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晚清疆臣刘树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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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云峰
第892期
刘树堂（1830—1903），字景韩，号仲良，生于云南永昌府保山县，监生。以军功保荐，历任署直隶清河道、署天津道、江苏分巡盐法江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署河东河道总督、浙江巡抚。因其祖上系清初由宣城游幕云南，光绪十九年（1893）6月，时任浙江布政使刘树堂上奏朝廷，申请将籍贯改回宣城，因此是晚清宣城少有的封疆大吏。刘树堂砥砺下僚多年，中年得以权篆地方，擅军务、精河务、通经济，在晚清政坛有实业兴国思想及抵制外侮的精神。其人才情颇高，诗画兼优，尤工书，有《师竹轩诗集》《滇南书画录》及摹本《双清堂石刻》等作品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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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兰亭刘树堂题写的“尽得风流”匾
一、生于仕宦之门，联姻亓官之后
刘树堂之父刘元绩（？—1876），字鉴水，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初授甘肃平罗知县，再转平凉碾北知县。咸丰元年，因承审雍沙番案不利，刘元绩与甘肃总督琦善等多位官员一同落职下狱。咸丰二年（1852）4月，经大学士、刑部与军机处查明刘元绩与知府桂昌等数位官员“承审仅只数日，并未随同定案”。不久，刘元绩被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咸丰十一年，刘元绩被任命为甘肃礼县知县。
同治元年（1862）冬，陕西回民叛乱，烧杀抢劫，挑起严重的回汉对立，史称“陕回窜甘”。当时回兵号称有十万之众，一时席卷陕甘数郡，声势蔚为浩大。为了应对西北各地蜂拥而起的回民叛乱，刘元绩在礼县县城主持修筑了醮台，以作警戒之用。同治二年（1863）2月，宁远回民头目张满喇入礼县东部盐官镇，并联络东西8堡回民叛乱。3月，张满喇等攻陷礼县铁集寨，刘元绩率民团与张满喇激战于长道镇，官兵惨败，刘元绩坐罪被免①。
同治三年春，刘元绩再度起复，补授为秦安知县。面对陕回的南下袭扰，刘元绩的职责除了守土，还要供亿朝廷西征军粮草，并协同多隆阿部下陕西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共同围剿回兵。8月，秦安被回兵所围，而此时雷、陶两军始由平凉进剿弓门镇、张家川，直到11月，两军前锋才抵达盐官镇回兵据点。而此时的刘元绩，已经在兵饷交绌的情况下组织军民在秦安撄城固守了70多天。
十万之众麋集秦安境内，大战一触即发，小城顿时人心惶惶。面对不利的局面，刘元绩亲访三帅，并约法三章：驻军凌虐乡民，请以军法从事；如糗粮不备，唯元绩是问。由于纪律严明，军民合力，回乱最终被彻底剿灭。同年12月，因为守土有功，解运粮饷得力，刘元绩晋升为同知衔并许带蓝翎②。刘元绩共三辅秦安，同治五年被议革职后不久即复职，任期一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夏因病致仕。
刘树堂之妻孔祥淑（1847—1886），字齐贤，山东曲阜孔氏74代孙孔蔼亭之女。6岁随兄弟师从袁石斋，7岁有过人之语，10岁随父到河南开归道任上。不久，孔蔼亭丁忧，回家居丧。服阙后，于咸丰十一年(1861)量移云南迤东道，当时孔祥淑只有15岁。
然而就在孔蔼亭举家南迁刚走到关中，得知了云南、四川边境的大关县爆发了蓝大顺农民起义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孔家再举家往南已经不合时宜。孔蔼亭最终决定自己单骑赴任，将家眷安排在其叔祖、陕西武功县令孔泾石衙内。
在武功县，聪明伶俐、知书达理的孔祥淑受到了曾叔祖泾石公的悉心教育，除了修己御众之道，孔祥淑尤其在诗文方面进益飞快。滇南局势稳定后，孔祥淑随即同家人入川黔游学，五年之间得江山之助而诗学大进。
同治九年3月（1870），刘树堂迎娶了大家闺秀孔祥淑，这一年孔24岁，刘40岁。此时的刘树堂，仍然只是直隶首府保定的一名候补官员，“家计窘甚”，但孔祥淑并不因此而抱怨。她认为做持家女人，开支用度应该该减的减该汰的汰，“做女人要脱女人气”，她甚至不惜典当自己的妆奁用来偿还借贷。
光绪十二年夏8月，孔祥淑去世，年仅40岁。刘树堂叹息她“明大义，顾大局”“天性纯厚，孜孜为善”③。刘树堂辑孔祥淑诗作八十余首，后来编成《韵香阁诗草》一部流传于世。
二、权篆直隶两道，廓清理教实质
保山位属云南迤西道，文化及科举相对落后。因科场不利，弱冠之后的刘树堂游学川、黔、湘、鄂各地，后辗转于京城，为权臣肃顺所识，为“肃门十四子”之一。辛酉政变，肃顺等人被西太后处死后，其门人纷纷转投他人。当时，太平天国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捻军复起，刘树堂毅然弃笔从戎，投身曾国藩幕下。同治元年（1860）始，刘树堂在黄河以北（河阳）湘军军营中襄办军务，时间达三年之久，不久就因功被保荐为候补官员。正如他在诗中写道“就征参帷幄，刁斗靖京畿”“云我久从征，三岁志不移”。
同治八年（1869）7月，曾国藩在写给李鸿裔的书札中写道“刘树堂在候补各员中独觉书味盎然。三月中委办海运，顷间回省，呈出手记各务，事理亦尚通达，将来或可陶成令器”④。曾国藩以善于识人著称，但他评论下属一向惜墨如金，而对于刘树堂，却觉得他“书味盎然”，且老成练达，表现出有意栽培之心。
刘树堂书法
同治九年（1870）8月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当时李鸿章在直隶大办洋务，刘树堂因才干出众被任命为直隶练饷局总办。光绪二年11月，有御史弹劾刘树堂丁忧之后仍留局差，并照常宴会，实属“钻营差事”“忘亲逗遛”“有玷官箴”。直隶总督李鸿章因此上奏朝廷：刘树堂原籍云南，因贼匪梗道，呈请在直（直隶）庐墓，不必扶柩南归。
光绪五年（1879）春，刘树堂首署直隶清河道，当时他的行馆设在西淀一带。此年夏天，洪水泛滥，燕南一带几成泽国。他在诗中叹道：“春到燕南十二桥，青青柳色画难描，哪知翠柏经霜后，也向长堤学折腰。”由于筹赈议堵成效甚微，他深感自己“愧无裨补”，面对灾民“更有哀鸿何处宿，横塘花里一灯明”的惨景，他深深自责，体现了为政者关心民生的情怀⑤。
光绪九年（1883）3月，刘树堂再署直隶天津道。这年年初，“在理教”在京城前门外公所举办摆斋等活动，御史李璲上奏请求朝廷查办。李鸿章接到军机处寄来的密谕，立即传唤署理天津道刘树堂等人来到署中，要求其不动声色，严切查访。
经查，天津一带很早就有在理教传播，“以戒人吸烟饮酒为事”，其主因是从海外输入的鸦片“足以致病戕生”。刘树堂报称，天津入教信徒多数“皆有身家恒业”，并非惯于斗殴滋事的无业流民。该教虽然“信之者众”，组织却很松散。更重要的是，在理教并无“妖言邪术、踪迹诡秘、诱惑愚民情事”，与朝廷明令查禁的“邪教”有区别，因此刘树堂认为：理教“实与白莲等教聚众为非者迥然不同”。李鸿章接到天津地方禀报后，即上奏“免其拿办”。李、刘之举，表明清廷默认了在理教的合法性，使得在理教一举成为盛行全国的大教派，并使得该教更加趋向于社会公益及社会救济，对维护晚清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刘树堂署直隶天津道后，妻子孔祥淑随夫同行。此年秋，洪水泛滥，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大水汇聚天津，而天津又无堤可防。在这种情况下，孔祥淑“出蓄以给”，购料护堤。这年冬天，饥民四起，天津粥厂人满为患，有人劝刘树堂“远而止之，择而收之”，但孔祥淑却向刘树堂建议“增场便果”，结果救活了无数贫苦的百姓。同年9月，刘树堂结束署任，这时朝廷所拨付的赈灾款剩余尚巨。按照晚清惯例，刘树堂可以将这笔巨款视为自己的报酬据为己有，但孔祥淑执意将所有余款留给后任，天津的孤儿寡母们因此多有得益。
光绪十年（1884）6月，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保荐推举署天津道刘树堂才德卓异。当时，由于直隶清河道史克宽修河不善，玩视民瘼，被太常寺卿徐树铭弹劾，刘树堂得以再署直隶清河道⑥。
在第二次清河之任上，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兴修水利，政声颇著。清河之任结束后，刘树堂离开直隶，转任江苏分巡盐法江宁道。光绪十五年4月，江苏按察使陈钦铭因病去职，刘树堂如愿升任江苏按察使。光绪十六年2月，刘树堂再升福建布政使。
（作者系宣城市香兴食品公司销售经理，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