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地方文史︱刘永华：如何开展文献的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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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六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以线上方式进行了题为“如何开展文献的田野考察？——徽州文书解读经验谈”的讲座。他首先对几个概念进行题解，再以自己近年来在徽州进行田野考察的经验作为案例，讲解了如何开展以文献解读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以及田野考察对于解读历史文献的帮助。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阮清华教授主持。

历史学田野调查

刘永华首先对“文献”、“田野”、“文献的田野考察”这几个概念进行释义。一般来说，“文献”指的就是文字记录，在“文献”前面可以加上不同的形容词去限定，比如“历史文献”，表达的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在田野当中，经常碰到的是历史文献的一种，通常表述为“民间历史文献”或者“地方文献”。

在人类学意义上，田野调查主要指参与观察方法。学者通过长时间和研究对象生活在一起，尽可能融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对他们产生深度了解，甚至获取他们看待世界的思维方法。这个周期一般需要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时间，是长期的经验调查。但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很难在某一地点连续做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常常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在一个地点或多个地点做短期的考察活动。

田野调查是来自社会科学的概念，传统的历史学训练里本没有田野调查方法。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在中国的兴起，学者走进田野搜集资料，田野调查开始进入了历史学，在历史学中就出现了与之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可简称之为历史学田野调查。刘永华认为，历史学田野调查至少有两个方面与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一是以文献为中心，二是历史学特别关注历史的过程。

为什么要开展文献的田野考察？从必要性来讲，是因为文献记录本身会有一些局限，对某些我们关心的话题，可能语焉不详，这时就需要到田野中搜集相关信息来对文献进行解读。从可行性来讲，在不少乡村还可以找到很多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实物以及环境方面的信息。

综上所述，“文献的田野考察”就是围绕文献的解读开展的田野考察，目的是服务于文献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文献搜集、口述访谈、实地勘察。

文献的生成脉络

刘永华自2007年开始在徽州进行田野考察，他以三个案例来说明田野考察为解读徽州文献所提供的帮助。

第一个案例是讨论一组文献的生成脉络。刘永华谈到自己之所以去做徽州文书的研究，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契机。2006年，他在黄山市老街出售旧文书的店铺搜集到一批共15册的晚清文献，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可以确认文献来自徽州婺源。文献的记录者是一个叫程允亨的人，以及他的父亲和儿子。刘永华以文献解读为中心，重构陈运亨的生活世界，观察一个普通农户是如何经历十九世纪的历史变动的。

这组文献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记账，另一方面还包括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所以事实上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账簿或日记。这种文献类型属于什么？这种文献类型又是做什么用的？刘永华认为，对文献进行解读，首先要认定它的类型和生成脉络。

为了解决类型的问题，刘永华到文献生成的婺源北部沱川、清华等地进行了调查，当地老人告诉他，这种文献叫排日账。透过访谈不仅能够了解文献的门类，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之后，在婺源当地一位晚清秀才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中也找到了“排日账”这个词汇，文献与田野访谈得以相互印证。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现存最早的排日账是在18世纪中期的婺源写就的。刘永华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和对排日账文献的阅读，认为这种文类与当地启蒙教育中使用的教学方法有关。大约在18世纪，婺源启蒙教育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传统：通过指导学生记录每日行事和日常开支，帮助学生牢记在课堂上习得的文字书写能力。一些学生从学堂肄业后，继续记排日账，以此巩固文字书写能力，并使之承担备忘功能，与其日常行事建立密切的联系。

通过田野调查，刘永华锁定了记账者程允亨这家农户居住的村落，是位于今婺源东北部沱川乡理坑村北侧的一个名叫上湾的小村。锁定人物和地点之后，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访谈。

十九世纪农户的行动空间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如何重建19世纪一个农户的行动空间。行动空间是来自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人们经常造访的地方所构成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透过这个行动空间，可以更好地去了解普通乡民的生活实践，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地名难以辨认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只依靠文献记录，而要去跑田野的原因。在田野考察的时候，通过跟随文献记录者的脚步，造访他经常去的地点，研究者也会形成直观的认识，而且可能会找到文献没有的信息。

刘永华在重构程允亨一家的行动空间时，运用的就是这一方法。他在沱川境内对所有的聚落都做了基本的考察，包括人口、姓氏、家族、神坛、寺庙等等，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也注意搜集相关的文献。

程家老宅

除了沱川，刘永华还追随程允亨的足迹，到他经常去的其他地方考察，比如清华、赋春、长林村，根据文献的记录，对这些地点的考察各有侧重点。在清华老街，侧重考察老街店铺和市场圈；在赋春，主要是了解集市贸易、私盐贩卖的情况；在长林村，重点考察了石灰窑址，做了石灰烧制的访谈。在访谈和田野中获取地名信息、相关聚落与上湾的距离信息，再加上案头作业中对地名出现频次及其时间分布的统计，基本可以建立程家与村外世界的关系，这个关系又有助于了解这个农户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

基层行政组织与地域社会

第三个案例是关于基层行政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刘永华介绍了婺源县十六都四图十全会会簿这组文献，其内容包括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与康熙年间在此地推行的增图改革相关的文书，后半部分是四图村民建立的十全会的合约、条规、田产清单等。四图与程允亨生活的地域同属十六都，两者在地域和社会关系有一定联系。通过这个文献，可以了解增图如何发生、落实和运作，但是无法解决基层行政组织与地域社会关系的问题。

婺源县十六都四图十全会会簿

前人对于基层行政组织的研究基本上是通过文献，刘永华尝试通过田野考察来推进这一方面的研究，重点是了解四图的空间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了解推动新图增设背后的社会动力。这个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四图的空间范围，即哪些聚落加入新图；二是四图内部的社会关系，即哪些人群加入新图。关于这些问题，文献中的线索不够具体，只是记录了十六都四图各甲户名、姓氏与聚落，而对于这些村庄和姓氏之间的关系，则不甚清楚。

在实地考察中，刘永华确认和补充了聚落定位信息，结合绘制的地图以及文献的记载，确定了某些姓氏群体在此次增图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回答了基层行政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问题。

最后，刘永华再次强调了开展文献的田野考察的意义，认为这一方法对于解读民间文献、了解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颇有价值，鼓励地方文史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

（本文已经刘永华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