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里”华县农村建立生产合作社后，我爷爷第一个把牛和农具捐给了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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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社 前 后

作者 刘正军

1950 年8月15日至1951年9月4日，华县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我村（赤水辛村）贫下中农，都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去。但没过多久，我们赤水乡及高塘乡、下庙乡等地的部分农户，就因缺乏劳力、农具、资金等无力耕种，开始打起了出卖土地的主意，这无异于又要走解放前的老路。

1951年6月，我乡东边东赵乡汪楼村的汪保善，为解决这些困难，自发组织 12 户农民成立了互助组，互换劳动力。1952 年 11 月，他又把互助组扩大为 22 户，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名为“晓光社”，实行“土地合股经营、牲口同槽喂养，劳力出勤记工，年终结算分红”。当时《陕西日报》对此作了宣传，县政府也号召农户向他们学习。1953 年春，“晓光社”进一步发展，扩大为 50 户。当年年终的结果表明，“晓光社”的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单干户及互助组，汪保善因此获得省劳模称号，出席了全省先进代表会议 （详见 1991 年版 《华县志》 第 145页）。这件事在全县引起了很大震动，也极大地推动了单干向合作化的转变。所以，1955年冬至1956年春，当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铺开时，我县的合作化高潮已水到渠成，迅速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展起来了。

合作化时的宣传画

这年冬天，上级向我们村派来了工作组，发动农民把土地、牲口、水车等大型农具等捐给社里，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运动起始阶段，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和习惯于单干的恒定思维，一些村民对入社疑虑重重，并不热情，特别是舍不得把牲口和刚分到的土地捐给社里。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我爷爷对此事却充满热情，非常积极。报名那天天还未亮，他就早早地起了床，跑去敲开村干部（刘振尧）的大门，第一个报了名。后来，他还拉着我家的那头小牛，扛着铁犁和牛轭头等农具，把这些都捐给了社里。因为这件事情，他还受过我大爷（我爷爷的哥哥）不少风凉话。

甭说别人，就连我长大成人后，对当年爷爷的这个举动，也感到很是纳闷——他不是党员，也没文化，为何却有这样高的觉悟？于是悄悄地去问我妈。我妈的说法是，那时我家男劳仅爷爷一人（我爸在外教书），脏活重活全靠他干，合作化前的那几年，他“实在是累得干不动了”！

入社不久的一个晚上，工作组在我们学校（高家村祠堂）召开群众大会，会场就是我们教室。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教室里点着汽灯，群众都跟学生一样，挤坐在课桌旁。大会进行过程中，工作组里一个留着短发的女组员，按报名顺序宣读了入社人员名单。我爷爷作为第一名，自然受到了大会表扬。当时我年龄还小（正读初小二年级），也坐在群众中看热闹。听到工作组表扬我爷爷以后，我感到非常得意，“张”得左顾右盼，恨不得立马站起来当场宣布：第一名就是我爷！后来，我家的小牛就和其他社员的牛一起，集中在高家的一个社员家里，让社里的饲养员喂养去了。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高家，无意中看见了我家的那头小牛。当时它和其他牛一起，拴在高家一片空庄基的木桩上。当它瞧见我时，好像是认识似的，睁着两只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我，一动也不动。我看到小牛这眼巴巴的神态，觉得它非常可怜——仿佛是受到了别的牛欺负似的，于是就跑过去，搂住它的两只犄角，对它说：“牛啊牛！现在入社了，你就在社里好好住吧！以后有了机会，我让爷爷把你拉回去，在咱家好好转一转！”

我对牛说：“如果以后有了机会……”

这个情况，正好被高景朋他妈看见了。她当时正系着围裙，从家里出来倒泔水，看见我搂着牛犄角在对牛说话，很是诧异，之后逢人便夸：“外娃 （那个娃） 碎碎(小小)的，咋恁门 （那么） 灵醒（聪明）！”

想起来真有意思，当年小小的我，确实有些“对牛弹琴”的味道！

图文来源：《一剪闲云赋流年》

原文作者：刘正军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