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江西抚州籍宰相王安石，写下宋代文学史沉甸甸的一章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南风一史的《江西抚州籍宰相王安石，写下宋代文学史沉甸甸的一章》，希望大家喜欢。
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一位倔强的政治家，一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人，一位满腹经纶于诗词歌赋上皆有涉猎“拗相公”，他以勇毅和气概搅动了一个穷困衰败的时代，却遭来整个时代众口一词的责骂。但他渊博朴茂，雅丽精绝的诗文，却成为历史永不遗忘的篇章。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围公，世称荆公，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忧国忧民，遒劲清新，深婉华美，乃自成一家的“荆公体”。他的词刚健遒劲，一洗五代绮靡的旧习，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位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他在近千年前推行的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其功过得失，被后人评说纷纭。但历来不论是拥护还是反对他的政治观点的人，都无法否认他的文学成就。
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大家。在文学的王国里，他以妙绝天下的“荆公体”诗和杰出非凡的散文，写下了宋代文学史沉甸甸的一章。
王安石在政治上敢于革新，在思想上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在文学上，他积极支持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让学者专学经义，以新学为准则，可见其反对浮华文辞态度的坚决性。
他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屈不挠地奋斗，把做文章与政治改革密切联系起来， 他写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被梁启超评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
他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 “享国百年，天下无事”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写于熙宁三年(1070年)，当时任谏议的司马光写了一封长达3400余字的信攻击变法，他就以这封信作为答复。仅用350余字，就击中要害，使对方没有置辩的余地，行文干净利落，理足气盛，体现了老吏断狱式的矫健、精悍。
他以政治家的气魄与识度为文，所表现的思想不同于流俗，气吞万里，一往无前，笔势如悬崖断壁，在宋代文坛，以矫健之风另立一宗。
人生苦短，世事沧桑。前人有诗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家不幸，忧国忧民的诗人自己便也会经历不一般的遭遇，这样便能写出血泪交迸，与天下苍生息息相通的诗文。历史的机遇将王安石推上了风云变幻的政坛高层，那里的荆棘和险途，造就了宋代这位一流的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
王安石从小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据说无论什么书，他只要过目，就终生不忘。他不仅天资超群，还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博览群书，“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有人评论，说他是北宋诗坛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但他不想做学者。他的叔父王贯之和父亲王益，皆因进士及第而显身扬名，做官的经历几乎遍及全国，又由于熟读儒家经典和一些史书，熟知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父辈的经历对王安石影响很大，所以他自幼就打算在政治上要有一番作为。
宋代江西抚州临川的王氏家族，其先祖于中晚唐之际的太原王氏派，移居临川一带。自公元1000年起，“六十九年中，登进士者八人”。其中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文名最著名，号称“临川三王”。尤其是王安石，以“两任宰相”、“熙宁变法”、“荆公体”（诗）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等诸多的辉煌，名震朝野，使临川王氏成为北宋最负盛名的衣冠望族。他的弟弟王安礼在1082年也当到了尚书右丞，这是元丰改制后的官职，实际上即是原来的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
临川王氏又颇多才女。“妇人能诗者，荆公家最众”。临川王氏的姻亲亦多为望族。其门第初盛时，则与著名的蒲城吴氏（宰相吴充、吴育家族）、仙游蔡氏（蔡襄、蔡京家族）、南丰曾氏（曾巩及宰相曾布家族）、钱塘沈家（宰相沈遘、状元沈晦、学者沈括家族）联姻。
王安石十七八岁时，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此时少壮白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明确表示要继承临川王氏家族的传统，走科举仕进之途以兼济天下。
庆历元年(1041年)，21岁的王安石入京应试，果然榜上有名，自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后在扬州（今江苏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舒城）、常州（今江苏常州）、饶州（今江西鄱阳）等地，担任州县官职达十五六年之久。
其实王安石在庆历元年的进士考试中，原本是名列第一的，第二名是王珪，第三名是韩绛。但仁宗皇帝在亲审考卷时发现王安石的答案中写有“儒子其朋”几个字，认为犯下了朝廷的禁忌。“孺子其朋？” 此语出自《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本是周公对他的侄子周成王说的话，意思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要到洛邑去！不要像火刚开始燃烧时那样气势微弱。”这话显然犯了大忌，一个年轻人竟敢以长辈的口吻教训皇帝，于是提起笔来将他的状元名分勾去。
而榜服王珪和探花韩绛又都是在职官员。按宋朝规定，在职官员考进士，不能取为状元，便只能将名列第四的杨寘提为状元。杨寘是新任宰相晏殊女婿的弟弟，但慧眼识珠的晏殊却不因此高看杨寘低看王安石。在考取前十名的进士遵旨到宰相府谢恩时，晏殊特意将王安石留下来叙乡情，不久又专门宴请王安石，因为他知道，依照才学，真正的状元应是他的这位年轻老乡。
杨寘虽因机缘当了状元，却可惜不久就因故离世，倒是王安石、王瑾和韩绛先后都当了宰相。
北宋时期，在地方当官待遇不算高，也比较辛苦，因而一些追名逐利的人，都挖空心思想钻到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去当“京官”。按照惯例，像王安石这样进士及第的人，只要在地方上干满三年，就可以申请入朝当京官。
但王安石鄙视浮名，他认为，当京官只能听命办事，没有多少自主权，还不如在下面主持一方天地，可以独立自主地做些切实的事情。所以他虽然做了几任地方官，头尾加起来有十五六年，却从来没有向朝廷递过一份上调申请，而是始终在下面勤勉工作。所到之处，整顿吏治，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开发交通，繁荣经济，政绩相当显著，深受老百姓的爱戴，朝廷里的一些元老重臣，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也都对他交口称赞。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做官就是炫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所谓乌纱红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王安石从小跟随做地方官的父亲，辗转迁徙于新淦、庐陵、韶州等地，直到他16岁时，全家才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定居下来。早年的迁徙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了解到人民生活的贫困和苦难；以后又长期担任地方官，亲眼见到北宋王朝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现实。
他在26岁时，看到宋辽交界一带人民整年辛苦劳作却没有饭吃，他们的产品几乎都交到官府用以向辽国纳贡，灾年只能扶老携幼到南方乞讨谋生，而南方人的生活和他们也无两样。忧戚于心，他挥笔写下一首古风《河北民》，把百姓的悲苦淋漓叙尽。
这期间，他写出了《兼并》《感事》《秃山》《收盐》等批判贪官污吏的诗篇。对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他毫不隐晦地直书。或议论，或讽刺，或寄托，或寓意，大声疾呼，辞意激烈，写出了他对现实的鞭挞，对农民的同情，对社稷的忧虑，对贪官污吏的痛斥以及对改变现状的强烈抱负。 青年时期意气风发写就的这些诗篇，成为他力主变法革新的一种舆论。
嘉祐元年(1056年)，36岁的王安石从地方来到京城任职。他雄心满怀，欲展宏图，写下矫世变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未被采纳。他的一声深沉的政治浩叹，化作一首《明妃曲》，传诵一时：
明妃初出汉官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据《西京杂记》记载，明妃（王昭君）原是汉元帝后宫宫女，汉元帝因后宫女子众多，就叫来画工画像，看图召见宠幸。宫女都贿赂画工，唯独王昭君不肯，她的像被画得最差，所以未得元帝召宠。后匈奴入朝求亲，汉元帝就按图像选王昭君嫁匈奴，这才惊异她的美貌，悔恨不已。就把毛延寿、陈敞等许多画工都杀了。
对于王昭君的遭遇，历代诗人都十分同情，王安石独辟蹊径，巧借明妃之美为毛延寿翻了一案，说昭君生得太美了，她的美不在貌，而在意态，意态原本画不成，所以毛延寿未免死得冤枉。而王昭君呢，即使留在汉宫为帝王所宠幸，一旦色衰而爱弛，同样逃脱不了遭遗弃的命运。
昭君的哀怨，是君王不识贤的哀怨，也是王安石怀才求遇的潜意识流露。他将寄怀悠远的目光投向苍茫的历史，其眼光之独到，匠心之独运，立意之高远，是空前的奇崛呵！
其实，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他的最大的成就是诗。他的诗，在灵魂上更接近杜甫。王安石写过一首《杜甫画像》的诗，结尾一段曰：“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对应开头，点明题目。他面对杜甫画像，伏地而拜，感极而泣，涕泪横流。他看到，杜甫和人民血肉相连是他获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他崇尚杜甫，是宋代最早倡导学杜的诗人，也是自唐代韩愈之后对杜甫做出高度评价的第二人。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因为政治是王安石的生命。王安石的一生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而诗歌则是给予他政治抱负的精神驰骋之地。
北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改革，实际上是后来王安石熙宁改革的先声。庆历革新因保守派的打压而遭失败，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却越来越严重。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赵顼登基当了皇帝。这位年方20的新皇帝，很想做一番大的变革，使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宋神宗他想起了王安石的《万言书》，想起了王安石的《上时政疏》还有他最近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些文章，言辞激切，斩钉截铁，观点严刻，毫无谄媚之容，迎合之态，有些话简直就是指着皇帝的鼻子在斥责了。
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 ——《上时政疏》
话说得是太尖刻了点，但是，有这种胆略、这种见识、这种气魄的人，不用说本朝，就是历朝历代也未必多有啊。
宋神宗虽然年轻，也懂得“时不我待”的道理，于是急忙把他从江宁调到开封，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授予参知政事（副宰相），不久又委以全权，叫他当了宰相。
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图强，他不是进行单一的政治改革，而是在农业、商业、军事、赋税、教育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整体配套，抑制豪强兼并，力求经济复苏而民生均富，从而增强国力，推进社会发展——他在宋神宗支持下发起的这场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又被称作“熙宁变法”。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068年熙宁元年的新年，王安石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有感创作了《元日》这首诗。此诗描写了新年之日的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新春景象，抒发了王安石变法革新的政治思想感情，也表达出他对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
然而，新法的推行触犯了达官显贵的利益，加之王安石品性耿介，铁面无私，动辄与达官贵人、富商豪强针锋相对，一班皇亲国戚后党以及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对王安石群起而猛烈攻之。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资治通鉴》的编著者司马光，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和王安石唱反调。原来很赏识王安石的文彦博、欧阳修、苏轼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对新法的某些内容持不满态度。正当新法推行二三年时，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反对派便趁机起哄，说变法触怒了上天，所以人类要受到惩罚，他们骂王安石是刚愎自用、顽固不化的“拗相公”。
熙宁变法的言论不绝于耳，神宗皇帝变法的决心开始动摇。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皇帝的有力支持，加之母亲和好友王回的先后离世，使他深刻感受到人生的失意和世事的无常，心力交瘁中于熙宁七年(1074年)辞去相位，出任江宁知府。
可是这种轻松日子只过了一年，神宗皇帝又下诏恢复他相位。王安石两次推辞都未获准，只好上任。正是在奉诏入京北上的途中，夜晚船停瓜洲渡口，面对江南一片暮色，不禁寄语明月，写下了这首传唱不朽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人以一种清新的笔调写出了自己罢官后复职，赴任又有些勉强，还没有离开就想还乡的复杂心情，写得含蓄深婉而富有情致。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流传下来的有1500余首诗，不仅数量多，而且独具一格，很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很好概括，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他作诗总是反复修改，仔细推敲，特别讲究炼字，常常一字精妙，全诗生辉。这方面为人们传诵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泊船瓜洲》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一个“绿”字。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有人收藏着王安石这首诗的草稿，最初写的是“到”字，后觉得“到”字不好，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再改为“满”字，如此改了十多次，最后才定为．“绿”字。
在王安石看来，“到”、“过”、“入“、“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绿”字最力精妙。为什么呢？
这一“绿”字，不仅借助颜色把本来看不见也极难捕捉的春风，一下子转变成鲜明柔美的视觉形象，而且使人感受到一种浑然一片、生机勃勃的江南春天的气象，暗含着诗人想回家的理由。而“又绿”与“何时”相呼应，又表现了冬去春来，时令已改，加倍思念的心情，从而使诗的意境更为丰厚。
王安石这首诗中的一个“绿”字，为历代诗人和诗评家津津乐道，对它的评注文字，举不胜举，俯拾即是，确可谓一字警策，全诗生辉，具有“画龙点睛”之奇效。
又过了一年，在保守势力的围攻和变法派的内讧之下，加上王安石爱子的去世和他有病在身，王安石深感无力再次辞相，退居江宁作终老之计。这一年，王安石56岁。等到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后，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江南山水，比汴京多了一份清润。王安石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他住在江宁的半山，筑一爿简陋的半山草堂，在这里著书、写诗，闲下来便栽树、养鱼、喂鸟，显得逍遥自得。
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有过人胆识和谋略的政治家，虽告老还乡，内心仍在牵挂他未完的政业。这种人生痛苦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解的，完全适应闲适的隐居生活并不容易。为了排遣造内心的郁闷和忧愤，王安石开始学习佛法，常常跟几个小童和钟山寺的和尚交往，希望用超然的态度安度余生。
生活和心境的变化，流畅在诗人心头的自然是另一种景观。一日，王安石访友归来，途经一处浓阴密树、红檐掩映的农舍。他被那种盎然的野趣所感动，产生一种不能遏制的诗兴。怎奈离家尚远，手头没有笔墨，焦急中，正巧前面不远处是他的朋友湖阴先生的住所。湖阴先生正立于门口乘凉，一见王安石那种激情难耐的样子，就知道他这是灵感忽至，文思泉涌了，于是，邀王安石人院，取来文房四宝，以解“燃眉之急”。王安石提笔即书，一蹴而就，写成一首七绝《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写清淡之景，景中又见出人的淡泊情怀，一派闲静高雅的情趣，呈现笔端。湖阴先生一看，拍手叫绝，称赞道：“诗中见画，画出如照。”
自身政治经历的坎坷，加上学养日益老成，他的诗已由年轻时“直道其胸中事”渐变到晚年的“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不少作品浑然天成，超过了前人。尤其是他的绝句，堪称唐绝句之后的佼佼者，当时就有“荆公绝句妙天下”之誉。南宋诗人杨万里特别推崇他的绝句，一次，他在江行的船上，读着王安石的绝句，竟忘了吃早餐。
功业未就的政治家，虽说闲居钟山，一身轻闲，寄情于山水与钟磬，但他壮志未衰，热血未冷∥总有惆怅萦怀，绵绵不可断绝。那一年，正值晚秋，王安石登山临水，俯瞰千里长江，那郁积多时的胸中块垒化作笔底波涛，澎湃而出，倾泻而成一首流传千古的《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一洗五代以来词坛的绮靡之风，风骨整肃，独标清奇，可谓独树一帜。
写山，写水，写斜阳里的归舟，写西风中的酒旗，写淡淡的白云，写纷纷飞舞的白鹭。诗人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描绘金陵古城的壮丽如画景色，追怀的是古都往事：忧思情怀，意味悠长；伤时警世，沉郁悲壮。
《桂枝香》虽为怀古，实为咏今。在一片酒宴华筵、莺歌燕舞之中，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预见。可惜北宋王朝掩耳不听这振聋发聩的声音，几十年后终于迎来了覆亡的丧钟。
据南宋杨促的《古今词话》记载，当时以金陵怀古为题的词有30余首之多，但“正流传下来的只有王安石这一首。
苏轼这位同时代的文豪，是王安石执政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后来读到这首词，也不禁称赞王安石绝顶聪明，聪明到了“野狐精”——“精怪”的地步。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年)去汝州路过江宁时，专程去看望赋闲的王安石，两位政敌兼老友尽释前嫌，一起游山赋诗，品酒弈棋，留下一桩千古佳话。
《桂枝香》真正如同一株不朽的秋桂，永远芬芳在宋代词坛和中国诗歌史上。
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记述了一位天才儿童由于得不到教育哺养，终于未能成才的遭遇。
在王安石的家乡不远的抚州金溪县，有一户姓方的人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生了个孩子，名叫方仲永。仲永从小聪明伶俐，天资超群。他5岁时，有一天，他拉着父亲衣襟哭闹，非要笔墨纸砚。他的父亲被逼无奈，只好到附近人家借来文房四宝。仲永破涕为笑，趴在桌上，铺开纸张，写下一首五言四句诗：
大海四方方，乌龙蟠中央，
若遇天才手，飞出写文章。
仲永家里人都不识字，他父亲请来一个乡下秀才，看孩子写的究竟是什么。秀才不相信这首诗竟是一位5岁的农家孩子写的，就随便指着屋里一件东西，叫仲永当场赋诗。没料到仲永才思敏捷，挥笔题就，而且诗意贴切，文句流畅。
这样一来，仲永的“神童”名声很快在乡间传播开来。有的人请仲永父子俩吃饭，想见识一下这位神童。还有些豪富人家重金迎请，让仲永当堂赋诗。他的父亲乐得和不上嘴，整天就背着仲永走街串巷，到处赋诗表演。有一次，父亲驮着仲永来到一个镇上。一位老先生想考考仲永究竟神不神，出了一句上联：“子骑父当马”。仲永想也没想，高声对答：“父望子成龙。”众人哗然，老先生竖起大拇指连声赞道：“神童，神童，神童也!”
王安石在京城做官，很早就听说仲永的故事了。有一年，他回到家乡抚州时，在金溪舅舅家探亲，见过这位神童，他已经十二三岁了。王安石想试试这位“神童”的才能，让他即景赋诗。仲永抓耳挠腮，才勉强写出一首诗，诗意平常，同从前仲永写的诗相比，显然逊色了不少。
转眼间又过了7年，王安石再次回到金溪舅舅家，顺便问起了仲永的近况。人们告诉他：神童已经不“神”了，作不出诗，写不出对，和普通人一样了。
王安石问明原委，十分伤感，不禁嗟叹：一个人天资再好，如果不抓紧学习，最后会成为一个平庸的人，终归会一事无成。
王安石年幼时也是聪明过人的“神童”，方仲永的故事自然令他感触颇深。他写这篇颇有见地的著名散文《伤仲永》，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文章一顿一折，写得简洁生动，平实易懂。清代沈德潜曾说此文是：“劝学之语，婉转且至，聪明子弟，宜悬为座右铭。”此文被选为《唐宋八大家读本》。
熙宁五年（1072年，一代文宗欧阳修去世了，王安石倍增伤感。
欧阳修是王安石的恩师，王安石在欧阳修面前是晚辈后生，是欧阳修一次又一次地在文坛上张扬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朝廷中举荐他，鼓励并帮助他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
当初王安石考中进士以后，在扬州任职，他的朋友曾巩带上他的几篇文稿向欧阳修推荐。当时，欧阳修在京城开封任龙图阁学士，已经名满天下，但他对王安石这个普通青年的文稿却非常赏识，说：“这样好的文章，如果不把它编纂出来留给后人以炫耀，实在是一种罪过。”他把这些文章收进佳作汇编《文林》里，向社会推荐。
欧阳修还给曾巩写信：“我很想见他一面，问他是否能抽时间来一趟京城，我心里有千言万语，非面谈难以表达。”可见欧阳修爱才的心情足多么地热切啊！圣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奉召入京，两人得以在京师相会。相见之后，两人诵诗论文，互相酬唱，十分随便。一次彻夜交谈，欧阳修把对王安石的赞赏与希望转化为一首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流连。
——《赠王介甫》
诗中把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盛赞了王安石在诗文上的成就以及他的不肯随人俯仰、以载道为己任的精神。作为比王安石大14岁、当时已声名远扬的前辈大学者，能在诗中这样热忱地对一介后生进行激励提拔，令王安石十分感动。
王安石随后写了首七律《奉酬永叔见赠》作为酬答，表示他不敢和韩愈这样的大文学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文学家自夸。
王安石执政时推行新法，众多的反对变法者都对王安石恨之入骨。 欧阳修虽不赞同某些新法，但也不全盘否定改革。不过，他两次上书皇帝陈述自己对青苗法的意见，并“止散青苗钱”，抵制这一政策的推行。尽管如此，王安石心中并没有减损过对欧阳修的尊重。
如今欧阳修离去了。王安石将自己对这位恩师、知己的无限思念和一往情深的怀恋，写进了《祭欧阳文忠公》中。该文是宋代最美丽、最深情、最凝重的祭文之一。情感真挚而又一气奔驰，精悍豪健而又悠扬淡雅，寄情深远却哀而不伤，不愧为“中国有数文字”（梁启超语）。
欧阳修爱才，王安石也非常爱重人才。苏东坡因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一边，被人以“乌台诗案”诬陷下狱，诬陷者甚至想置苏东坡于死地。虽说朝中大批官员出来保奏，请求神宗赦免他，就连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出了面，神宗仍然没有松口。王安石在江宁得知此事，亲自给神宗上书，替苏东坡求情，神宗才将苏东坡贬官处置。
王安石一生奔波宦途，仅仅四次回归江西抚州临川故乡：第一次是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因祖父王用之病故，13岁的王安石随同父亲从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赶回故乡奔丧，并在灵谷峰上守孝3年；第二次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23岁的王安石考中第4名进士后，任淮南（今江苏扬州市）签书判官不久，借着到江南漕运上公务出差的一个机会，回乡看望祖母和祭扫外祖母坟墓；第三次是在宋仁宗皇祐二年（1 050年），王安石时年30岁，从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做了三年县官后任满回汴京等待分配新的任务，趁空返回故乡，第四次是在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王安石年高57岁，因对变法感到失望和忧愤，辞免了宰相职务，最后一次回来看望故乡。虽然临川是王安石祖籍故乡，但他一生中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居住的时间比较长，他的父母和大儿子都葬在江宁，因此他罢相后选择在江宁钟山的半山园闲居。
元祐元年（1086年）4月，王安石在失望、愤懑中病逝，享年66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他的千秋功过，至今世人仍评说不已，而他的璀璨诗文，却光照千秋，永不磨灭！所以，我认为古代江西名人学者排名第三的是北宋时期著名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江西抚州临川的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