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魏武遗风：论曹髦之死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旺哥的宠物日记的《魏武遗风：论曹髦之死》，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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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权日去”的背景下，曹髦本可顺应时势，冀得善终，但他却不甘傀儡宿命，用殒身讨贼的悲壮之举，在历史长河中谱下了浓重一笔。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汉晋春秋》

曹髦即位于扰攘之际，本系司马师扶植的傀儡君主，用以替代废帝曹芳。其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效法汉之刘协，将国祚禅于权臣。按曹髦死后五年魏室即告覆亡，可知魏晋嬗代之事，本应在曹髦一朝便完成。

换言之，曹髦以性命为筹码，为魏朝的存续又争取了数年时间，虽未能改易天命，但确已尽绵薄之力。

在曹髦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留下“正使死，何所惧”的遗言便决然出宫，可知其宁愿蚍蜉撼树，亦不愿坐以待毙。曹操性格中的苍凉豪迈，在这位曾孙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时人赞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不为虚言。

（曹髦）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司马师）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指曹植），武类太祖（指曹操）。”--《魏氏春秋》

后世学者对曹髦讨贼之举，多有非议，认为其冲动鲁莽，枉送性命。其实在司马氏两代三人篡权乱政的背景下，群臣“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可知彼时曹髦的选择唯二：或者讨贼身死，或者“坐受废辱”。照此，曹髦以身殉社稷，不仅不是鲁莽之举，反而充满与命运抗争的悲壮色彩。

王经曰：“……今权在其（司马氏）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汉晋春秋》

本文想就现存史料，分析曹髦死前的一系列抗争之举。在笔者看来，曹髦虽短寿早逝，亦无功绩可考，但他的殒身社稷之迹，可谓曹魏皇室之余晖，无愧乃父乃祖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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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能坐受废辱”

曹髦起兵讨逆前夜，曾对心腹表示“吾不能坐受废辱”。此言暗藏深意，它不仅预示着曹髦的退位下场，也隐喻曹髦很可能会在退位之后再遭折辱。

（曹髦）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汉晋春秋》

在这段谈话中，曹髦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是“废”，其二是“辱”。

“废”，不难理解，即被赶下皇位，一如其前任曹芳一般。“辱”则程度更深，它代表曹髦退位后，很可能享受不到诸如前代之刘协、后世之曹奂一般的诸侯地位。

曹髦：吾不能坐受废辱

刘协、曹奂退位后，不失王公之位，且可在封地中“行（前朝）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名义上尊崇备至；这是因为他们肯于配合权臣表演，主动下诏禅让，因此才得以善终。

曹髦则不然，他不仅不愿配合司马氏的政治表演，还多次在宫廷筵讲中以夏之少康自诩，取“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典故，即有心锐意进取，重振皇纲，他甚至私撰《潜龙诗》自喻，令司马昭不胜反感。

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帝慕夏少康。--《魏氏春秋》

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晋书 五行志》

得罪司马氏的下场是很严重的。曹髦的前任曹芳，曾串谋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欲重夺大权，结果惨遭废黜，死后还被冠以“厉”之丑谥（杀戮无辜曰厉），可谓身名俱裂。有此前车之鉴，可知曹髦既然不肯配合司马氏，那他自然也不会得到好下场，不仅会被废黜，还会“坐受废辱”，即人格尊严亦难保全。

晋受禅，封齐王（曹芳）为邵陵县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谥曰厉公。--《魏世谱》

从《魏书》的相关记载看，曹髦彼时已即将被废，且罪名亦基本确定，即不仁、不孝。

曹髦死后，其嫡母（曹叡遗孀）郭太后望风承旨，污蔑其“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此言虽有事后遮掩弥补之意，亦侧面反映曹髦被废已成定局。

另外，郭氏诏令中还提到曹髦的两项大罪，其一是“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其二是“以诬谤吾，隔绝两宫”。性情暴戾即不仁，隔绝两宫即不孝。身为人主，不仁不孝，自然“不可以奉宗庙”。

皇太后令曰：“……（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吾语大将军（司马昭），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魏书 高贵乡公纪》

这里需要注意，郭氏虽为明帝遗孀，却自通于司马氏，双方家族成员“频繁为婚”，可知诏书之中丑辞，乃是替司马氏寻找废黜曹髦的合理借口。

景、文二王（即司马师、司马昭）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晋诸公赞》

实际从《高贵乡公纪》的记载看，曹髦“少好学，夙成”，且颇知礼法，谨慎勤恪，于是“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明显是英明令主。可知郭氏诏令，皆为不实之词，甚至可能出自司马氏之手笔。

司马氏安在曹髦身上的罪名，除“不仁”、“不孝”之外，还可参考曹芳被废之时的罪名，即“共观倡优，裸袒为乱”，简言之，即淫乱不轨。

皇帝（曹芳）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游戏无度，至乃共观倡优，裸袒为乱。--王沈《魏书》

司马师诬言曹芳“耽淫内宠，沉漫女色”

曹芳被废时，不仅被冠以淫乱之罪，还被安上“以弹弹人，不避首目”的恶名。此罪乃是先秦时代权臣赵盾废黜晋灵公之借口，此时复见于曹芳，造作之意显见。曹芳待遇如此，曹髦境遇可知。

帝（曹芳）常喜以弹弹人，以此恚景，弹景不避首目。--王沈《魏书》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 宣公二年》

综上所述，在曹髦起兵前夜，他已知晓自己行将遭到废黜，且会被冠以“不仁”、“不孝”之罪，甚至可能会被丑化为淫乱昏君，沦为史书中的笑柄；因此隐忍多年的他终于退无可退，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将兵而出，欲与司马氏决死。

（曹髦）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魏氏春秋》

曹髦为何要殊死一搏

曹髦身为人主，不愿“坐受废辱”，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正使死，何所惧”的悲壮遗言，却又略显苍凉。其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曹髦一旦被废，绝对得不到善终，势必遭到司马氏的杀害。

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汉晋春秋》

原因很简单，曹髦兼资文武，壮志凌云，在朝野中颇富人望（详见后文），且具备一定的政治手腕。他和刘协、曹芳、曹奂等傀儡君主存在根本差别，因此必不为司马昭所容。

刘协早年尝试过反抗，失败之后遂自暴自弃，沦为曹氏父子的掌中玩物。曹芳在尚可一搏之际，因为“惧不敢发”而放弃刺杀司马兄弟的计划，导致“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可知亦是庸才。至于曹奂，乃是司马昭精挑细选的庸懦宗室，其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配合嬗代演出，固无足论。

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司马昭）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曹芳）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司马师）因是谋废帝。--《魏晋世语》

而曹髦性情刚烈，完全不同于上述傀儡。同时代中，重臣钟会、石苞等人曾高度评价曹髦。钟会称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见前文注引），石苞则称其“非常人也”，甚至“以为魏武更生”。

甘露中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中尽日。文王遣人要令过。文王问（石）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魏晋世语》

石苞来朝，盛称高贵乡公，以为魏武更生。--《晋书 华表传》

“陈思”即陈思王曹植，此言即赞美曹髦的文学素养。“才同陈思”已经颇令司马氏畏惧，“武类太祖”则更令司马氏坐卧不安。

一个作为“禅让工具”而被扶植的傀儡天子，竟然具备了奸雄曹操一般的文韬武略，甚至被认为是“魏武更生”，这对权臣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尤其考虑到这个评价还是出自石苞之口。

石苞是司马家族在闾阎中延揽的风尘末吏，青龙年间（233-237）“鬻铁于长安”，为司马懿父子所知。正始年间（240-249），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石苞亦在其中，后参与高平陵之变，由是发迹。

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得见司马宣王，宣王知焉。--《魏晋世语》

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 景帝纪》

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

司马懿认为石苞“好色薄行”，不甚喜爱，但司马师却认为“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因为“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可知此人并非“贞廉之士”，之所以被司马父子相中，正是因为此人毫无底线，可以做主君不方便做的事情。

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晋书 石苞传》

在此背景下，石苞对曹髦的夸赞，绝不能被视作善意之辞，反而是催促司马昭弑君的暗示之语。因此在石苞发出“（曹髦）非常人也”的感叹之后，随即发生了弑君之事。学者姚范认为“司马昭废立之计蓄之已久，而石苞更促之”，可谓一针见血。

（石）苞曰：“（曹髦）非常人也。”明日发至荥阳，数日而难作（指弑君事发）。--《魏晋世语》

更令司马昭畏惧者，乃是曹髦不仅少年夙成，英明奋发，还很有政治手腕。

昔日（254）曹芳被废，中领军许允亦被牵连诛杀，禁卫大权遂转入中护军之手（请废曹芳的奏疏中，有中护军而无中领军，可谓佐证），而充任中护军的人选是司马望。

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晋书 职官志》

司马望本为司马孚之子，后出继给伯父司马朗，而司马朗、司马孚皆为司马懿之同胞兄弟，其政治立场可知。比如请废曹芳的奏疏中，司马望便位在其中（见《齐王纪》引王沈《魏书》）。

然而就是这个心如铁石的司马望，担任中护军期间，由于受到曹髦的“亲待”，竟被其人格魅力感化，最终因不愿承担弑君之罪，辞去护军职务，逃离了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司马望虽然未能彻底倒向帝室，但曹髦笼络人心之手段，由此足见一斑。

（司马望）迁护军将军……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司马）望与裴秀、王沈、钟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司马）望虽见（曹髦）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晋书 义阳成王传》

在此背景下，少年老成，英明有为的曹髦，已成司马昭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不仅会“坐受废辱”，甚至被废之后亦不能得善终，势必遭到隐诛。可知曹髦所处之形势，已如昔日之陈胜，即“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这不仅可以解释曹髦临行前为何要留下“正使死，何所惧”的壮烈遗言，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在“帝师溃散”之际，仍然“手剑奋击”，视死如归。因为曹髦自出征的一刻起，便没打算活着回来——他宁肯死于乱军之手，彰司马氏大恶于天下；亦不肯在“坐受废辱”之后死于鸩毒，流于无闻。

高贵乡公之难始末

曹髦讨伐司马昭，在《晋书》中被写作“高贵乡公之难”，以君讨臣，而被书作“难”，无疑是史官立场使然。便如魏室忠臣讨伐司马氏，被写作“淮南三叛”一般。

从高贵乡公之难的始末细节上看，曹髦杀伐果断，智勇兼备，虽因兵力寡弱而最终败殁，但亦不失人主之雄。

（1）临危不乱，冒雨出师

曹髦临行前，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共谋大计。他们分别隶属侍中寺、尚书省、散骑省。

（帝）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汉晋春秋》

曹髦：“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汉魏皇宫之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殿”；而“省”即是以“殿”为中心构成的院落（见陈苏镇《东汉的“殿中”和“禁中”》）。散骑省在魏晋时隶属门下省（即侍中寺），但由于功能差异及办公区域不同，因此被称作“虽隶门下，别为一省”。

时司马馥在秀坐，舆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据此可知散骑独为一省），以大戟守省阁。--《晋书 赵王伦传》

晋置四人，典章表、韶命、优文、策文等，虽隶门下，别为一省。--《通典》

按陈苏镇的《魏晋洛阳宫的性质与格局》考订，散骑省在太极殿北，侍中寺在太极殿东南，端门之内；而尚书省在端门之外。端门，即“殿中”区域的南门，亦是正门。照此看来，曹髦大约想通过心腹侍从动员宫省，加强出兵时的后备力量。

不幸的是，王沈、王业为求自保，竟然临阵叛逃，“奔走告文王（司马昭）”，时又天降大雨，人心惶惶。曹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未慌乱，而是即刻“下陵云台”，召集人马，趁夜冒雨出兵，欲与司马氏决死。

（王）沈、（王）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汉晋春秋》

戊子夜……会雨，有司奏却日，（帝）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魏氏春秋》

（2）私屯甲胄，铠仗授兵

跟随曹髦出兵的两位武官，一位是“冗从仆射李昭”，另一位是“黄门从官焦伯”，此二人职官身份比较特殊，皆是禁中的内侍。

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魏氏春秋》

“禁中”，是宫中防卫等级最高的地方。这里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有时亦代指后宫所在。禁中不同于“殿中”与“宫中”，殿中宿卫有虎贲、羽林郎；殿门宿卫有三署郎；宫门宿卫有卫尉下辖的卫士，皆由士人充任；而禁中的宿卫，按制度皆用宦官。

按《续汉书 百官志》，冗从仆射，全名“中黄门冗从仆射”，用宦者。黄门即禁门，亦写作“黄闼”，可知李昭、焦伯按理应是宦官。

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续汉书 百官志》

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故曰黄门令。--《续汉书 百官志》刘昭注引董巴《汉书》

不过由于曹丕改易宫禁制度，限制宦官、重用士人（见《魏书 文帝纪》），以至毕轨（典农校尉毕子礼之子）、华廙（司徒华歆之孙）等人均有担任冗从仆射的记载，因此也不能排除李昭、焦伯可能具备士人身份。

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魏书 辛毗传》

泰始初，迁冗从仆射。--《晋书 华表传-附传》

不过按常理推断，为了保证禁中安全，避免秽乱宫廷（东汉时侍中郭举值守禁中，趁机与后宫私通，见蔡质《汉仪》），即使李昭、焦伯是士人，他们的从属成员，应该亦多为宦者。宦官的身体条件、训练水平自然无法和职业武士相比，这也能够侧面解释为何曹髦军队的战斗力较差，一触即溃。

不过曹髦也并非全无准备，他纠合“僮仆数百”之后，随即“铠仗授兵”，可知在六年（254-260）的傀儡生涯中，曹髦也暗中积蓄了不少力量，所藏甲胄兵刃，足以武装数百人规模的队伍。

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汉晋春秋》

（帝）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魏氏春秋》

曹髦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

达到这一成就并不容易，因为昔日司马懿诛曹爽时（249），便是“先据武库”，之后才“出屯洛水浮桥”。司马氏既凭此起家，自然会严密防备他人效仿，曹髦能够在司马氏党羽的监视下，积攒起数百人的武备，可知确有过人之处。

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魏书 曹爽传》

武装完毕后，曹髦随即“拔剑升辇”、“击战鼓，出云龙门”，向着司马昭的相府杀去。

（3）避实击虚，破门而出

曹髦欲与司马昭决死，需要突破两道防线，其一是“殿中”门，其二是“宫中”门。曹髦冲出“殿中”时，选择的是东侧的云龙门为突破口。

“殿中”，即以太极殿（曹魏正殿）为中心组成的院落，外设殿墙。殿墙南侧为端门，也是殿中正门；西侧为神虎门，东侧为云龙门。皇帝与群臣朝会，多经由端门或云龙门，因此二门频繁见于史册。

（帝）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魏氏春秋》

曹髦不走端门，可能是因为端门为殿中正门，防卫力量较强，因此避实击虚，选择东侧的云龙门。侧面反映出曹髦颇有智慧，绝非鲁莽之辈。

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昭之弟）闻讯，率宿卫亲兵与曹髦战于“东止车门”。“止车门”指殿门，“东止车门”即云龙门。曹髦此时没有选择硬拼，而是以天子名义令“左右呵之”，于是“伷众奔走”。可知曹髦在朝野中具备一定的威望，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威望。

（帝）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汉晋春秋》

从“殿中”成功突围后，曹髦随即引兵向南，朝着宫门方向挺进。

从曹髦“出云龙门”的行军方向看，突出太极殿后，他应该会向东掖门、司马门（南掖门）或阊阖门（宫城南侧正门，亦作大司马门）方向进军。按《汉晋春秋》，“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可知曹髦最终选择从南门出宫，即走司马门或阊阖门。

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汉晋春秋》

“阙”指宫门两侧的高大门楼，“南阙”即宫城南门的门楼。《水经注》记载魏明帝曾在司马门“筑阙”，结果“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因此司马门无阙。据此可知，曹髦突出殿中后，是向阊阖门方向行进，在此遭遇贾充阻击，双方遂“战于南阙下”。

《晋书 荀勖传》亦有“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阊阖门”的记载，可以互文印证。

（4）手剑奋击，以身殉难

曹髦进军的目的地，即司马昭的“相府”，其具体位置不详。按仇鹿鸣《高平陵之变发微》一文推断，其府邸似在洛阳宫城之外东侧，与阊阖门的距离不明。不过按贾充“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的恐慌态度来看，可知彼时情势危急，侧面反映出相府距离阊阖门应该不会太远，曹髦一旦率部冲出宫门，确实有可能威胁到司马昭的人身安全。

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成）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魏末传》

贾充：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

在南阙之下阻击曹髦的贾充，彼时接替司马望，担任中护军。贾充是著名的无良奸佞，他自结于司马氏，与司马昭之子司马攸（司马攸后出继司马师）、司马炎之子司马衷两代为婚，姻亲肺腑，休戚与共，因此他自然不会像前任司马望那样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

彼时暴雨倾盆，阊阖门下血光冲天，冗从、禁卫、僮仆、宦官们厮杀成一团，曹髦躬自“擂战鼓”，为先锋助威；可惜临时拼凑的杂役部队，毕竟不是护军的对手，然而“帝师溃散”之后，曹髦竟驱车突入阵中，“手剑奋击，犹称天子”，借以激励士气，雄壮豪迈如此。

会雨……贾充自（宫）外而入，帝师溃散，（曹髦）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魏氏春秋》

（曹髦）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阵）间。--《魏书 高贵乡公纪》

事已至此，唯有弑君一途。在贾充的煽动下，骑督成倅、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将曹髦刺杀于车辇之中。在曹髦崩逝的一刻，雷霆大作，乌云倒卷，天地一片昏暗，晦冥不可视物，似乎上苍都在哀泣这位少年英主之死。

（贾）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氏春秋》

曹髦的人生虽然定格在了二十岁，但他不甘废辱的反抗精神，以身殉社稷的悲壮之举，却书于竹帛，传唱千载。北魏孝庄帝刺杀权臣尔朱荣之际，亦自诩“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可知曹髦的精神遗产，历久弥新，不断激励着后世中身处逆境的帝王人君。

小结

曹髦兼资文武，少年夙成，寿元虽短，却堪为一代令主。若无权臣篡弑之事，其前途不可限量。

可叹之处，乃是一代令主死后，竟被群小污蔑为无忠、无孝的败乱之君，甚至被冠以“自陷大祸”之恶名。司马氏两代三人奸宄相继，为恶日甚，自不必言；郭氏身为明帝遗孀，亦助纣为虐，信口雌黄，委实愧对魏朝宗祀。

曹髦死后，朝廷群魔乱舞，宵小盈溢。郭太后率先诈称“（曹髦）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然而太后居于西宫，曹髦却率部出云龙门（殿东门），可知所谓“密因鸩毒”、“图为弑逆”皆乃丑辞。

皇太后令曰：“……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鸩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魏书 高贵乡公纪》

郭太后诬言曹髦欲入西宫弑母

权臣司马孚，在曹髦崩后“枕帝股而哭”，貌似忠厚；结果很快便撕下伪善面具，率领群臣上书，污蔑曹髦“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丑态百出，震于中夏。清代学者林国赞骂辱司马孚惺惺作态，称其“名教扫地”，不为虚言。

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汉晋春秋》

太傅（司马）孚、大将军文王（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稽首言：“……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魏书 高贵乡公纪》

按《汉晋春秋》，曹髦死后虽云“葬以王礼”，实以民礼葬之；至于弑君元凶司马昭，身为人臣，死后竟被葬以帝王之礼（彼时魏朝尚在），其僭越如此。恶逆贾充，不仅未被追责，还“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至此极矣。

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旄。--《汉晋春秋》

文帝（司马昭）崩，贾充、荀勖议葬礼未定。（石）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葬礼乃定。--《晋书 石苞传》

甚至就连彼时的弑君者成济之宗族，亦未遭深究。《晋书 文帝纪》虽云“夷（成）济三族”，但同书《荀勖传》却不慎透露出“今成倅（成济之兄）刑止其身”的线索。可知真正充当替死鬼者，唯成倅、成济二人，其家属皆平安无事，所谓“夷灭三族”不过是空文欺世，徒张大言。彼时朝政之污浊，王法之败乱，足见一斑。

帝（司马昭）奏曰：“……（成）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济家属，付廷尉。”（郭）太后从之，夷济三族。--《晋书 文帝纪》

（荀）勖谏曰：“孙佑不纳安阳，诚宜深责……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晋书 荀勖传》

在此背景下，“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曹髦，不甘坐受废辱，亦不肯自毁社稷，最终愤然讨逆，亡身殉难，借帝王之血，彰群小之恶，既是时势所迫，亦是个人意志之宣泄。

好在天道昭彰，终不能颠倒黑白。千载之后，忠奸自有分明。实际东晋之时，便有明帝闻高贵乡公之死而“以面覆床”之事，可知王沈之丑唾，终不能掩曹髦之英武；陈寿之直笔，亦足彰司马之奸恶。可惋惜者，唯有英主早逝，社稷倾覆而已。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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