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他严禁在公文中冗文浮言，开一代公文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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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严禁在公文中冗文浮言，开一代公文新风

明太祖朱元璋，字国瑞，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 年号“洪武”。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入皇觉寺，云游四方，增长见闻。二十五岁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攻占集庆路，改名应天，其后，陆续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并自称吴王。吴元年（公元1367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为号召，派遣徐达、常遇春举兵北伐，推翻元朝统治。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于应天府，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秋，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其后平定西南、西北、辽东等地，最终统一全国。

朱元璋在位期间，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在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在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在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在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

朱元璋出身贫苦，小时候没钱读书。当了和尚以后，才有机会“立志勤学”。有了权力和地位后，朱元璋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问益进。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更加喜欢文墨，他认为，写文章要“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要“通道术，达时务”，说白了，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

据明太祖宝训卷六《务实》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又《明太祖实录》卷四十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漠》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朱元璋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道明令。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对大臣们说：“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朱元璋再次强调了关于文风的主张。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了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并谕各部官员：“……朕常厌其（指唐宋文风）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务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还颁布了样板以供效仿，这比前期单纯的禁令更进了一步。

明初受元朝的影响，文犊主义盛行，案犊繁冗。朱元璋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明太祖实录》卷记载：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二月庚戌朔，颁建言格式。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论时务五事，累万徐言。上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虚文多而实事少，次夕于宫中复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才五百徐言。因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联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为定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又命令廷臣讨论研究，制定了《案犊减繁式》。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又亲自起草颁布了“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这些法令、条例的颁布，对于克服繁文之害，沉重打击文犊主义，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进一步深化文风整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严禁在公文中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并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开创了公文的一代新风，使公文更加趋于简明通俗。明代公文制度的改革和进步，是与朱元璋对公文制度整顿是分不开的。清代(包括太平天国)的公文制度是对明代公文制度的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自“中华民国”之后，虽然传统的公文处理方法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在新文化的冲击下有所变化，但是，明代公文制度其中的一些公文思想、原则、手段，尤其是对公文工作严格、规范的精神，对于后人进一步健全公文制度、提高行政工作效律、加强公文管理，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