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为什么武侠片都爱拍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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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金庸、古龙、梁羽生，他们的作品常以明朝作为时代背景。金庸的《碧血剑》以晚明为背景，《倚天屠龙记》则涉及到明朝的一班开国元勋，《笑傲江湖》虽然没有具体的朝代背景，文学**者一般认为是明朝。古龙的绝大部分小说没有指明朝代，读者倾向认定这些作品的背景是明朝，如陆小凤、楚留香、李寻欢等人很明显是明朝人。古龙小说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后，其时代设定即常在明朝。梁羽生的作品如《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八部写的都是明朝的事，这些也均受电视剧导演青睐。至于经典的武侠电影，如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龙门飞甲》，徐皓峰导演的《倭寇的踪迹》，以及《锦衣卫》、《绣春刀》、《新流星蝴蝶剑》、《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少林小子》、《南拳北腿》、《杀人者唐斩》等电影均以明朝为时代背景，对此，读者不禁要问，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为什么武侠故事总爱发生在明朝？作家、编剧和导演们为什么对明朝的侠客情有独钟呢？

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

为什么总是明朝？

为什么大多数武侠故事都发生在明朝？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明代社会尚侠崇武之风鼎盛，真正是一个大侠辈出的时代。

“侠”之一字，渊源甚远，先秦诸子已有评说。司马迁著《史记》，即为游侠、刺客树碑立传。后世侠客辈出，两汉豪侠、唐宋奇侠载于官修正史与野史小说者不知凡几。到了明代，侠客较之前代并不逊色，不仅传承了上古侠客重然诺、轻生死、视金钱如粪土的优秀作风，而且呈现集团化、主流化的时代特点。有学者说：“明朝的优势在于其大事件和大人物比较多，符合武侠小说的英雄情结。”明代的侠客故事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来源。

明代尚侠崇武，从皇帝到妓女都追慕侠气

作为侠客并不一定要武艺高强，但韩非子所说的“以武犯禁”却是他们的重要标志。换言之，一个人称之为“侠”，首先要看有没有“侠气”。明代社会，从皇上到妓女都崇尚侠气，以好气任侠、唐突秩序、藐视规则为追求。明武宗正德皇帝颇有武艺，其行为放诞，举止恣肆，可惜生在帝王之家，如果浪迹江湖，倒是一名合格的侠士。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三言》亦常讲侠，脍炙人口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其实也是一个侠的故事。出身青楼的杜十娘因李甲始乱终弃，最终抛撒宝匣、痛斥渣男、纵身投江，其言行颇有侠气，正所谓“自古侠女出风尘”。

明代侠客酷爱打抱不平，这一点和前代并无不同。山人侠沈明臣曾入胡宗宪幕，得到胡的赏识，在胡宗宪入狱死后，他不怕受到牵连，而是“走哭墓下，持所为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状”，四处为胡鸣不平。《水浒传》是明朝人写宋朝事，实际反映的是明朝社会人情。鲁达听闻金翠莲父女遭遇后，舍弃公务员身份不要，三拳打死镇关西，最终亡命江湖，其“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作风，确实是明代侠客的典型代表。

金庸经典武侠《碧血剑》

侠客大多无稳定经济收入，流离辗转，贫病而死者不在少数。朋友死后，其生前挚交慷慨应诺，勤恤急难，承担其身后之事。吴梦暘游长安时与宋西宁交，西宁死后，吴梦暘驾车奔走三千里，为朋友料理丧事。王叔承与范伯桢、陈贞父、胡原荆定交于公车，友人们先后物故，王叔承为他们经济丧事，卵翼其子姓。

士为知己者死也是明代侠客侠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侠客康从理曾跟随刘子高将军抗倭，一次战斗中，他四次冒死救刘将军于锋镝间，对他始终不肯离弃；何璧曾受知于张涛，随他开府于辽，涛死，何璧入楚哭之，与之俱死。《水浒传》中插翅虎雷横犯罪，美髯公朱仝私放雷横，甘愿为其承担牢狱之灾，最终被削职发配。

明代侠客还具有金庸笔下大侠郭靖一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风范。明代较有名声的游侠基本上都有入幕军中报效国家的经历。如王寅、徐渭、沈明臣曾入胡宗宪幕；陈第、李杜入戚继光、俞大猷幕；何璧曾入张涛幕等。他们有的从事文职工作，出谋划策，有的直接带兵打仗。明代北部边防与南方抗倭的战场，都有侠客的身影。

明人酷爱壮游，徐霞客即是一杰出代表，侠客更是如此。社会治安与自然环境之险恶决定了明代驴友尚武的习性。壮游者必须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如山人吴扩“日行百里如壮夫”。除了身体要好，壮游者还需要一副豪侠面孔，遇到啸聚山林、开堂立柜的强人时候，“以貌取人”者便有几分忌惮。比如，沈璜“长身赪面，状貌类河朔间人”，俞安期“巨目高鼻、魁颜长身，状貌如河北伧父”。毕竟长相只能吓唬人，真正要保障人身安全，还是要靠高强的武艺，如宋登春“能挽强驰骑”，王寅是少林派俗家弟子，随僧学艺，十得五六。明代壮游者潇洒行踪颇如李太白仗剑醉酒而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放浪形骸，潇洒至极。

明代武术繁荣，教派林立

明代武林第一大宗派是少林，少林武学自盛唐以下声名不辍。明武宗本人即仰慕少林武学，其宫城所设豹房之中就供养有少林武僧。明朝军民在抵御倭寇时，亦有少林僧众参加战斗。郑若曾说：“今之武艺，天下莫让少林焉”；茅元仪说天下武术以棍法为宗，天下棍法则以少林为宗。被后世武侠作品誉为江湖第二大门派的武当，其武学在明代武林中多是基于传说，因内家拳收徒严格，传播不广，武当功夫在明代实际上并不出名；倒是峨眉派在明代江湖之中颇有几分地位，峨嵋枪与少林棍、日本刀并称绝技。

除了正统的武林门派，明代秘密教门十分兴盛，如白莲教、罗教、弘阳教、黄天教、大乘教、八卦教、天理教、收圆教等在底层社会流行，客观上为武术的繁荣和流派的形成提供了环境。秘密教门和结社常以教拳习术、切磋武艺为联络手段，教众练武防身，或游走江湖，四处授徒，暗中勾连，武学因此兴盛。广为人知的“十八般武艺”是在明代有了确定的内容，而且，明代秘密宗教、结社还推动了气功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武术与气功的广泛结合。

科举考试出路艰难与文人生存状态恶化

明代中期以来，科举制度上升管道日益狭窄，士人无法通过此渠道证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们开始构建新的人生理想，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活出新的人生价值，文人产生了不合传统的价值观，开始向侠客气质转变。

电影《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

明代科举制度日益重要，选官途径单一化，朝廷任用官吏看重学历出身，甚至到了非进士出生者，不得担任重要职位的地步。明成祖时，“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自从英宗天顺二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成为定例，连两京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等重要官职，也都非翰林不任。社会日益注重学历出身，然而科举这条入仕之路并不好走，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百分之十上下。乡试录取率，由明初百分之十左右下降至嘉靖末年的百分之三，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士子上升管道愈见狭窄，大批无法完成阶层流动的文人长期沦落在主流之外，出路无着。于是，明代开始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追求独立、突破传统限制的风气开始在社会弥漫，士子渴求功名的愿望落空，他们抛弃儒巾，行为逐步突破秩序，要求社会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存在。于是，大批士子开始追慕侠客作风，行为放荡，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如康彦登，“为人慷慨负气，一言不合，辄拂袖去”；张诗去顺天府试士，“令自负卓凳以进，拂衣而去”；王寅，“纵缙绅先生折节与为知己者，稍不合则飘然拂衣而去，不复顾。”他们脱离生产、脱离现实，过起了一种游荡的生活：他们多出入妓院，醉酒狂歌，或骑马负剑，四处野游，终日不问家事，以放荡言行展现自己的不平之气。

电影《锦衣卫》

明代两大特殊群体的崛起：山人与锦衣卫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这些任侠的山人仗剑出游，纵迹江湖，如谢榛、卢柟、沈明臣、王稚登、王寅等，活跃于各自所处的时代，展现了不同以往的书生形象与生命历程。山人与游侠身份的交织融合在当时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以至于引起皇帝的警觉，万历皇帝颁布有“尽逐在京山人”法令，这与山人游侠的日渐扩张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

侠是山人文化的核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里提到的一百余位山人，其中四十余位都与侠有关。山人如同侠者，是脱离传统秩序的游民，他们文武兼通而又不守法纪，轻别乡里，浪迹天涯，同时轻生死、重声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谱写武侠故事与抒发侠气是山人进行文艺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同时，他们自身的经历也给明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造素材。山人的形象成为一种文学形象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在当时即已出现在传记、小说、戏曲中，及其后世，更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的新题材。

除了山人群体，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明代的特色，那就是引起后世创作者无尽遐想的锦衣卫。明代政治因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对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施加了严厉的限制，士子们的生活处处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他们因此渴望脱离现实压迫，脱离压抑的政治生态而追求一种游荡不羁的生活；这些担当牢笼角色的厂卫，也成为后世演绎明代侠客故事的重要素材。

电影《绣春刀》

明成祖设立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东厂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掌管，它和侍卫亲军锦衣卫一样，只对皇帝负责，无需经过司法机关批准即可随意捕捉官民人等。宪宗时设立西厂，是为皇帝私人的侦缉机构，由太监汪直提督厂事，西厂特务横行天下，肆意缉拿官民，“虽王府不免”。正德年间，厂卫合势，太监刘瑾又设立内行厂，其凶狠程度远超东、西厂之上，以至于各地百姓见到有鲜衣怒马、操北京口音的人，立即四散奔走，远远逃避。明代特务政治的猖獗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来源，形象冷酷而杀人如麻的锦衣卫、性格扭曲而又武功高强的太监，清一色成为武侠电影中的典型反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