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袁绍四世三公,实力上有许多优势,为何会败给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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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汉献帝初平元年,四世三公的袁绍率兵讨伐董卓,一跃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气吞山河。然而好景不长,建安五年,官渡之战,袁绍被曹操一举击溃。在实力对比上,袁绍还占有优势,为何会败给曹操?
这种不团结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与兄弟之间的你争我夺。
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封建军阀,除了要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之外,还要善于治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封建社会的国与家有密切联系。尤其是一些“大哥”级人物,比如君主,他们能否江山永存,某种程度上讲,在于能否安排好权力传承。东汉末年的袁绍,实质上就相当于君王。
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袁绍更喜欢袁尚,想将大位传给他,于是让袁熙当了青州刺史。
大臣沮授苦劝袁绍不要废长立幼,可他偏偏不听,反而让袁熙担任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掌握兵马。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袁谭为法定接班人,而袁绍仅凭个人爱好而更改,造成兄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给臣子之间的派系斗争带来可乘之机。“拥谭派”(郭图、辛评等)与“拥尚派”(逢纪、审配等)相互倾轧,从而加剧了内部的分裂。
这种不团结的局面,让袁绍集团看似强大,实则虚弱。袁绍虽能控制大局,但作为一个封建割据军阀,他一系列逆历史潮流的行为,也给组织成员打上烙印。他们在为袁绍出谋划策时,也形成自己的小团伙,子集团的既得利益与总集团的根本利益不是不一致的。其内部不断地分裂、斗争、削弱,直至被消灭。
第一,沮授很早就建议袁绍提出迎天子到邺城,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道义上的制高点。然而,袁绍不知这样做的重要性,因而将建议束之高阁。
后来,曹操迎接天子到许昌,借助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但因害怕袁绍势大,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此时,田丰又建议袁绍乘机进攻许昌,夺回天子。袁绍又不听,这就相当于将挟天子令诸侯的机会拱手相让。
第二,官渡之战前,沮授建议袁绍坐镇四州,发展生产,并不断以小股兵力侵扰曹操,待其人困马乏之时,再图进取。但袁绍没有采纳这种稳扎稳打的策略,而是凭借自己地盘大、兵多粮足等表面优势贸然发动进攻,结果失去一次必胜的机会。
第三,即使战机不成熟,但袁绍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兼并公孙瓒后,袁绍拥有四州之地,兵力与财力上有很大优势,而曹操的军粮仅够一个月,且后方不稳定,孔融散布不利言论,刘备等人虎视眈眈。
同时,袁绍手下有不少优秀人才,他们对双方的形势比较了解,也提出过一些正确建议。袁绍只要能把握住这些有利条件,取胜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然而,战机稍纵即逝,袁绍全部没把握好。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前,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曹操立即出兵讨伐。此时,田丰劝袁绍进兵,袁绍不听,失去一次前后夹击曹操的机会;
官渡之战开始,袁绍遇到挫折,损失颜良、文丑后,沮授分析形势,建议利用军粮上的优势打持久战,拖垮曹操。袁绍不听,与曹操速战,结果败下阵。
此时许攸建议,趁许昌空虚,派兵偷袭许昌,以扭转战局,结果袁绍还是不听。许攸不得志,投靠了曹操。曹操利用许攸带来的情报,偷袭袁绍的粮草大营——乌巢。最后,张郃也投奔曹操,袁绍一败涂地。
袁绍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雄厚的实力没有转化为战场优势。
荀彧在比较袁绍与曹操时曾说过:
袁绍在胸怀、谋略、德行上都不及曹操,具体来看就是:
袁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不是靠个人领导力,而是依靠家族声望。
由于袁绍很重视“世资”这种虚假的表面荣誉,好大喜功,也没有治国的才略、洞察力与识人能力,因此手下夸夸其谈而无真才实学的人很多。从而导致袁绍集团大而无用、运转困难。
袁绍在起兵前,暂时与世无争,许多个人品格没有完全暴露。起兵后,他作为军阀的头面人物,在制定战略、指挥作战等问题上,其性格的多面性一览无余。他表面上的宽厚与内心的狭隘巧妙地结合,使他在初期招揽许多人才,并迅速崛起。
但就在袁绍做大后,对内猜忌,结果大失人心,许多有才之士纷纷远离。
袁绍并不是从基层上来,而是凭借家族占据高位,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因此形成非常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表现在军阀身上,就会发展成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地步。
这时的袁绍不仅难以接受与自己相反的正确意见,而且错了也死不悔改。这种个性不仅阻碍团队智力的发挥,也使他在紧要关头分不清对错、做不出果断决策。
在个人素质方面,袁绍狭隘、犹豫与曹操果决、大度形成鲜明对比,再大的优势到了袁绍手里都会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