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史说三国：三一九诈降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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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安三年（260年），吴国都尉严密建议修建丹杨湖田，筑浦里塘。
吴景帝孙休诏令群臣商议此事，大家都认为消耗太多，而湖田难以造成，只有卫将军濮阳兴认为可以建成。
于是，孙休下诏，征召各地军民，前去建造。
由于工程巨大，耗资无数，士卒也有很多人死亡，百姓十分愁苦，都怨恨濮阳兴。
吴国行使诈降计使惯了手，不时就要上演一出。
魏景元二年（261年）三月，吴将邓由等人向襄阳太守胡烈诈降。
胡烈信以为真，上表报告情况，说：“吴国将领邓由、李光等十八个营垒共同商定，准备归顺我国，并派使者送来人质，想让我们的军队开到长江边去迎取。”
魏朝廷商议，认为邓由等人如果真能投降魏国的话，必将使整个吴国震荡，于是诏令镇南将军王基派出军队，直接到沮水去迎接。
王基怀疑其中有诈，派驿使快速送信给司马昭，陈述邓由等人的可疑情况。
王基分析说：“夷陵东西两边都是险要狭隘之地，竹木丛密茂盛，如果敌人突施袭击，我军无法施展，使不上劲。如今正值春夏之交，弓弩受潮而柔软无力，又正当降雨之后，农事繁忙。如果废弃农业生产，前去谋取很难得到的利益，这是危险的事情。姜维趋进上邽，文钦占据寿春，都是因深入敌境求取利益，结果遭到全军覆没的结局，这是前事之鉴。嘉平年间以来，多次发生内部危难，当今我们重中之重是要力求安定国家社稷，抚慰上下臣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要安抚百姓，就不应当兴师动众以求外部利益。”
因此，王基建议说：“此事应当进一步澄清查证，不要立即发重兵深入敌境去接应。”
王基一连给司马昭写了好几封信。
司马昭看了来信，犹豫不定，命令已经上路的诸军暂时停止前进，就地驻扎，等候新的命令。
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信说：“以前，汉高祖采纳郦食其的意见，想要分封六国，但听明白张良的谋略后，就迅速追回并销毁了已刻之印。我的谋虑短浅，实在无法与留侯张良相比，但也害怕襄阳之事会出现听信郦食其之言的错误。”
这里解释一下郦食其建议汉高祖刘邦分封六国，被张良否决一事。
公元前204年冬，西楚霸王项羽率军将汉王刘邦围困于荥阳，双方交战，僵持不下。
楚军想法截断了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
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陷入危机，有些支撑不住了。
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
谋士郦食其献计说：“昔日商汤伐夏桀，把夏的后代封在杞。武王伐纣，把纣的后代封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让这些诸侯的后代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让六国的后代复国，那么六国的君臣和百姓必将对陛下感恩戴德，都会追随于你，为你所用。如此，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也只得恭恭敬敬，敛衽而朝。”
郦食其的这条计谋，看似有理，但只顾眼前，不顾今后，埋下祸患，无异于饮鸩止渴。
刘邦病急乱投医，不及细想，没有意识到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命人速速刻制印玺，好让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诸国。
就在这时，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
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郦食其提出的实行分封的策略讲给张良听。
讲完后，刘邦面有得色，问张良：“你觉得此计如何？”
张良却是大惊失色，急声问：“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
他叹了口气，有些沉痛地说：“如果照此行事，那就祸从天降了。”
刘邦有些诧异，停下筷子，忙问：“为什么？”
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
他剖析了此计可能产生的八个祸患，重点有三：
第一，往昔商汤、周武王伐夏桀、殷纣后封其后代，是基于可以绝对控制，必要时还随时可以出手，致对方于死地。
但现在刘邦分封六国后人，六国弱势时也许还会听从汉王的差遣，但发展壮大后，必然尾大不掉，重现秦以前诸国争霸的局面。
第二，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后人，那么现在跟随刘邦的这些将士谋臣，必然各归其主，分散到六国，到时刘邦就是光杆司令，怎么去争夺天下？
第三，六国就算复国，开国之初国力软弱，必然择强国依附，面对楚、汉相争，以楚国的强大，闭着眼都知道他们会选择谁，更别妄想楚国会向陛下称臣了。
张良的这番分析，切中要害，字字珠玑，精妙至极，一千七百年之后，明代史学家李贽还情不自禁地赞叹为“快论”。
刘邦听了张良一番辨析，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他把手中的筷子往桌上一扔，吐出在嘴里嚼了一半的饭菜，以手拍桌，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
立即下令销毁刻制好了的六国印玺，停止实施该计策，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后来汉王朝统一中国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
王基把这件事拿出来说，直指邓由等人的归降不靠谱，胡烈要求大张旗鼓地去迎接，有些类似当年郦食其的计谋，很有可能为魏国带来巨大祸害。
这话说得就重了。
司马昭思考再三，停止进兵，给王基回信说：“一般人处事大多选择隐忍顺从，很少能明确而详尽地向我陈述实实在在的道理。对你的忠爱，多次规劝晓喻，表示真诚的感谢。现在就依照你来信的意思，已经停止了发兵。”
到了约定日期，邓由等人果然没有前来投降。
魏景元二年（261年）四月二十四日，王基逝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司空，谥号景侯。
八月，魏元帝曹奂再次诏令司马昭，像以前那样晋升爵位，但司马昭仍然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