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为什么说司马光是做官、做人与做事完美统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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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统治者第一关心的就是政治的巩固和稳定。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典型的儒者，司马光的“治道”非常具有代表性，是中国传统“治道”特别是儒家“治道”的模型。

1、中和之道

中和之道是司马光哲学思想的精髓。司马光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必须遵循中和之道。司马光认为修心养性、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都离不开中和之道。他认为士大夫当以“中正为中心”。“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可以进而进，可以退而退，不失其时”。 司马光认为成就事业也离不开中。

他说：“能济难者存乎中，能有功者存乎时。时未可往，而应之太缓则无功。在一切事物当中，矛盾对立的双方阴与阳互相作用，所达到的平衡、协调、融合的状态也就是中和，司马光把这种中和状态又称作“冲气”。他推崇中和之道，重视矛盾的一致性，维持矛盾的平衡、协调、和谐、融合，但并不意味着他否认矛盾的差异性。

在司马光看来“礼”是“中和之法”，“仁”是“中和之行”，而乐则以中和为本，政则以中和为美，刑则以中和为贵。中和之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物不在，万事万物莫不受其制约、支配。它是宇宙一切事物形成发展的规律。

在司马光的思想里，“天”的含义是丰富而复杂的，他在天命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颇为微妙的。从本质上讲，他是不信天命的。他认为“天地，有形之大者也”，与“血气之类皆营以为生”的天地万物不一样，“天地无为而自生”。天地只不过是自然界中最大的物体罢了，它们是无意志的。

“人定胜天”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这才是他提出《天人二则》所表达的思想。仰望冥冥青天，作为一位严谨、审慎的思想家，司马光产生“天之祸福，比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败，必待天命之与夺”的思想，应当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此他进而提出了“天人互助”的思想，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协调天人关系，使之达到最佳状态，已取得最佳效果。

这是和刘禹锡“天人相胜”一脉相承的，并提出了“天人共济”的思想，从而完善和发展了荀子在天道观上天人相分的思想。他对天命的基本观点也是天人相分，但也不乏天人合一的成分，在中和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天人相分的思想有所发展完善，使之更为全面。

由于在封建社会，权利缺乏有效的制约，人民不得不借助天命论、天人感应学说“略以助政”，达到忠君抑君的目的。司马光的这一思想为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司马光是位脚踏实地的人，主张学以致用。他认为“学者贵与行之，而不贵与知之；贵与有用，而不贵与无用”。

1、人君五才论

司马光在研究历朝历代的君主后，把历史上的君主加以分类，提出了人君“五才论”，即根据才能的高下，将历朝历代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君主。司马光认为“五才”当中，“创业之君”和“中兴之君”都是有雄才大略的上才之君，他们自己就懂治理国家，且能治理好国家。

“乱亡之君”为病入膏肓之徒，即使扁鹊再世也无法救治，是被鄙夷抛弃的一类君主。这之中唯有“中才之君”是可以被改造的。历朝历代君主，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和乱亡的君主毕竟都是极其稀少的，大部分君主均为才能平平的中才之君，期望他们能守好祖宗基业也就够了。

如果这一部分人知道勤政爱民、居安思危、兢兢业业，那么在众人帮助下守住祖宗创下的光美事业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他们不知道勤政爱民、居安思危、兢兢业业，认为已经功成治定，可传子孙万世以至于无穷，那么沦为“陵夷之君”也就不可避免了。

“治国三要”是司马光君主观的精髓。他认为为政之要不外乎用人之道与赏善罚恶而已。司马光认为，在国家大政方针确定以后，官员素质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再好的法令，无人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如果所用非人，则必将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状况。

人治和法治并不完全排斥，他们之间还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为此，司马光极力主张推行一条彻底的任人惟贤的组织路线。司马光认为德才兼备称得上是贤。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德”与“才”的关系，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其中“德”统帅“才”，“德”是第一位的。

司马光主张通过实践去发现，应该对这个人进行跟踪考察，综合全面的评价，看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否利国利民。司马光认为用人还应该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原则。司马光一生从政，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每有新帝即位都不厌其烦地上奏，论述他的一套内外相致治之道。

他自称“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司马光“一道、三德、五才”的内外相结合的致治之道形成了其君主观的中心内容。他自称“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

1、“王霸无异道”的统治

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君主应当采用怎么样的形式来统治国家，建立合理的统治秩序呢？王霸之辨自荀、孟以来就是历代儒家争论的焦点。司马光在总经历史经验、结合当时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王霸无异道”的统治指导思想。

他承认，历史上由于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权力结构所表现出的形式也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人们加以区别，于是便有了王道、霸道之别。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还以秦孝公、商鞅信守徙木之赏的事例证明霸主也要取信于民，不可假仁假义。而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管仲了。

管仲辅佐桓公完成霸业，结束了内外战争，捍卫了华夏文明。可见霸道也是要行仁义的。可见司马光认为王、霸只是控制的手段，王道偏重于仁、明，霸道偏重于明、武而已，二者道同途疏。不论采用何种方式都需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坚持德刑治国，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期守祖宗之光美事业。

“礼治”思想是司马光统治秩序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礼者，人所履之常也”。 司马光极其重视礼治在教化和治国中的作用。做为传统式治国方略的关键內容，礼治观念在《通鉴》中无所不在，司马光不但在历史资料的挑选与历史事实的记叙层面有一定的反映，并且在引入别的乡绅的有关评价，乃至司马光自己的很多评价“臣光曰”中立即论述了自身的礼治观念。在这个封建社会阶级社会里，级别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

马光治道的核心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基本原则是以礼治国、以人为要、以民为本、以史资治。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注重于阐释儒家的礼治、人治、民本等外王治道，提出了以礼治国、以人为要、以民为本的原则，并通过史学经世的传统，坚持以史资治的原则，以史为镜，梳理总结历史上的治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封建帝王治国平天下提供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司马光集》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