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共和国时期，奠定罗马国家定期向公民发放救济粮的因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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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共和国时期，奠定罗马国家定期向公民发放救济粮的因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当时，盖约·格拉古的《粮食法》规定国家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形式出售粮食。粮食法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即使国家所订的价格和市场的价格并无太大出入，那这一法律仍然保证了罗马最贫苦的居民不受粮食价格经常波动的影响。在罗马则是第一次由国家来调整价格，从而减轻了最贫苦阶层的困苦。
开创国家定期发放救济粮的先例
盖约·格拉古确立以固定的价格出售粮食、并且把粮食存放在公共粮仓的先例，除加重国库的支出以外，较为廉价的粮食输入粮食市场，压低了罗马城市场的粮食价格，不利于意大利农业发展。
更加重要的是粮食法又是后来组织国家无偿地把粮食分给最贫困的城市居民的出发点。从公元前123年开始，领取救济粮成为在罗马城居住的公民政治特权地位的一种象征。
格拉古兄弟事业的继承者和共和国晚期的煽动宣传者终于做到了粮食的无偿分配，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社会内部斗争继续发展，形成所谓贵族派和民主派之争。双方在朱古达战争期间和战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人民大会的决议不再能充分反映民众的利益，公民大会逐渐丧失在选举中的重要作用。政治贿选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选票由富有的政治野心家操纵。
保民官的否决权、控诉权也逐渐丧失，不再代表平民的利益，不能保障平民的合法权益。民主不再属于公民社会，伴随着共和传统逐渐被打破，加速了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的瓦解。
盖约·格拉古本人确实成功地连任了一年。虽然从宪法上说，元老院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挑战，但元老院议员的政治利益因新的司法程序而受到威胁。粮食法的完善
公元前119年，盖乌斯·马略当选保民官，反对通过一项粮食法，据推测这是在盖约·格拉古去世后与其他反格拉古法一起通过的法案，公民领取救济粮的进程再一次中断，滋生了罗马城公民的不满情绪。
公元前103年或前100年，萨图尔尼努斯任职平民保民官，提议制定一项粮食法，法律内容包括固定粮食配给价格，粮食价格是每摩底六分之五阿斯，较此前盖约·格拉古设定的粮价更为低廉。之后保民官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提议通过一项平民决议，对盖约的粮食法再次做出了修订。
直到公元前90年代左右，通过《奥克塔维亚法》，不仅取代了盖约·格拉古的《粮食法》，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粮食发放的规模。比如削减有资格领取公粮的人数；减少配给的口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价，公元前81年苏拉执政时期彻底废除了粮食发放的旧制。公元前78年，通过《艾米里乌斯粮食法》，恢复了救济粮发放制度。
公元前75年，罗马粮食短缺和财政紧张达到极点。罗马饥饿的民众发动愤怒的骚乱，在广场上追逐两位执政官和一名大法官人选。迫于压力，执政官参与粮食立法，频繁的海外战争以及内战需要充足的粮食作为军需物资，海盗劫掠粮船的活动始终存在，使得粮食短缺，粮价昂贵。
公元前73年之前，粮价高涨引发严重的骚乱。在公元前73年，执政官颁布了一项粮食法，即特仑提乌斯-卡西乌斯法。该法不仅涉及到粮食的分配，规定了西西里总督为罗马定期购买额外什一税的方式及其支付价格。并且授权除向西西里征收300万摩底粮食的什一税外，还购买一定数量的粮食，高达380万摩底。这项法律旨在加快从西西里运送粮食的进程，并规定每月粮食发放限额是5摩底，足够维持两个公民生存，但不足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之后的法律赋予大法官征粮的职责，大约有4万公民符合领取资格，粮价仍遵循盖约·格拉古的定价传统即每摩底粮食售价六又三分之一阿斯。
在之后的数年里，罗马城的持续混乱很可能都与粮食短缺有关。公元前67年，有关罗马粮食供应问题引发争论。公元前62年，迦图任职保民官时期，当元老院试图化解喀提林阴谋后的危机时，加图增加有资格领取救济粮的受益人数，救济粮发放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些措施显然是民众骚乱迫使他们作出的让步。
加图的粮食法，遵循盖约·格拉古设定的固定粮价，向20万人发放粮食。公元前58年，普布里乌斯·克劳狄乌斯担任保民官时期，通过了一项新的粮食法《克劳狄乌斯法》，法律重新定义了符合条件的人，增加了可以领取配给粮的人数。例如，将领取粮食的最低年龄限制降低到10岁。根据这项法律，所有10岁以上的公民，每月可领取一定数量的免费粮食。这个份额实际上超过了一个人每月平均所需的粮食数量，事实上，近乎满足两个人的温饱需求。
事实上，救济粮并不是完全免费的，成年男性公民仍然需要自己出资来购买谷物，将其磨碎，然后烘烤成面包。罗马每年需要1800万摩底或数量更多的小麦用于发放，保证罗马城居住的所有公民每月可领取定额的免费粮食，但这项法律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因为供给罗马城众多人口，长期免费分发粮食需具备雄厚的国家财力作为支撑。
这一系列的粮食法，利于国家有序组织粮食发放，并为之后政客完善粮食法提供借鉴。但粮食法的相关配套措施较为激进，急于求成。仅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没有从长远利益考虑。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斗争激烈，粮食法的实施缺乏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依托。政客们在争权夺利方面，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把粮食法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奥古斯都建立粮食发放制度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结束了长达80多年的内战，恢复了和平。罗马城粮食供应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罗马城人口接近100万，奥古斯都对传统粮食发放政策进行了调整。公元前23年，罗马城发生了一系列灾难。火灾、暴风雨破坏了许多建筑物，台伯河洪水泛滥，船只无法通航。
公元前22年，马库斯·马塞勒斯和卢修斯·埃伦提乌斯担任执政官期间，台伯河再次泛滥，罗马城又一次被洪水淹没。与此期间，瘟疫席卷整个意大利地区，许多人丧生，无人耕种土地。由于疾病和伴随而来的饥馑，罗马城重新陷入粮食短缺的困境中。罗马人认为灾难爆发的原因不外乎是没有选举奥古斯都为执政官，因此选举他为独裁官。
之后，饥民发起暴动，包围元老院，威胁元老要烧毁这栋建筑，迫使他们投票支持这项决定，并请求奥古斯都同意担任供粮官。奥古斯都同意负责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并设法恢复粮价的稳定。此外，奥古斯都从至少担任过五年大法官的行政长官中，每年选出两人，负责罗马城的粮食分配。埃及和非洲以贡赋的形式向罗马城出口粮食。元首（埃及是元首私人行省）不鼓励埃及行省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认为这样会威胁罗马的粮食供给。西西里、西班牙行省仍然是供粮地、高卢北部地区也出口粮食。
当粮食变得充足时，奥古斯都计划废除粮食分配，因为依赖分配使农业被忽视了。但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行，因为他确信即便废除了粮食分配，由于众愿所趋，最终还会恢复粮食救济，以取悦民众。
公元前5年，罗马城居民每月领取免费的救济粮人数达32万人。罗马城规模进一步扩大，至少是当时其他城市规模的两倍。公元前2年，按月向20万城市平民免费分发5摩底公粮。如果每月向20万人发放5摩底粮食是事实，可维持将近两名成年男性的粮食需求，意味着足以供养30万-40万人，至少占罗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奥古斯都在总结罗马共和国粮食发放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系列革新方案。公元6年，因台伯河泛滥引起了连续多年的饥荒，元老院便授予奥古斯都供粮官一职，奥古斯都负责采购粮食和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多次自己出资为平民购买粮食。粮食严重短缺时期，奥古斯都下令将医生、教师之外的奴隶和外邦人驱逐出城；并对奴隶的释放作了限制，将待售奴隶、角斗士放逐到罗马城100英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在授予罗马公民权的问题上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
除此之外，为缓解粮食短缺，奥古斯都向平民增发一倍救济粮，任命卸任执政官监督粮食供应和发放。并不是定居在罗马城的所有人都有权领取救济粮，民众须向私人粮商购买，每人购买的粮食数量也是有限制的。公元14年增设粮务长，行使组织粮食供应与发放的职权，并且监督粮食供应。
一些学者认为粮务长几乎完全控制了罗马城的粮食进口。粮务长的职责主要有：防范粮食变质、挪用。粮船抵达奥斯提亚港或普特奥利港后，要仔细称重，检验粮食的数量和质量；向船主支付运费；保存定期进口粮食的粮商名单；粮务长负责采购1200万摩底粮食，以及干预粮市市场，固定粮价，在罗马粮食市场出售剩余公粮。
罗马城民众则通过代粮券领取救济粮。代粮券是一种粮食供应的票证，作为领取粮食的凭证。一般是在小型票据或中空的木质圆球上标注数字，代替粮食实物赠给平民，持有者可按赠券的数字领取相应的谷物。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代粮券在帝国政府管理粮食发放的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一个区一个区地审定人民名册。
为了防止平民因分配粮食而被频繁地召离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决定每年发放3次为期4个月的代粮券；但最终在人民的迫切要求下，他恢复了每月发放一次粮食的传统。代粮券可转手买卖、赠赐、继承，为了防止名单引起混乱，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并被适当地记录在册。从奥古斯都之后至塞维鲁统治时期，粮食发放日益集中在米努基乌斯柱廊。
结语
总的来说，粮食供应是元首得以维持罗马政治稳定的物质基础。罗马帝国的农民从罗马和平的政局中受益，他们大多数时间的农耕活动能够不受局势扰乱。此外，罗马帝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单位面积内的粮食产量增加，这与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农业发展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