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广州人上海人对租界不同态度：一个不屑一顾，一个迷之倾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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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很多曾是通商口岸的城市而言，租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带。从本质上看，租界是他国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一个侵害表现，但租界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一个城市的印迹，会给城市的文化留下几分外国色彩。
上海与广州作为如今的四大一线城市之一，有着相对厚重的历史沉淀，加之地处沿海地区，身担带动经济发展重任，与租界也是有过一段过往，但由于两个城市的发展历史不同，租界于它们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
上海租界
上海里的灯红酒绿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教授曾言：“上海租界，虽然是被迫开放政策产物，却像一个被迫插入蚌贝的细核，孕育出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在他眼里，租界的出现虽让上海蒙受了不少屈辱，但客观而言，租界一定程度上也让上海的经济与文化走向了积极面。
上海1843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其时上海尚是一个小县城。但西方国家看好上海，认为上海有着与广州一样巨大的发展潜力。自西方国家在上海租借土地之后，1845年11月清政府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被看作是上海租界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法理基础。该章程明确表示，西方人所租借的土地绝非是割让而只是租赁，华人有一定权利管理租界。起初，租界里并不允许国人居住，因居住在内的西方人不多，租界仅是一块外租的土地，除此之外对于上海发展并无太多意义，直至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才使得租界进一步渗透入上海。
由于小刀会起义
对缘故，很多上海人面临战乱，不得不另寻庇护之所，此时租界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租界原本便是中国土地，因此租界内西方人面对国人的涌入并无他法。国人的到来让租界人口迅速上升，此种情况下，政府也无力管理租界。此时租界便开始陷入一种混乱，先前的《上海土地章程》也被几个西方国家自行修改，让租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上海租界
在那之后，租界的经济也开始迅速发展，从上海边缘的荒凉之地成为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西方人带来的生活习惯与物质也如一幅新奇的画卷国人眼里徐徐展开。他们从西方带来了先进的教育制度与文化、科学技术与物质财富，这一切在上海人眼里都无比新奇，因为在成为通商口岸前上海并非是大都市，因此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成为了他们对纸醉金迷的想象。
之后上海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租界内充满了中西文化的交织，发展出独特的租界文化。直至如今，许多人想到上海仍会联想到它灯红酒绿，
逸彩纷繁的老上海模样，这是在租界上成长而来的，租界文化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上海文化。
广州租界里的冷清
相比上海的租界，广州的租界一直被忽视，在全国各地的租界里，广州的租界面积也是最小的，只有英法两国租借。广州租界位于广州的沙面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以“十三行被毁，须恢复商馆洋行”作为为借口，在1859年时强迫清政府将沙面租借给他们沙面，随后又强制性地在沙面的北面挖掘了人工河（今沙基涌），划洲成岛，最后在1861年迫使两广总督签订《沙面租借条约》，沙面由此成为英法租界。沙面被划为“租界”以后，英国与法国互相划分地盘，以如今的沙面一街为界，西面为“英租界”，占地约为沙面之五分之四，东面为“法租界”，占地约沙面的五分之一。
广州出现租界的时间虽较晚，但却是最早开埠的城市，英国与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广州在1843年7月便已开埠。不仅是近代，广州自古代起就一直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备受西方人青睐，上海开埠后，尽管发展迅猛，甚至后来超越了广州，但最初较长一段时间内仍难以与广州比肩，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
各口贸易报告》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5万箱……其中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2/5，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3/5。”。
另外，广州自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发展得早，受西方文化影响也更早。唐宋时期，广州就已是中国第一大港，经济异常繁荣。清末时期，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独揽全国外贸的城市，是中国第一贸易大港。
由于拥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广州很早就有了专门的外国人居留地，其区域即类似于后来的租界。广州的沙面租界是在国人摧毁原外国人居留地—十三行商馆区后出现的租界，沙面租界内部设施完全采用西方近现代文明方式建设，有影剧院、咖啡厅、酒馆等现代性休闲娱乐场所。但广州沙面租界自出现以来社会功能就比较单一，一直是由外国人或侨民居住，且面积上一直没有扩展，租界封闭性强，与广州本土人民交流较少，因此对于广州的经济与文化影响也小。
再者说，广州人民对于外国人并不感觉新奇，对于外国人带入的新事物他们也早已司空见惯，没有神秘感的加持，广州人与租界便很难产生情感上的关联。在广州本土，甚至很多百姓对外国人持有厌恶的情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人观摩过广州的租界后表示，租界内部的寂寥冷清与广州城城郊地区几乎无异，其经济发展情况也远不如广州城本身，这与其他城市的租界生存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租界对广州与上海的意义
由广州与上海的租界历史追溯可见，租界在两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完全不同。对于上海人而言，租界已对他们的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租界里的西方人很多是把租界当成第二家乡，在这期间他们与上海人的互动极为频繁，对上海人的生活观念造成了很大影响。上海的时髦与发达，甚至后来成为中国都市发展范本也是因西方新事物陆续涌入而造就。租界与上海的关联密不可分，甚至有人表示“从此，人们再说上海文化，便多指发生在租界的上海文化了 ”。
与上海相比，广州的租界意义则更为单一。英法两国划洲成岛，沙面租界一开始就在地理上与广州人隔离开来了，之后由于人口组成的单一，经济交往的稀少，让广州租界更似西方人在广州的居住地，自给自足，与广州人互不打扰。尽管客观意义上看，租界内的行政管理、文化娱乐事业建设及建筑风格等对广州人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深刻，不能作为一种情怀式的集体记忆留存于广州人脑海中。
因此，广州人对租界的态度相较于上海人来说更为“冷淡”是在情理之中。现如今广州的文化底蕴仍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广东特色之上，例如早茶文化、西关文化等，是具有较强地域特色的文化。而上海文化则更现代，杂糅了众多国际性元素，这也可侧面反映租界对两个城市的影响差异。
上海租界一直是文化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但广州租界却常被忽略，这可以说明的一点是，上海租界与广州租界不仅对所在城市影响不一，对于整个中国影响也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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