敌,在扬州城外的新塘被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南宋趁机挥师北上,直逼楚州。“忠义军”余众推举杨妙真主持大局,依旧不能逆转颓势。憋屈已久的宋军,势如破竹,只要看见北人就疯狂屠戮,史称“无老幼皆杀之,烧砦栅万余家,腥焰蔽天”。

这时候,人心思变,杨妙真对蠢蠢欲叛的部下说: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今日大势已去,你们这些没投降的人,是因为我在这里。杀我降宋,你们必不忍心,不杀我,宋人必不纳降。你们就和朝廷说,本想杀我投降,但被我发现,于是把我驱逐回了山东。大家都称是,忠义军就此分裂。

为了复仇,杨妙真率领一支最嫡系的部队杀回了楚州,屡战屡败,大概坚持了一两年,最后还是回到了山东。

05

1233年,杨妙真觐见窝阔台可汗。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她继承了亡夫李全“山东行省”的职位,保全了自家的地盘。

形势变了。首先是和平的到来,自李全投降蒙古之后,山东便基本没了战事。其次,来自宋朝的钱粮断了,宋朝的商人也不再提供贸易,杨妙真不能再指望南方,只能重建山东。

李杨集团将那些逃到山崮、海岛的百姓召集回来,恢复传统的农业生活。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宿迁周氏,在经过金末兵荒后,迁移至潍州北海县,在此开辟田土、繁衍生息,最终成为“地土广大,孳畜繁伙,桑麻盛茂”的北海大姓。随着经济的复苏,李杨集团再度走向兴盛。

回到山东大概一年多,杨妙真向耶律楚材上书,请求辞职。理由有三,一是年龄,二是害怕自已耽误公务,三是牝鸡司晨。实际上,她想把位置让给自己的儿子李璮。作为杨、李系山东红袄军的首领之一,杨妙真担任的并不是带着大家往前走的领袖角色,而更像是一个定海神针。每当这个集团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她站出来力挽狂澜。

如今,李璮已经成长起来,继承了父亲的枭雄气质,而她的确已经老了。

一开始,耶律楚材并没有同意,他要她加紧备战以报南宋杀夫之仇。没过几年,杨妙真再度上书,辞政成功,山东大权就落到了李璮手上。

耶律楚材。图源:网络

与父亲一样,李璮志在维护红袄军的割据地位,但他的处境要比父亲更艰难一些。首先,1233年窝阔台任命纯只海担任益都行省的达鲁花赤,达鲁花赤原意是“当长官的人”,实际上就是蒙古人在地方的眼睛。而且,李璮必须向蒙古人献上一名质子,以示忠诚。

1236年,宋蒙战争爆发。盘踞山东的李璮不仅很少参与到对宋的作战中,反而重建了与南宋朝廷的商贸关系。山东本来就是物产丰富之地,盐矿和铜矿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李璮偷偷将物资卖与宋人,所得的钱财则用来扩充实力。当时,李璮足足拥有五万至七万精兵,就连善战的蒙古人都认为他的士卒“勇悍难制”。

此外,他还积极拉拢士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益都人王文统。这位谋士,遍访诸侯,但却怀才不遇。而李璮十分欣赏他,把他延揽至帐下,还娶了王文统的女儿。王文统给李璮定了几条计策,其中最重要一条是虚张敌势,挟敌国以自重。

1258年,蒙哥下诏征李璮之兵征伐四川,李璮立马说宋朝虎视眈眈,益都乃要冲之地,不可丢失,拒不出兵。蒙哥便改派他南下两淮,于是李璮挥兵南下,攻下涟水、东海,一度令宋廷震惊。不过,他见好就收,让宋朝得以派兵支援长江上游。

1260年,忽必烈上位,想与宋朝议和。李璮知道,一旦宋蒙议和,自己的专制地位必然保不住。于是写信给使者,让他不要入宋,自己还派兵入侵宋境,并要求蒙古人助他修缮城池。

同一年,王文统因其才华被忽必烈提拔至中央。通过这一层关系,李璮更加熟悉蒙古人的动向。他与各地的汉人世侯(依附蒙古、征伐有功的汉人武装)互通声气、窥视朝政,一旦天下有变,他便会举兵。

对于李璮坐拥大权、形同割据一事,忽必烈早就心知肚明,但他没有急着动手。毕竟当时内有阿里不哥的叛乱,外有宋廷的威胁,忽必烈只能靠厚赏,来稳住李璮。

忽必烈想要以汉法治汉地,就必须削弱像李璮这样的地方势力。图源:网络

06

1261年冬天,忽必烈亲征漠北,与阿里不哥决一死战。李璮乘机策动反叛。次年正月,他用私设的驿道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随后,李璮下令诛杀境内忠于蒙古的戍军,宣布将涟水、海州等城献于南宋,请求宋军配合。

李璮的计划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败俱伤,盘踞各地的汉人世侯一起举兵,宋廷北上,华北境内的汉人纷纷造反,一层接着一层的浪潮必然能掀翻蒙古人的统治。

理想越美好,现实就越残酷。

当李璮志得意满地攻陷济南城之后,突然发现浪潮并没有如期而至。阿里不哥放弃了和林,转而西征,忽必烈率领主力得以返回,直接杀了王文统。宋廷鞭长莫及,支援不及。汉人世侯大都在观望形势。就连山东的汉人听闻李璮造反之后,纷纷躲进山谷和城郭之中,“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

在蒙古骑兵的冲击之下,李璮很快退守济南。蒙古人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久而久之,济南城内无粮,士气涣散,随后蒙古军攻入城内。李璮见大势已去,跳入大明湖自尽,却没死成,被蒙古人俘虏之后,在军前被处死。

自此,割据山东的李杨集团宣告灭亡。

李璮。图源:网络

李璮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李氏掌控山东长达三十余年,理论上应该拥有民心,然而却无人追随。打出的民族旗号也收效甚微。

当时距离金朝灭亡已经快三十年,山东的秩序已然重建起来,没有人想要再经历一场战乱。造反的李璮并非救世的英雄,而是一个“和平的破坏者”。

李瑄失败后,有人曾对蒙古将领说:“璮逆党非土著,俱东南狂士。”虽然李璮在攻下涟水、海州之后,招揽了大量兵士,但山东人依然是“逆党”的核心,比如被诛的王文统。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不如就把李璮和东南狂士当成是替罪羊,山东人不必为战事买单。

如果大加杀戮的话,蒙古人就变成那个破坏秩序的“坏人”了。

南宋朝廷在李璮死后,追封他为太师,并赐给他庙号“显忠”,即便他的父亲曾经为乱淮海。宋廷想的是,借李璮之名,将更多的人能够聚集在“反夷”的旗帜之下。

这个旗帜底下聚拢了很多人,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但是,他们大都属于一个阶层——士。当我们的目光望向底层出身的李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民族意识的影响是如此之小。

我们在评价李全、杨妙真等人时候,总是假设他们面前有一个选择:夷,还是夏;是作为英雄死去,还是作为叛徒苟活;是历史的永垂千古,还是生前的荣华富贵?但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从来都只有一条路:利益。或许在抗金的初期,李全会有一种英雄的感觉,但在南宋朝廷的排挤面前,他的民族大义根本没有落脚之地。

所谓民族,是那种想要成为民族的东西。也就是说,血缘、文化、种族是民族间区分彼此的基础,但是一个民族要想成立,这个民族的人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是一体的。

饱读诗书的士阶层可以很轻松做到这一点。可是除了士人之外呢?农民、商贩、工匠,在帝国体制之下,他们的义务是为这个国家缴纳赋税,他们的目标是生存、然后变得富有,他们的政治是“莫问国事”。

这个秩序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服从它并不是自觉的,而是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无可奈何。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会通过起义来使得秩序松动一些。

民众对政治冷漠、臣子相互制衡,这不正是宋朝希望看到的吗?于是,在异族的入侵面前,南人猜疑北人,文人防备武人,百姓眼中只有生存,领袖眼中只有利益。

“华夷之分”不成功,是因为“上下之分”太成功。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国家图书出版社,2009年

姜锡东:《杨妙真新论》,《文史哲》,2016年第1期

曹文瀚:《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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