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汉末为躲避政治迫害而兴的清谈到晋朝则变成维护个人利益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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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士人之所以坐谈空苦、不干实事，是因为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关心家族利益过于政权安危，在意个人得失远超百姓疾苦。为了避免给自己的利益带来负面冲击，他们选择了“清谈”这种名利双收的处事模式。
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
东汉时期，发生了好几起“党锢之祸”。桓、灵二帝在位时，宦官专权的情况愈演愈烈，他们公开拉帮结派、卖官鬻爵、兼并土地，导致政治日益腐败，由此导致了士大夫、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相对清正的外戚联合朝野的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针锋相对、激烈对抗。他们多次向皇帝上书，请求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同时也得到了民间的大力声援。
但所谓“谄谀易合、正直难亲”，相对于士大夫阶层，皇帝更加信任身边的奴才——宦官。在汉恒帝时期，大量官员因此被贬、被捕、被杀，并被称为“党人”，即结党营私。到了永康元年（167年），汉桓帝终于大赦天下，许多被禁锢的党人恢复自由，但从此贬回乡里，终生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即位后，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观，甚至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大量官员、士大夫被诛杀。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出于对政权稳定的担心，汉灵帝才大赦天下，免除了对大部分党人的禁锢。
而为了躲避宦官的迫害，那时的很多士大夫不再参与政治，转而醉心于“清谈”，即不谈俗事（国事、民生、执政之道等），只聊关于老庄之术的相关理论问题，并进行逻辑分析、辩论，直至分高下。
但随着东汉大乱的到来，这些士大夫们身上的“迫害”随之消失了。
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
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豪族靠着强大的人力、财力影响力，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并逐渐演变为地方军阀；而到了永汉元年（189年），汉灵帝病崩后，执掌朝政的外戚何进意图诛杀宦官，却反被对方所害；出身豪族、四世三公的官员袁绍领兵进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终于一举结束了持续数十年的外戚、宦官专权。
此后，随着董卓进京、朝政旁落，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门纷纷拥兵自重，他们联合当地豪族，各自为政，拉开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时代大幕。
而熟悉三国的朋友们都知道，当时的各股军阀，背后都离不开当地世家大族的认可和支持，无论是袁氏，还是江东孙氏，乃至曹操、刘表等等，实际上都是一方豪强的利益代言人。此时的士大夫阶层，终于一跃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再也不用遭受宦官的欺压。
到了曹丕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实际上已经把政权与世家大族挂钩，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但没了迫害，士大夫们仍离不开清谈，不过一度处于曹氏的压制之下。
何晏
随着魏明帝曹叡驾崩，何晏、邓飏等人辅佐曹爽掌握朝政后，再次将清谈推向了新的高峰。史书称，何晏、邓飏沉迷老、庄之书，整天和夏侯玄、王弼等人“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
这些人们的行为，看似无比高雅、风轻云淡，还可以远离国计民生大事的折腾，极大契合了文人的心理；更何况，通过这种活动，还能结识同道中人、开启飞黄腾达之路，于是瞬间在士大夫阶层中激起了巨大反响：“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
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
司马氏掌权后，清谈家更迎来了黄金时代。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成了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们的特殊符号，除了清谈，还有游山玩水、饮酒作乐、才华横溢，以及一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言行。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绝大部分身居要职，甚至是仆射级别的朝廷肱股之位：山涛比较优秀，他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长期主管官员选拔，成了晋武帝司马炎眼前的红人；阮咸，则先后担任散骑侍郎、始平太守，也是高级官员；向秀，也曾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王戎出身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世袭父亲的爵位、一出场即惊艳，其后更是当过刺史、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高官；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享受了司马昭的多次保护。
只有俩人比较例外。一是嵇康，山涛曾举荐他担任吏部侍郎，但嵇康却以故意侮辱商汤、周武王来体现自己对朝廷的不屑。当然，这属于赤裸裸地找死，司马昭满足了他。而刘伶曾在王戎幕府下任参军，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差劲被罢免，其后他可能对工作产生了恐惧，多次喝酒避免征召。
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那么这些人身居要职，平日里干啥呢？看几个例子：
王戎贵为三公，却从未在匡扶朝廷、安抚黎民等方面进行过哪怕一丝的努力。他热衷于游山玩水、点评人物、进行辩论。至于提拔官员，他只采取一个标准：是否有名。同时，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经商。家族产业遍布全国各地，他甚至不厌其烦亲自记账；为了避免自家的优良李子品种外流，他让人把每个李子都钻核后才出售。
山涛则热衷于占地。泰始三年（267年），他被人以侵占公田之罪举报，但晋武帝司马炎竟然对此一笑了之。公田都敢占，老百姓的田会是什么下场？
后来，王戎的堂弟王衍担任尚书令后，他继承了堂哥的作风，视曹魏时的何晏为精神导师，将清谈发扬到新的境界，以至于当时的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
王衍
而在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这些身居要职的清谈家普遍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随波逐流，没有对匡扶朝政进行过任何努力。甚至在匈奴人刘渊起兵、各地战乱频发之际，王衍首先考虑的仍是家族利益，他以职务的便利，安排弟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以实现“足以为三窟”的目的。
依靠这样的一群达官显贵治国，西晋王朝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永嘉五年（311年），东海王司马越在讨伐匈奴刘渊的途中病死，将十万大军交给了王衍。但后者却放弃平乱，转而护送司马越的灵柩返回东海国。不久后，他们一行被羯族将领石勒追上，晋军十余万将士被方“围而射之”，没留下一个活口，王衍等官员被俘虏。
接下来，石勒与这些西晋大员侃侃而谈，研讨西晋衰落的原因。“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
但石勒不是清谈家，不会被这一套忽悠，他这样回复王衍：“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石勒虽出身奴隶、文化水平不高，但这句话没有说错。其后他甚至感叹：“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其后命人把王衍等人砸死，留了一个全尸。“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衍死前的忏悔之言无疑为“清谈误国”做了很好的注脚。王衍去世几十年后，桓温北伐时，他在中原登临远眺，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为王衍开脱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桓温脸色一变，说：“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用牛来比喻袁宏，座下宾客无不失色。
王与马共天下
但是，晋王朝南迁后，世家大族仍保持着对朝政的掌控，王与马、共天下，司马家名为皇帝，但掌权的永远是王家，也就后来崛起的谢家、桓家能与其抗衡一时。他们仍旧将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考虑过王师北定中原，甚至对致力于恢复旧土的祖逖等人大加阻挠。这些家族对朝政的影响力，直到唐太宗、武则天时期，全面推广科举制后才被彻底消除。
这应了一句话：空谈误国。罗素在《中国问题》里就指出：“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当官的必须供养他的亲属，如果要为官清廉，肯定要放弃孝道。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打破”。将个人与家族利益凌驾于全体利益至上的清谈家们，对魏晋南北朝的乱局负有头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