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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野放在明代崇祯朝，崇祯皇帝主要有两个对手，一个是东北地区的后金（后改国号为清）统治者皇太极，一个是在中原地区反明的李自成。

农民军和清军的第一次交战是在崇祯帝逝后的山海关一带，但通过观察崇祯朝明军与后金及农民军的作战可知，明军进攻农民军总体胜多败少，特别是在崇祯十二年之前优势更为明显，而明军在同清军的作战中是胜少败多，由此可以简单地推算出崇祯朝清军的战斗力应强于农民军，这一点也可从清军在山海关之役以及入关之后同农民军的作战中窥知。

尽管后金（清）在军事实力上强于明朝，但皇太极不具备李自成的一个优势，即在明朝君臣及平民眼中，皇太极是满人，而李自成是汉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太极对崇祯帝的威胁主要在军事实力，而李自成（特别是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之后）对崇祯帝的威胁主要在族别上。

壹

皇太极的助攻与李自成的复兴

崇祯十一年上半年，洪承畴率军进攻农民军取得了空前胜绩，各股农民军相继被明朝击败，张献忠向明朝投诚，李自成隐匿于深山峡谷之中，崇祯帝运筹攻剿农民军十年，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彻底扑灭农民起义之火的可能。到崇祯十一年八月，明朝基本击败了农民军，各股民军“降略尽”，但崇祯帝的安稳日中没能过几天，因为不久之后皇太极命满蒙联军再次破长城到达明朝京畿周边了。

崇祯十一年秋冬之时，皇太极命清军入侵明朝京畿和山东，是在明朝胸口插上的致命“第一刀”。这一刀导致明朝原本逐步恢复的免疫系统再次趋于失调，免疫机能下降。当时，清军在明朝境内度秋、过冬、“赏春”，停留长达半年，明军一直无法予以重创，因此，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崇祯帝不得不命专职负责剿灭残余农民军的洪承畴率领边军入援京师，这为此后李自成等农民军势力复兴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崇祯十二年，北京、南京、河南、山东、山西都发生了灾荒，张献忠和李自成再次张起反明大旗，继续其起义生涯。崇祯十三年，不仅北方遭遇了旱灾，就连江南鱼米之乡浙江等地也遭遇了大旱。当时明朝境内十分萧条和凄惨，《崇祯实录》记载，“是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惨状不忍细说。灾荒使得大量流民加入了农民军。

再次反明之后的李自成发现，此时明军的实力不似之前那样强大，原因是在遥远的辽东，皇太极正在筹划更大的谋略，无意中成为了李自成等人的“助攻”。这一助攻对明朝来说是近于致命的，这个助攻就是清军围困锦州所造成的明朝同清军的“松锦决战”。崇祯帝不得不把明军的大部分主力即九边边军调往山海关外支援锦州、抵抗清军，所以只能拼凑一些二线部队应对李自成。明军虽然在对农民军的战役中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始终无法彻底压服，在战略上十分被动，农民军越来越有燎原之势，“张献忠、李自成、左、革诸贼等众各数万，献忠狼贪肆毒，自成调度有方，左、革诸贼尤善侦走”，让明军大感头痛。崇祯十五年，清军通过松锦决战，消灭了明朝最精锐的部队，而李自成也开始了他的建政之路。“松锦决战”是清军插在明朝胸口的第二把利刃，这一刀下来，明朝基本算是动脉出血、奄奄一息了。

李自成插画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湖北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初步设立政权，并和谋士讨论今后的发展方向，牛金星主张攻取河北，然后进攻北京，而杨承裕认为应当出兵南京，断了明朝南北的漕运，只有来自湖广钟祥的谋士顾君恩认为北京和南京都不是合适的进取目标，他认为：“留京势居下流，虽济大事，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策又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转向京师。”这一建议得到了李自成的采纳。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攻占西安，“改西安府曰长安”，于崇祯十七年元旦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相比之前李自成东奔西窜的流寇主义特点，此时的李自成已经有与明朝争天下的雄心，刘邦、朱元璋等人的开国事迹，激励着他去开创一个新的王朝。

崇祯帝画像

贰

李自成的血统与崇祯帝的无力感

就在大顺政权积极谋划进占陕西三边和东进之时，身在北京的崇祯帝逐渐意识到，李自成早就不是那个胸无大志、只懂掳掠的地方流寇了，而是已经建立政权且试图同明朝一决雌雄的强大敌手，且在李自成手下，有一帮有勇有谋的文官武将。崇祯帝此时或许会后悔崇祯十五年自己为何会将所有牌押在了辽东局势上，以至于辽东惨败之后全局已难以收拾。崇祯帝还明白一点，那就是一个崛起的汉人政权对自己皇位的威胁远远大于满洲人建立的强大清军。此前，满洲人虽然多次绕道劫掠京畿，尽管明朝将士缺饷缺粮、面对的满蒙联军异常强大，但总体来说，明朝将士抱着保卫汉地、保卫中原、保卫家属的决心同清军作战，打不过也要打。

投降清军的明军依然是少数，是支流而非主流。但是大顺政权就不一样了，李自成早年力量薄弱，一到一地就抢掠人财，对官民感召力有限，投奔他的多是因为灾荒破产的饥民，反明也是迫于生存压力，一旦有粮可食，便易于招抚。但是后来在牛金星的劝导下，李自成“下令严戢之，所过安堵，于是百姓转相诳惑，人无斗志”，改变了行军作风，不再是流寇做派，而是有长期治理地方的念头，力争与民相安。此种转变，瓦解了部分明军和地方绅民的抵抗欲望，地方军民对李自成的印象和看法有所改观。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和崇祯帝对广大军民的号召力有所减弱：一是大顺和明朝都是汉人政权，当时汉地军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经常攻击自己的满洲人，但是对于大顺这一汉人政权的抵触并非不能改变，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投降清军是“汉奸”，甚至要剃发易服，而投降大顺则没有这种担忧和心理负担。二是李自成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既然朱元璋可以建立明朝，那么李自成自然也可以。三是彼时的明朝因为内忧外患，大搞三饷加派，百姓赋税负担沉重，早已无法忍受，而大顺政权宣传不纳粮，无异是给因饥荒和官府横征暴敛而陷入极端贫困的百姓带来了一丝光明和生路，与其在明朝统治下无以为生，不如投降大顺换个活法。后来，大顺军在进军北方时相对顺利，原因便是“小民惑于不征粮、不杀人、不淫掠之伪示，日盼贼来”。

崇祯十七年四月大顺政权势力范围

崇祯十六年，崇祯帝真正的感受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和无力感，这种危机感是他在面对清军时所没有的。清军进攻明朝时，虽然明军并非敌手，但是崇祯皇帝可以张起保卫汉地、保卫家乡、维护礼教的大旗，激励军民协同对抗清军，甚至可以以此为由加派赋役，让老百姓再忍受一下苦难，但是面对忽然崛起的李自成，崇祯帝的这些大旗对很多军民号召力有限。所以，崇祯帝最后只能用忠君思想激励朝臣和军民了。

崇祯十七年，崇祯帝第五次下罪己诏，这份罪己诏反映了崇祯帝在面对大顺政权的竞争时，对尚未被大顺占领区域百姓和军民是否还会忠于明朝并无信心，一是崇祯帝提到“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谴责部分军民投靠大顺军。二是提到“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频仍，疫厉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即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军民生存状况极为恶劣，明朝有失去民心的可能。三是提到“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大功”，最后不得不用忠君爱国和明朝先帝对军民的眷爱来勉励军民抵抗大顺。当时的明朝不仅无法让军民富足，甚至不能让他们安生，这种号召力就比较有限了。

叁

周遇吉的忠君与姜瓖的叛明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出兵攻占太原之后，继续向山西以北和以东地区进军。此时，李自成遇见了忠于明朝的最后一个悍将，即明朝名将、总兵周遇吉。当时大顺军进攻代州，周遇吉在此坚守，“出奇奋击，累旬日，杀贼万余”，后来周遇吉退守宁武关抵御大顺军。宁武关长城之建，最初是用来防止蒙古军队绕道进攻北京的，此时成为明军抵抗大顺军进军的要塞堡垒，周遇吉在宁武关“悉力拒守，以大炮击杀贼万余人”，大顺军两次同周遇吉交手，损失数万人。周遇吉在山西对大顺军的重创，是李自成所未预料到的。李自成原本以为明地官兵多会“见风使舵”、迎风而降，而自己刚抵达山西就遭遇了严重损失。彼时大同镇、宣府镇、蓟州镇等边军尚在明朝之手，李自成对自己能否灭亡明朝、统一北方产生了怀疑，“自成集众计曰：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可知，经历宁武关血战之后，李自成已有退兵之念。

宁武关

就在李自成有撤兵之念时，明朝边镇便有人送来了大礼包。彼时，姜瓖等人得知大顺军攻陷了宁武关，并不知道大顺军此后的战略方向，姜瓖等人认为此时明朝已经奄奄一息、边军缺兵少饷，而名将周遇吉也已战殁，此刻与其等“势不可挡”的大顺军前来进攻自己，不如自己主动归降，给自己未来留个出路，于是暗自向大顺军投诚。彼时，李自成将撤兵，而“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总兵王承荫表亦至，自成益喜。遂决策长驱，历大同、宣府抵居庸”。这个礼包，对明朝来说是毁灭性的。姜瓖等人的投降坚定了李自成进军北京的决心，李自成曾感叹：“使守关将尽若周将军者，吾安得至此。”虽然周遇吉是李自成的劲敌，但李自成对周遇吉的气节和指挥才干是十分认可的。

大同是明朝的九边坚城，也是京畿屏障，清军曾多次围攻大同城，但屡次失利，以至于康熙朝时康熙帝还感叹：“太宗文皇帝时，三攻大同而不拔……自古及今,难攻之城仍难攻也。”在姜瓖等人的配合下，李自成未损失太多兵力便占领了大同镇和宣府镇这两个环卫京畿的重镇，明朝的京师开始暴露在大顺军的锋芒之下。彼时，李自成已经具有明九边之大同、宣府、太原、固原、宁夏、甘肃、榆林，占有九边中的七边，而辽东也日益残破，仅有吴三桂残军，明朝所依靠的九边边军，大部分都不在崇祯帝之手了。

肆

人心瓦解 大势已去：崇祯帝的绝望与无助

在李自成进攻山西北部时，由于此前一些地方将领投降了大顺，以压制宦官势力为政绩的崇祯帝，开始把宦官势力作为他最后可以信赖的群体，“命内官监制各镇，太监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天津、通、德、临清，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凡边地要害，尽设监视。兵部奏言，各处物力不继，而事权分挐，反使督、抚借口。上不听”。崇祯帝在军镇安插了监督太监，此时崇祯帝或许有些体会天启皇帝的心境了，那就是文官武将并非都靠谱、宦官内臣并非都不可信。只不过，崇祯帝临时抱佛脚，广泛安插太监，不仅寒了文臣武将的心，也不可能让宦官们对其立刻忠心无二。

居庸关长城

崇祯十七年三月，大顺军攻占宣府，进逼居庸关和京畿，崇祯帝才如梦初醒，着急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始弃宁远，征辽东总兵吴三桂、总督蓟辽王永吉率兵入卫”，基本放弃了在辽东的防御。由于大顺军势头正盛，边军入援无望，城内兵民缺少抵抗意志，部分守城官员早生迎降之念。对于这些官员来说，崇祯帝已经不能给他们什么了，与其与崇祯帝同归于尽，不如早日投降，还能城头立功，在新王朝初立之时谋求一个好职位，因此，在守城明军的配合下，彰义门被打开，大顺军由此进城攻占外城，之后又攻占了内城，逃脱无望的崇祯帝最终自缢而亡。自此，城破君亡，明朝在名义上已经灭亡了。

将时间快退到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嘉靖朝庚戌之变、崇祯朝乙巳之变，面对蒙古或满洲人的攻城，明朝总能化险为夷，一大原因便是城内君臣、军民同心，具有保卫国家和家室的双重目的，而面对同样为汉人的李自成，部分守城者犹豫了，他们希冀李自成“不搒掠巨室助饷”，他们天真的认为李自成入城对自己来说只不过是换个皇帝而已，自己的妻室和财产尚在，“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之后的局势证明并非如此。

崇祯帝逝后，此后虽有南明朝廷坐守南方，然而丧失明朝精锐即九边边军的南明，并无实力抵抗大举南下的清军。相比靖康之难时的金朝，清朝联合了蒙古和汉人势力，力量更为强大，而南明无法像南宋那样建立具有权威的统一中央，也没有边军可凭借，所以，最后只能由清军来收拾全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