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东晋君臣共治，士族通力合作，为什么还是乱象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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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0年，即元熙二年，晋武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庶族出身的刘裕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打败了那些士家大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东晋也就此全线崩溃。

整个王朝历时一百零四年，共经历了十一位皇帝，此后，刘裕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荒唐且混乱的时代，一百零四年的立国时间并不算短，但比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其他王朝来讲，东晋的存在时间又显得尤为尴尬。

如果要从政治制度上来讲的话，东晋的治理模式并不算落后，他们推行的是一种君主与臣子共同治理天下的新形式，在出身贵族的王导的鞠躬尽瘁之下，各大“士族”也能放下彼此的芥蒂，通力合作，后来的谢家更是能以区区八万兵马大败苻坚，可在前期积累了一定政治资本的东晋，为什么没能走向辉煌呢？

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律法的缺失。

东晋名义上推行的是一种“君臣共治”的形式，比如说，在东晋成立之初，皇帝将行政权交给了王导，将军事权交给了王导的堂兄王敦，两人与皇帝一起共同治理天下，这是东晋王朝的一个特色。

如果这样的模式能往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是君臣勠力同心，共同经营好一个政权，可问题是，所谓的君臣共治并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也就是说，到底推不推行共治？推行什么程度的共治？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治？全凭掌权者的喜好说了算。

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护，君主和臣子手中的权柄就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此一来，身为皇室的司马家族会担心大权旁落，而作为臣子的世家大族中也会诞生野心家和阴谋家。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单纯拿王家来讲，东晋之所以能够建立，绝大部分都是王家掌门人王导的功劳，是他为司马睿联通了南方与北方的各大士族，让他有了成为华夏正统的政治资本。

司马睿念及他的功绩，曾一度邀请过王导与他平起平坐，和他一起受百官朝拜，虽然王导拒绝了，他也恪守臣子的本分，安安心心地做个忠臣，可即便有王导在，也没能阻止王家的野心膨胀。

当时，街边巷口都流行着一句俗语，叫做“王与马，共天下”，即王家与司马家都是天下的主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拥有行政权的王导在朝廷内部执政，皇帝进言献策，而拥有兵权的王敦则执掌兵符，拥有极高的权威。

手中的权力大了，又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制约，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谁愿意与别的家族共拥天下呢？谁都不想把利益分一杯羹给别人，所以野心就会不断膨胀，而且膨胀起来没有任何束缚。

这也就催生了东晋王朝的乱象。

东晋的权臣士族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其中交锋最为激烈的有四大家族，以王导为首的王家，以庾亮为首的庾家，以桓温为首的桓氏，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四大家族曾经轮流在东晋执掌政权，彼此之间矛盾重重。

不仅他们，别的士族之间也好不到哪去。

东晋之所以能够立国，靠的就是士族的支持，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司马家族没有能力在登上皇位之后过河拆桥，靠着士族登上王位，就得给足他们脸面，所以没人敢对士族之间的较量说不，彼此争斗起来就肆无忌惮。

所以东晋的动乱非常频繁，先后爆发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桓温之乱等诸多让东晋大伤元气的内乱。

后来前秦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都城，士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危难迫使他们暂时放下对彼此的芥蒂，在谢安的领导下共同抵御外敌，可在外力催生下的合作并不长久，淝水之战后，又先后爆发了孙恩之乱、桓玄之乱等等。

这些事件虽说是内部争斗，但造成的影响却极其恶劣，比如说在苏峻之乱时，建康城的很多著名宫阙被焚毁，给历史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可以说，东晋是成也共治，败也共治，如果当年的司马家族不与其他的士族分享权力，那它就不会被士族奉为华夏正统，在那个外族虎视眈眈的年代，盘踞在位置并不优越的建康城的司马家很难更进一步，所以，他们不得不让出手中的部分权利，以此来换取东晋王朝的成立。

但这样的共治体系并不成熟，臣子的权利一旦做大就会把君主取而代之，同样也会引起其他士族的不满，让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作在瞬间崩塌，直至最后，由士族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东晋，在士族的矛盾中分崩离析。

时至今日，东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千百年，处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我们没有办法说东晋的选择是错的，毕竟历史不容假设，只是，东晋明白过来的时间太晚，如果它能给各大士族设置一个框架，或许就不会止于一百零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