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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江西抚州籍宰相王安石,写下宋代文学史沉甸甸的一章

时间:2023-07-09 16:25:31来源:南风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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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一位倔强的政治家,一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人,一位满腹经纶于诗词歌赋上皆有涉猎“拗相公”,他以勇毅和气概搅动了一个穷困衰败的时代,却遭来整个时代众口一词的责骂。但他渊博朴茂,雅丽精绝的诗文,却成为历史永不遗忘的篇章。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围公,世称荆公,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忧国忧民,遒劲清新,深婉华美,乃自成一家的“荆公体”。他的词刚健遒劲,一洗五代绮靡的旧习,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位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他在近千年前推行的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其功过得失,被后人评说纷纭。但历来不论是拥护还是反对他的政治观点的人,都无法否认他的文学成就。

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大家。在文学的王国里,他以妙绝天下的“荆公体”诗和杰出非凡的散文,写下了宋代文学史沉甸甸的一章。

王安石在政治上敢于革新,在思想上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在文学上,他积极支持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让学者专学经义,以新学为准则,可见其反对浮华文辞态度的坚决性。

他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屈不挠地奋斗,把做文章与政治改革密切联系起来, 他写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被梁启超评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

他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 “享国百年,天下无事”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写于熙宁三年(1070年),当时任谏议的司马光写了一封长达3400余字的信攻击变法,他就以这封信作为答复。仅用350余字,就击中要害,使对方没有置辩的余地,行文干净利落,理足气盛,体现了老吏断狱式的矫健、精悍。

他以政治家的气魄与识度为文,所表现的思想不同于流俗,气吞万里,一往无前,笔势如悬崖断壁,在宋代文坛,以矫健之风另立一宗。

人生苦短,世事沧桑。前人有诗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家不幸,忧国忧民的诗人自己便也会经历不一般的遭遇,这样便能写出血泪交迸,与天下苍生息息相通的诗文。历史的机遇将王安石推上了风云变幻的政坛高层,那里的荆棘和险途,造就了宋代这位一流的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

王安石从小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据说无论什么书,他只要过目,就终生不忘。他不仅天资超群,还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博览群书,“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有人评论,说他是北宋诗坛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但他不想做学者。他的叔父王贯之和父亲王益,皆因进士及第而显身扬名,做官的经历几乎遍及全国,又由于熟读儒家经典和一些史书,熟知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父辈的经历对王安石影响很大,所以他自幼就打算在政治上要有一番作为。

宋代江西抚州临川的王氏家族,其先祖于中晚唐之际的太原王氏派,移居临川一带。自公元1000年起,“六十九年中,登进士者八人”。其中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文名最著名,号称“临川三王”。尤其是王安石,以“两任宰相”、“熙宁变法”、“荆公体”(诗)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等诸多的辉煌,名震朝野,使临川王氏成为北宋最负盛名的衣冠望族。他的弟弟王安礼在1082年也当到了尚书右丞,这是元丰改制后的官职,实际上即是原来的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

临川王氏又颇多才女。“妇人能诗者,荆公家最众”。临川王氏的姻亲亦多为望族。其门第初盛时,则与著名的蒲城吴氏(宰相吴充、吴育家族)、仙游蔡氏(蔡襄、蔡京家族)、南丰曾氏(曾巩及宰相曾布家族)、钱塘沈家(宰相沈遘、状元沈晦、学者沈括家族)联姻。

王安石十七八岁时,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此时少壮白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明确表示要继承临川王氏家族的传统,走科举仕进之途以兼济天下。

庆历元年(1041年),21岁的王安石入京应试,果然榜上有名,自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后在扬州(今江苏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舒城)、常州(今江苏常州)、饶州(今江西鄱阳)等地,担任州县官职达十五六年之久。

其实王安石在庆历元年的进士考试中,原本是名列第一的,第二名是王珪,第三名是韩绛。但仁宗皇帝在亲审考卷时发现王安石的答案中写有“儒子其朋”几个字,认为犯下了朝廷的禁忌。“孺子其朋?” 此语出自《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本是周公对他的侄子周成王说的话,意思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要到洛邑去!不要像火刚开始燃烧时那样气势微弱。”这话显然犯了大忌,一个年轻人竟敢以长辈的口吻教训皇帝,于是提起笔来将他的状元名分勾去。

而榜服王珪和探花韩绛又都是在职官员。按宋朝规定,在职官员考进士,不能取为状元,便只能将名列第四的杨寘提为状元。杨寘是新任宰相晏殊女婿的弟弟,但慧眼识珠的晏殊却不因此高看杨寘低看王安石。在考取前十名的进士遵旨到宰相府谢恩时,晏殊特意将王安石留下来叙乡情,不久又专门宴请王安石,因为他知道,依照才学,真正的状元应是他的这位年轻老乡。

杨寘虽因机缘当了状元,却可惜不久就因故离世,倒是王安石、王瑾和韩绛先后都当了宰相。

北宋时期,在地方当官待遇不算高,也比较辛苦,因而一些追名逐利的人,都挖空心思想钻到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去当“京官”。按照惯例,像王安石这样进士及第的人,只要在地方上干满三年,就可以申请入朝当京官。

但王安石鄙视浮名,他认为,当京官只能听命办事,没有多少自主权,还不如在下面主持一方天地,可以独立自主地做些切实的事情。所以他虽然做了几任地方官,头尾加起来有十五六年,却从来没有向朝廷递过一份上调申请,而是始终在下面勤勉工作。所到之处,整顿吏治,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开发交通,繁荣经济,政绩相当显著,深受老百姓的爱戴,朝廷里的一些元老重臣,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也都对他交口称赞。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做官就是炫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所谓乌纱红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王安石从小跟随做地方官的父亲,辗转迁徙于新淦、庐陵、韶州等地,直到他16岁时,全家才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定居下来。早年的迁徙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了解到人民生活的贫困和苦难;以后又长期担任地方官,亲眼见到北宋王朝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现实。

他在26岁时,看到宋辽交界一带人民整年辛苦劳作却没有饭吃,他们的产品几乎都交到官府用以向辽国纳贡,灾年只能扶老携幼到南方乞讨谋生,而南方人的生活和他们也无两样。忧戚于心,他挥笔写下一首古风《河北民》,把百姓的悲苦淋漓叙尽。

这期间,他写出了《兼并》《感事》《秃山》《收盐》等批判贪官污吏的诗篇。对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他毫不隐晦地直书。或议论,或讽刺,或寄托,或寓意,大声疾呼,辞意激烈,写出了他对现实的鞭挞,对农民的同情,对社稷的忧虑,对贪官污吏的痛斥以及对改变现状的强烈抱负。 青年时期意气风发写就的这些诗篇,成为他力主变法革新的一种舆论。

嘉祐元年(1056年),36岁的王安石从地方来到京城任职。他雄心满怀,欲展宏图,写下矫世变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未被采纳。他的一声深沉的政治浩叹,化作一首《明妃曲》,传诵一时:

明妃初出汉官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据《西京杂记》记载,明妃(王昭君)原是汉元帝后宫宫女,汉元帝因后宫女子众多,就叫来画工画像,看图召见宠幸。宫女都贿赂画工,唯独王昭君不肯,她的像被画得最差,所以未得元帝召宠。后匈奴入朝求亲,汉元帝就按图像选王昭君嫁匈奴,这才惊异她的美貌,悔恨不已。就把毛延寿、陈敞等许多画工都杀了。

对于王昭君的遭遇,历代诗人都十分同情,王安石独辟蹊径,巧借明妃之美为毛延寿翻了一案,说昭君生得太美了,她的美不在貌,而在意态,意态原本画不成,所以毛延寿未免死得冤枉。而王昭君呢,即使留在汉宫为帝王所宠幸,一旦色衰而爱弛,同样逃脱不了遭遗弃的命运。

昭君的哀怨,是君王不识贤的哀怨,也是王安石怀才求遇的潜意识流露。他将寄怀悠远的目光投向苍茫的历史,其眼光之独到,匠心之独运,立意之高远,是空前的奇崛呵!

其实,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他的最大的成就是诗。他的诗,在灵魂上更接近杜甫。王安石写过一首《杜甫画像》的诗,结尾一段曰:“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对应开头,点明题目。他面对杜甫画像,伏地而拜,感极而泣,涕泪横流。他看到,杜甫和人民血肉相连是他获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他崇尚杜甫,是宋代最早倡导学杜的诗人,也是自唐代韩愈之后对杜甫做出高度评价的第二人。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因为政治是王安石的生命。王安石的一生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而诗歌则是给予他政治抱负的精神驰骋之地。

北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改革,实际上是后来王安石熙宁改革的先声。庆历革新因保守派的打压而遭失败,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却越来越严重。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赵顼登基当了皇帝。这位年方20的新皇帝,很想做一番大的变革,使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宋神宗他想起了王安石的《万言书》,想起了王安石的《上时政疏》还有他最近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些文章,言辞激切,斩钉截铁,观点严刻,毫无谄媚之容,迎合之态,有些话简直就是指着皇帝的鼻子在斥责了。

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 ——《上时政疏》

话说得是太尖刻了点,但是,有这种胆略、这种见识、这种气魄的人,不用说本朝,就是历朝历代也未必多有啊。

宋神宗虽然年轻,也懂得“时不我待”的道理,于是急忙把他从江宁调到开封,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授予参知政事(副宰相),不久又委以全权,叫他当了宰相。

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图强,他不是进行单一的政治改革,而是在农业、商业、军事、赋税、教育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整体配套,抑制豪强兼并,力求经济复苏而民生均富,从而增强国力,推进社会发展——他在宋神宗支持下发起的这场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又被称作“熙宁变法”。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068年熙宁元年的新年,王安石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有感创作了《元日》这首诗。此诗描写了新年之日的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新春景象,抒发了王安石变法革新的政治思想感情,也表达出他对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

然而,新法的推行触犯了达官显贵的利益,加之王安石品性耿介,铁面无私,动辄与达官贵人、富商豪强针锋相对,一班皇亲国戚后党以及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对王安石群起而猛烈攻之。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资治通鉴》的编著者司马光,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和王安石唱反调。原来很赏识王安石的文彦博、欧阳修、苏轼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对新法的某些内容持不满态度。正当新法推行二三年时,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反对派便趁机起哄,说变法触怒了上天,所以人类要受到惩罚,他们骂王安石是刚愎自用、顽固不化的“拗相公”。

熙宁变法的言论不绝于耳,神宗皇帝变法的决心开始动摇。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皇帝的有力支持,加之母亲和好友王回的先后离世,使他深刻感受到人生的失意和世事的无常,心力交瘁中于熙宁七年(1074年)辞去相位,出任江宁知府。

可是这种轻松日子只过了一年,神宗皇帝又下诏恢复他相位。王安石两次推辞都未获准,只好上任。正是在奉诏入京北上的途中,夜晚船停瓜洲渡口,面对江南一片暮色,不禁寄语明月,写下了这首传唱不朽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人以一种清新的笔调写出了自己罢官后复职,赴任又有些勉强,还没有离开就想还乡的复杂心情,写得含蓄深婉而富有情致。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流传下来的有1500余首诗,不仅数量多,而且独具一格,很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很好概括,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他作诗总是反复修改,仔细推敲,特别讲究炼字,常常一字精妙,全诗生辉。这方面为人们传诵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泊船瓜洲》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一个“绿”字。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有人收藏着王安石这首诗的草稿,最初写的是“到”字,后觉得“到”字不好,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再改为“满”字,如此改了十多次,最后才定为.“绿”字。

在王安石看来,“到”、“过”、“入“、“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绿”字最力精妙。为什么呢?

这一“绿”字,不仅借助颜色把本来看不见也极难捕捉的春风,一下子转变成鲜明柔美的视觉形象,而且使人感受到一种浑然一片、生机勃勃的江南春天的气象,暗含着诗人想回家的理由。而“又绿”与“何时”相呼应,又表现了冬去春来,时令已改,加倍思念的心情,从而使诗的意境更为丰厚。

王安石这首诗中的一个“绿”字,为历代诗人和诗评家津津乐道,对它的评注文字,举不胜举,俯拾即是,确可谓一字警策,全诗生辉,具有“画龙点睛”之奇效。

又过了一年,在保守势力的围攻和变法派的内讧之下,加上王安石爱子的去世和他有病在身,王安石深感无力再次辞相,退居江宁作终老之计。这一年,王安石56岁。等到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后,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江南山水,比汴京多了一份清润。王安石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他住在江宁的半山,筑一爿简陋的半山草堂,在这里著书、写诗,闲下来便栽树、养鱼、喂鸟,显得逍遥自得。

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有过人胆识和谋略的政治家,虽告老还乡,内心仍在牵挂他未完的政业。这种人生痛苦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解的,完全适应闲适的隐居生活并不容易。为了排遣造内心的郁闷和忧愤,王安石开始学习佛法,常常跟几个小童和钟山寺的和尚交往,希望用超然的态度安度余生。

生活和心境的变化,流畅在诗人心头的自然是另一种景观。一日,王安石访友归来,途经一处浓阴密树、红檐掩映的农舍。他被那种盎然的野趣所感动,产生一种不能遏制的诗兴。怎奈离家尚远,手头没有笔墨,焦急中,正巧前面不远处是他的朋友湖阴先生的住所。湖阴先生正立于门口乘凉,一见王安石那种激情难耐的样子,就知道他这是灵感忽至,文思泉涌了,于是,邀王安石人院,取来文房四宝,以解“燃眉之急”。王安石提笔即书,一蹴而就,写成一首七绝《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写清淡之景,景中又见出人的淡泊情怀,一派闲静高雅的情趣,呈现笔端。湖阴先生一看,拍手叫绝,称赞道:“诗中见画,画出如照。”

自身政治经历的坎坷,加上学养日益老成,他的诗已由年轻时“直道其胸中事”渐变到晚年的“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不少作品浑然天成,超过了前人。尤其是他的绝句,堪称唐绝句之后的佼佼者,当时就有“荆公绝句妙天下”之誉。南宋诗人杨万里特别推崇他的绝句,一次,他在江行的船上,读着王安石的绝句,竟忘了吃早餐。

功业未就的政治家,虽说闲居钟山,一身轻闲,寄情于山水与钟磬,但他壮志未衰,热血未冷∥总有惆怅萦怀,绵绵不可断绝。那一年,正值晚秋,王安石登山临水,俯瞰千里长江,那郁积多时的胸中块垒化作笔底波涛,澎湃而出,倾泻而成一首流传千古的《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一洗五代以来词坛的绮靡之风,风骨整肃,独标清奇,可谓独树一帜。

写山,写水,写斜阳里的归舟,写西风中的酒旗,写淡淡的白云,写纷纷飞舞的白鹭。诗人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描绘金陵古城的壮丽如画景色,追怀的是古都往事:忧思情怀,意味悠长;伤时警世,沉郁悲壮。

《桂枝香》虽为怀古,实为咏今。在一片酒宴华筵、莺歌燕舞之中,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预见。可惜北宋王朝掩耳不听这振聋发聩的声音,几十年后终于迎来了覆亡的丧钟。

据南宋杨促的《古今词话》记载,当时以金陵怀古为题的词有30余首之多,但“正流传下来的只有王安石这一首。

苏轼这位同时代的文豪,是王安石执政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后来读到这首词,也不禁称赞王安石绝顶聪明,聪明到了“野狐精”——“精怪”的地步。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年)去汝州路过江宁时,专程去看望赋闲的王安石,两位政敌兼老友尽释前嫌,一起游山赋诗,品酒弈棋,留下一桩千古佳话。

《桂枝香》真正如同一株不朽的秋桂,永远芬芳在宋代词坛和中国诗歌史上。

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记述了一位天才儿童由于得不到教育哺养,终于未能成才的遭遇。

在王安石的家乡不远的抚州金溪县,有一户姓方的人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生了个孩子,名叫方仲永。仲永从小聪明伶俐,天资超群。他5岁时,有一天,他拉着父亲衣襟哭闹,非要笔墨纸砚。他的父亲被逼无奈,只好到附近人家借来文房四宝。仲永破涕为笑,趴在桌上,铺开纸张,写下一首五言四句诗:

大海四方方,乌龙蟠中央,

若遇天才手,飞出写文章。

仲永家里人都不识字,他父亲请来一个乡下秀才,看孩子写的究竟是什么。秀才不相信这首诗竟是一位5岁的农家孩子写的,就随便指着屋里一件东西,叫仲永当场赋诗。没料到仲永才思敏捷,挥笔题就,而且诗意贴切,文句流畅。

这样一来,仲永的“神童”名声很快在乡间传播开来。有的人请仲永父子俩吃饭,想见识一下这位神童。还有些豪富人家重金迎请,让仲永当堂赋诗。他的父亲乐得和不上嘴,整天就背着仲永走街串巷,到处赋诗表演。有一次,父亲驮着仲永来到一个镇上。一位老先生想考考仲永究竟神不神,出了一句上联:“子骑父当马”。仲永想也没想,高声对答:“父望子成龙。”众人哗然,老先生竖起大拇指连声赞道:“神童,神童,神童也!”

王安石在京城做官,很早就听说仲永的故事了。有一年,他回到家乡抚州时,在金溪舅舅家探亲,见过这位神童,他已经十二三岁了。王安石想试试这位“神童”的才能,让他即景赋诗。仲永抓耳挠腮,才勉强写出一首诗,诗意平常,同从前仲永写的诗相比,显然逊色了不少。

转眼间又过了7年,王安石再次回到金溪舅舅家,顺便问起了仲永的近况。人们告诉他:神童已经不“神”了,作不出诗,写不出对,和普通人一样了。

王安石问明原委,十分伤感,不禁嗟叹:一个人天资再好,如果不抓紧学习,最后会成为一个平庸的人,终归会一事无成。

王安石年幼时也是聪明过人的“神童”,方仲永的故事自然令他感触颇深。他写这篇颇有见地的著名散文《伤仲永》,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文章一顿一折,写得简洁生动,平实易懂。清代沈德潜曾说此文是:“劝学之语,婉转且至,聪明子弟,宜悬为座右铭。”此文被选为《唐宋八大家读本》。

熙宁五年(1072年,一代文宗欧阳修去世了,王安石倍增伤感。

欧阳修是王安石的恩师,王安石在欧阳修面前是晚辈后生,是欧阳修一次又一次地在文坛上张扬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朝廷中举荐他,鼓励并帮助他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

当初王安石考中进士以后,在扬州任职,他的朋友曾巩带上他的几篇文稿向欧阳修推荐。当时,欧阳修在京城开封任龙图阁学士,已经名满天下,但他对王安石这个普通青年的文稿却非常赏识,说:“这样好的文章,如果不把它编纂出来留给后人以炫耀,实在是一种罪过。”他把这些文章收进佳作汇编《文林》里,向社会推荐。

欧阳修还给曾巩写信:“我很想见他一面,问他是否能抽时间来一趟京城,我心里有千言万语,非面谈难以表达。”可见欧阳修爱才的心情足多么地热切啊!圣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奉召入京,两人得以在京师相会。相见之后,两人诵诗论文,互相酬唱,十分随便。一次彻夜交谈,欧阳修把对王安石的赞赏与希望转化为一首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流连。

——《赠王介甫》

诗中把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盛赞了王安石在诗文上的成就以及他的不肯随人俯仰、以载道为己任的精神。作为比王安石大14岁、当时已声名远扬的前辈大学者,能在诗中这样热忱地对一介后生进行激励提拔,令王安石十分感动。

王安石随后写了首七律《奉酬永叔见赠》作为酬答,表示他不敢和韩愈这样的大文学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文学家自夸。

王安石执政时推行新法,众多的反对变法者都对王安石恨之入骨。 欧阳修虽不赞同某些新法,但也不全盘否定改革。不过,他两次上书皇帝陈述自己对青苗法的意见,并“止散青苗钱”,抵制这一政策的推行。尽管如此,王安石心中并没有减损过对欧阳修的尊重。

如今欧阳修离去了。王安石将自己对这位恩师、知己的无限思念和一往情深的怀恋,写进了《祭欧阳文忠公》中。该文是宋代最美丽、最深情、最凝重的祭文之一。情感真挚而又一气奔驰,精悍豪健而又悠扬淡雅,寄情深远却哀而不伤,不愧为“中国有数文字”(梁启超语)。

欧阳修爱才,王安石也非常爱重人才。苏东坡因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一边,被人以“乌台诗案”诬陷下狱,诬陷者甚至想置苏东坡于死地。虽说朝中大批官员出来保奏,请求神宗赦免他,就连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出了面,神宗仍然没有松口。王安石在江宁得知此事,亲自给神宗上书,替苏东坡求情,神宗才将苏东坡贬官处置。

王安石一生奔波宦途,仅仅四次回归江西抚州临川故乡:第一次是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因祖父王用之病故,13岁的王安石随同父亲从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赶回故乡奔丧,并在灵谷峰上守孝3年;第二次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23岁的王安石考中第4名进士后,任淮南(今江苏扬州市)签书判官不久,借着到江南漕运上公务出差的一个机会,回乡看望祖母和祭扫外祖母坟墓;第三次是在宋仁宗皇祐二年(1 050年),王安石时年30岁,从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做了三年县官后任满回汴京等待分配新的任务,趁空返回故乡,第四次是在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王安石年高57岁,因对变法感到失望和忧愤,辞免了宰相职务,最后一次回来看望故乡。虽然临川是王安石祖籍故乡,但他一生中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居住的时间比较长,他的父母和大儿子都葬在江宁,因此他罢相后选择在江宁钟山的半山园闲居。

元祐元年(1086年)4月,王安石在失望、愤懑中病逝,享年66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他的千秋功过,至今世人仍评说不已,而他的璀璨诗文,却光照千秋,永不磨灭!所以,我认为古代江西名人学者排名第三的是北宋时期著名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江西抚州临川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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