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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中国古代王朝的三大魔咒:土地兼并、文官弄权和军阀割据

时间:2023-06-24 10:35:36来源:写乎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写乎的《中国古代王朝的三大魔咒:土地兼并、文官弄权和军阀割据》,希望大家喜欢。

作者:刘宏宇

很高兴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修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定义”了!

曾经的一向以来,本着对某某某主义不假思索的尊崇,我们把本民族“封建社会”的起始“定义”在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这一历史事件的节点上,而将其“终于”公元1911年,是为“我们国家两年余年的封建时代”。后来,不知怎么,“封建社会”的“起始”,提早了一百多年,标志在了战国中早期秦国的“商鞅变法”。

于是问题来了——商鞅变法,从起始到商鞅之死,二十多年,一个“起始”的“标记点”,二十多年?有悖于我们一向以来的定义习惯啊。可要是遵循习惯,定义于某一特定年份,又该是“商鞅变法”哪一年呢?

(一)封建vs极权专制

现在简单了,封建,作为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定语,终于找准了其真正“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起始”节点——比前面提到的那两个“点”和“大点”都要早得多,公元前1046年“周”(史称“西周”)王朝建立,即采取了“分而封、使建之”的国家联盟政体,总算是给“封建”俩字儿找着“正经归处”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分封”算“封建”,秦统一“废分封”,怎么说?之后,怎么算?难道就不是封建社会了么?

严格来讲,最晚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封建,作为社会形态,在我们这里,真还就是结束了!后来的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 年这两千多年,也就是原本定义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还真不是“封建”形式的社会。

那是什么?

现在有了个在笔者看来挺像样的说法——极权专治时代。

还有个“正式感”没这么强却更形象的说法,叫做“皇帝时代”。

没错——皇帝时代。从秦统一开始,完成统一的秦王嬴政,就自封了“皇帝”,称“始皇帝”;后来,直到1911年的翌年也就是1912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顶着“皇帝”头衔的人爱新觉罗·溥仪(清宣统皇帝)颁诏逊位,中间那两千多年,绝大多数极权专治的统治者都称“皇帝”(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非主流”时代的类同者采用另外的称号),可不就是“皇帝时代”?!这个独属于古中国的“皇帝时代”,在全人类文明史中,是最漫长的一个区间,也是可以用“超稳定”来形容的区间。

啥叫“超稳定”?就是“不进不退”、“原地踏步”的意思!稍许看看历史“年表”就能知道,“帝制”终结也就是“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开始,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到38年之后的1949年,这个国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有了多么显著的进步;再看1949年至今,则“崛起”与“奋进”,更甚于“民国”的38年百倍千倍!

今天的太多人,都会说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数百年才能成就的发展,是没错的;但好像忽视了另一方面,就是1911年回溯到公元前221年之间的那两千多年,我们这个民族,延误、错失、自废了多少发展、跃进的机会。

另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在那漫长的两千多年里,我们的华夏文明,甚至都没法为整个两千多年赋予一个正式而不变的国家名称!汉朝,叫“大汉”;唐朝,叫“大唐”;清朝,叫“大清”……大胆刨除那些时间上不占“重头”的纷乱时代,两千多年间,真正“像样”的“大朝代”,也少说有八个——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国家的名字都不一样;所以有人会说中国的历史不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自己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曾经”,有太多改朝换代;我们甚至都能透过历史的尘埃模糊地看到,一次次改朝换代,“后来”的“新朝”,能“活得”跟“前朝”差不多,就已然算不错了;很多情况下,都还不如!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不是应该“前进”么?至少也是“螺旋式上升”啊。可我们为什么就在几乎“原地踏步”、不时“开倒车”的节奏下,渡过了两千多年那么久呢?

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么?

依笔者看,还真是!真有过不去的坎儿,长达两千多年地阻滞、羁绊着我们民族的发展!

什么坎儿呢?简单说,就是“皇帝”。引申:是极权专治的政治体制。再说具体点儿、核心点儿,可以认为,是贯穿整个过程的三大魔咒,即:土地兼并、文官弄权、军阀割据。也可以说,这三大魔咒,是中国极权专治时代的三道“无解”的统治难题。

(二)三大魔咒之“土地兼并”

真正我们国家的“封建”社会开端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周王朝(史称“西周”)建立之初,统治集团就推出了统治秩序的“总纲领”,就是那至今仍耳熟能详的十六个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王,就是周朝的最高统治者,史书里更习惯称之为“天子”、“周天子”。

在十六字“总纲领”之下,周朝初期统治者,确立了基于父系血统的“宗法制”,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原则,并依此原则,将统治的权力做了四个层次的“分级”——最高统治者“周王”亦即“天子”、理论上由天子册封的“诸侯”、理论上由诸侯册封的“大夫”,以及理论上由大夫册封的“士”。一旦册封,即以“宗法”世袭传承——天子“大宗”即天子位、“小宗”封“诸侯”,诸侯大宗袭位、小宗封为“大夫”,以此类推;到了最末一级“士”,其“小宗”,就失去了贵族身份,没有被册封的资格了。

所谓册封,在周朝的前期和中期,不仅只是“名位”,还有土地和的充作劳动力的可概称为“人民”的“庶民”、“虻隶”;但土地和“人民”(古时可通称为“邑”),并不是“封”了就“有”,而只是名义上“拥有”,能否真正落实,取决于被“封”者的自力争取也就是“建”。

一代代“封”、“建”下去,土地的开拓和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赶不上有资格享有“封邑”的继承人的增长速度,于是出现“封邑”越来越多而“平均含金量”越来越低的局面,从而引发各层级贵族间频仍、酷烈的争夺、吞并,就有了长达五个半世纪的“东周列国”(春秋+战国)的纷繁战祸,呼唤出“天下定于一”的理念,并最终以残酷的战争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彪炳史册的“秦统一”。可以说,直到秦统一的公元前221年,也就是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终结的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纲领”,才构成“理论的现实”,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全天下”所有土地的“名义主人”。

但是,就便只相当于今天共和国版图三分之一还不到的疆域,对于从“封建”走来的“皇帝”,也还是太大、太难于真正落实管理了。所以只好“还是”交由“代理人”去管理。

还是?没错——还是!之前的“封建”时代,土地也是以“天子”的名义交由诸侯、大夫、士等贵族阶层去管理的。不同在于,“封建”的“土地代管”,是“长期负责制”甚至可以说是“永久负责制”,那块地方“封”给谁,谁就几乎拥有了管理“全权”,并可以世袭给“大宗”的后代,只须定期(比如按年度)向“上一级”缴纳一定比例或有限定数的收益,所余归己;如此逐层而秩,自天子,至诸侯,再至以下,在土地和劳动力及其相关收益的问题上,都只“负责”由“封建”而“自属”的部分。

秦帝国“大一统”后采取的“郡县制”管理模式,是由“皇帝”委任“流官”(流动的官员)去充当土地的“定期轮换代理人”;相应收益,除了维持“管理日常”,其余,理论上都“归于上”;“流官”的利益,以“俸禄”体现,俸禄的多寡,取决于职位高低也就是“代理”地域范围的大小,理论上是“定数”,可能因为所管辖地域“收益”的降低而降低,但很小概率会因为“收益”的提高而提高。

不难看出,“封建”模式下土地“代理人”即各级贵族的利益构成,跟“极权专治”下“流官”的利益构成,很不同。前者之于有限资源“永久性”享有“绩效性”利益;后者却只能在相对很短暂的期间(任期)获取基础性的“定值”酬劳。拿今天的“公司”打比方,前者更像“股东”、“董事”,后者则是没有股份纯受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只要有点儿常识,就都会知道,职业经理人,理论上,对“公司”没有“忠诚度”;而“股东”、“董事”,则以公司的利益为根本,公司利益就是自身利益。这种区别,使得“股东”、“董事”几乎不可能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事,而职业经理人则大概率会以损害公司利益的方式为己牟利!

如果真的是“公司”,股东、董事也好,职业经理人也罢,都可以“换码头”、“跳槽”,可在“天下”这个“大盘”上,“换码头”、“跳槽”,几乎没有可操作性。对于“定期轮换代理人”的“流官”群体而言,要想增加收益,得“另”想办法。大抵,他们能想出来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办法,有两大类,一是盘剥下级及底层,二就是勾结权贵买卖资源从中抽水。

在农业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土地。“极权专治”下,最“硬通”的财富,也是土地。于是,想要拥有更多土地财富的权贵和想通过买卖土地牟利的流官,就构成了利益共同体;相比于欺上瞒下,高风险低回报的“盘剥”,倒腾土地,不仅获益巨大,还能有利益共同体中的权贵集团“背书”,“流官”们当然乐得“浸入”!

就这样,差不多只瞒着“皇帝”一个人的土地买卖,自西汉中早期起,就在这片土地上频频发生。随着时代变迁,获益颇丰的流官、高官,甚至民间财势雄厚的地主,都纷纷“下场”,很快就形成了围绕土地的“利益链条”——“最高端”的顶级权贵(比如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倚仗权势,指使高官为其“圈占”土地;高官“委托”地方官(流官)去落实;流官给地主“背书”,让其出资买地;地主在流官“背书”下,低价买到地,再向流官奉上大笔“佣金”;流官将其中一部分“孝敬”给“上官”;上官把土地“权属”奉献给“最高委托方”的权贵;权贵把地主变成自己在民间的“代理人”;地主的“背书”由流官变更为权贵,规避了流官“卸任”后的土地所有权风险,成了不生“巨变”不会有丝毫损失的大地主……

如此一番“骚操作”下来,贵族尤其顶级贵族,成了名义上的“巨无霸”地主,像“封建”时代的诸侯、大夫、士那样,有了“额外”的“固定收益”。

而“利益链底端”那些为他们“代理”的真正“落地”的地主们,则为牟取更大利益,倚仗权贵撑腰,无底线压榨土地劳动者即“农民”,私下“习惯性”、“制度性”地吞并自耕农的零散土地,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甚至没有农具,沦为“佃农”,原本还可以勉强自给自足,沦落到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凡遇到点儿灾祸,就断粮挨饿、流离失所……

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消几轮,就会积重难返、逼出抗争、引发变乱,土地兼并进入“报复期”,政治平衡被严重打破,皇帝被天大难题砸了脑袋,不得不“治”,却要么力度不够愈演愈烈,要么操切莽撞激发冲突,结果,往往是残局难堪、国破家亡、改朝换代。

(三)三大魔咒之“文官弄权”

相比“土地兼并”,文官弄权,对王朝或说“国家”的“财务损害”,好像程度上不那么凸显,但在“政治秩序”方面,则可以说是“极权专治”时代最可怕的“病灶”。

啥叫“文官弄权”?就是文官集团强力影响乃至“操控”皇权,也可以叫“文官集团操控极权”。光这么说,有点儿“干”,举一远一近两个例子说明:

先说个“远”的案例——秦初焚书坑儒事件。

说“秦初”,不很确切。作为“大一统”的极权专治王朝,秦,总共十几年,做时间段划分,真不大好定义。焚书坑儒,发生在那十几年中相对靠前的时段。

焚书坑儒,后世都把账算在了秦始皇帝嬴政的头上;而其实,很大程度上,那个事情,是由当时刚刚才算“诞生”的“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秦相李斯推动决策并操作执行的。

李斯曾是秦始皇帝嬴政少年时的老师,身兼“儒”、“法”两派学问,还是“小篆”字体的发明者,更在“秦统一”过程中立下出谋划策的汗马功劳,深受秦始皇信用,委以最高文官职位“丞相”,很推崇其学问见地,一直敬之如师。为推行“郡县制”,抵制反对废除分封的宗室和武官势力,秦始皇以其绝对的至高权威,力挺李斯“经营”难以“变生战祸”的文官群体,为郡县制培养“流官”的“基本队伍”;李斯因而不仅成为当时的“学问巅峰”,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官领袖”。

有大学问而嗜功利的他,很恰当地看清了自身位置,产生了稳固领导整个文官集团进而操控新生的郡县管理体制的私欲,借着几个多少都带偶然性的事件,倚仗秦始皇的信任,利用其个性中的某些特点,推动其做出惩戒“百家”学者、文化理念趋同的决策,引发出至少也是“矫枉过正”的“焚书坑儒”,几乎断送了“先秦”所有文化成果和思想精髓,更几乎直接地导致新生“帝国”遭遇严重文化抵制。可以说,焚书坑儒,是对统一后的秦帝国统治基石的毁灭性破坏;而李斯及其文官集团,相比秦始皇本人,依笔者看,更该为这一灾难性事件负责!

说了“远”的,再说个“近”的。也不是太“近”,明朝晚期,东林党——本来是个文官组成的“沙龙”式松散团体,自诩“清流”,在中后期改革中,他们中很多人,由于各种“不适应”,遭遇了“边缘化”甚至“官场淘汰”,本来就是勉勉强强凑合“搭建”起来的“清流”人设,被不满情绪打击得东倒西歪、不成体统;为“自存”和报复,他们集结成“团”,“重塑”所谓“清流”体统的同时,抱团牟利,又当又立,甚至不惜勾结一向对立且视为“杂奴”的厂卫特务机关,敛财弄权,试图架空皇权,更在明末战祸四起的严酷形势下,置国家危难于不顾,愈发大肆敛财、兼并土地,连本来还算“挂”着的“清流”的外包装都不要了!

明末军费枯竭、武将受陷、民怨沸腾的濒死境地,跟他们这一伙子的“负作用”是绝对分不开的!有说,崇祯皇帝为筹集军饷,不惜九五之尊,登门向“清流”们借钱,竟遭“婉拒”;李自成打进北京城,严刑拷打,不几天,就从他们的府库里“逼出”了金山银山!

文官集团“误国”、“害国”的事,在漫漫两千多年极权专治的“皇帝”时代,还有不少。从历史角度看,非要说“偶然”、偶发,如果仅上述两例,倒许还能凑合认同一下,但要把历朝历代各种不如上述两例那么典型却也必然“可归类”的例子都算上,就肯定不能说“偶然”而近乎是“不得不”地得承认,文官集团操弄权力,实可谓“皇帝时代”的“痼疾”!

在“皇帝时代”中处于“基石”地位的秦汉两朝,“先行”或说“探路”的秦帝国,为推行郡县制、抵制“复分封”,刻意推崇、支持文官,以从政治上压制“学问很差”的战将和尚武的“宗室”,开启了文官集团的先河。到汉初,学问更差的高祖帝刘邦,从灭秦的战争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以及再后来的武将谋反等状况为鉴,很重视、倚仗文官的作用;这种“取向”,极大影响了后世;到真正完成了“大一统”的武帝时代,形成了“尊儒行法”治政理念,并强势推出“理论班子”式的文官集团,以求“统一思想”、制约武将。

到西汉末年王莽代政时代,以可以用“鸿儒”来称誉的王莽本人为领袖的文官集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力高度,以至于横看竖看怎么看都“不适合”当皇帝的王莽,花甲之年被推上皇位,成了骂名千古的篡政者!讽刺的是,打碎他的光环、把他推向名誉的无底深渊的,也是文官集团,甚至很多成员都是他“上位”时的“原班人马”!

虽则如此,后世还是把王莽引发的“历史灾难”归咎到了“外戚”而避开了“文官”和“文官集团”。当然,有道理。也当然,后世“执笔”修史的,都是文人,顶头上司就是文官,“戳”同类,怎么也是有点儿含糊。

文官集团之“祸”,在“开科举”(隋炀帝时代)之后,愈发加强了“必然性”。甚至,都可以说,文官集团对极权专治的真正“破伤”,更见于“开科举”之后。

开科举,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科举制度,打破了“入仕”的“等级性”和“专属性”,将“官帽子”的覆盖面扩张到“平民”的大范围,极大有利于“广罗人才”的同时,更赋予了谓为“广大”的贵族、固吏以外的普通人的群体“入仕为官”的机会。但是,这件对于当时及至后世千余年都“天大利好”的事,也有“负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更“有力”地助长了文官集团的形成、巩固、扩大以及这一集团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杀伤力”。

平民入仕,在权力、名誉、财富等方面的私欲,因出身不同而颇显参差,“尝怀营苟之心”,给官场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不少原本没有的细菌病毒,使得官场的“生态”更加复杂、隐患更多。

另一方面,平民入仕,也多少需要在朝文官尤其高级文官的“辨识”、提携,从而给高级文官提供了“广收门生”的机会,使其愈发扩大“集团”的规模,形成“门生派系——天南地北俩八杆子打不着的官员遇见,攀谈发现,隔了几层,到“顶”,却竟是同一位“老大人”,于是马上有了“相通”的意愿和渠道。

以“老大人”为“顶级”的文官集群,就像传销金字塔一样“无限”扩展,形成铺天盖地的“刀笔”势力,能左右朝政、任免官员、调配资源,甚至干预皇家事务乃至决定“帝位”废立!同时,又因为“入仕平民”的私欲追求,导致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官官相护等“病状”愈演愈烈,经常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更可怕的是,哪怕改朝换代,文官集团都还能有机会“低损耗重生”!

(四)三大魔咒之“军阀割据”

如果拿病症打比方,对于“皇帝时代”经济政治的安全与发展,前述的“土地兼并”,就好比恶性肿瘤,基本“没治”,沾上就是个死;而文官弄权,就如同糖尿病,表面看,好像不要命,可这这那那到处都是别扭、难受,到底治不好,难逃一死,一旦突发个并发症什么的,更是连续命的法儿都没有,直接要命!而相比来看,军阀割据,更类似高血压冠心病这类可直接致命的“基础病”,想根治几乎不可能,多数情况下,只能眼巴巴看着它日益深重,最后在某一个或者能有所预知更多情况下是始料未及的爆发点上,彻底崩摧!

纵观整个华夏历史,无论“封建”的时代还是“皇帝时代”,所有改朝换代,都是依靠武力实现的,从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鸣条大战这些传说中的上古决战,到史册有载的“周代商”的“牧野之战”、“秦统一”的灭六国之战、楚汉相争,再到蒙元灭宋、明末“三角”战事……其中最具典型性也是在“酷烈”排行榜稳居前位的东汉末年的混战,因一部通俗小说而至今令世人念念不忘;相比而言,似乎显得最“温柔”的,则是“宋”(北宋)开国的“黄袍加身”,至少,表面上,并未经历酷烈战争,就“软交接”地改朝换代了,个中原因,笔者认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其“主角”赵匡胤本人,就是一名强势的割据军阀。

“军阀”这个词,最早是儿时看一些革命题材的电影(其实主要是电影故事连环画)时接触到的,故而想当然地以为那就是革命的对立面;再“知识性”地扩展一小下,就是指“国内革命战争”早期所讨伐的“北洋军阀”。稍长大些,听《三国演义》评书(袁阔成版),跟父辈显摆,被告知,那些故事里的“主公”们,都是“军阀”。当时很惊了一下,难道,军阀 ,不是“北伐军”的敌人么?怎么“三国”的“主公”们也都……刘备、曹操、孙权、董卓、袁绍……都成“军阀”了?都是“北伐军”的敌人?

当然,这样无厘头的儿时笑话,很快成了回忆。“军阀”到底什么个意思,后来也大致搞得比较明白了,简单说,就是依托军队武力操控政权的人,古今中外都有,有很多;当然,在中国的“皇帝时代”,更多!

相比于前述“土地兼并”和“文官弄权”,军阀割据,想必容易理解得多。凡真正领略“三国”故事“本质”者,都应该是明白的。那段故事所指的历史,也正是“皇帝时代”最典型的军阀割据时代之一。

军事统帅“军阀化”,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现象”;在“神权”被极大削弱的东方,或许表现更突出、更严重些。古代欧洲也有比较“膨胀”的军事统帅,但由于“神权”对“政权”的极大干预和削弱,他们通常都没机会“成长”到能够左右政权的程度,比较典型的、可“比肩”东方军阀的,严格讲,只有一位——神权遭遇严重挑战、资本经济大肆排挤传统经济的高度动荡时代的天才军事统帅,拿破仑·波拿巴。

欧洲的事儿,知道得不多,咱现在很多人也老大不乐意去涉及“国外”的各类话题,说多了容易被扣帽子,所以还是说回咱自己,古代中国“皇帝时代”的军阀及其割据。

从西汉中后期的“幕府政治”(卫青、霍光)、东汉中晚期的“权贵拥兵”(二袁)、“郡县自重”(孙坚刘表之流),到隋唐的“藩镇”(安、史),再到由“藩镇”打底的最典型“军阀割据”的“五代十国”及其强势“藩镇”(赵匡胤),中华大地上频仍上演军阀割据误国害民的血腥悲剧,无数伟大的发明创造被用于战争,又被毁于战争,生产力不断上演发展、衰落、复苏、再衰落的死循环,极难成就“长足”的跃进,超长期徘徊于“归零”和曾经的“高点”之间,直到那曾经的高点沦落到“极低”而尚未自省!直到让人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还以“天朝”、“上邦”自诩,机弩火铳的千军万马,还竟能觉得“天下无敌”!

哦吽,好像又说“近”了,赶紧往“远”里尥!说说很肯定最多人知道的“三国”吧。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达到空前“不像话”的程度,农民没了活路,揭竿而起,形成声势浩荡的“黄巾军起义”;朝堂上,外戚专权,文官集团无所适从、上窜下跳,最后弄到不可收拾;朝野双重危机之下,只负责制造问题却没能力真正解决问题的文官集团,病急乱投医,操弄皇权,给予权贵和地方流官“驭兵”之权,以镇压起义、平定朝堂,结果,一方面引狼入室,让西北大军阀董卓登堂入室,朝堂愈发“失控”,皇权岌岌可危;另方面,因镇压起义而“崛起”的四方军事势力,在转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愈发形成具有明显“地方割据”特征的诸多军事集团;严重动荡中,各个军事集团相互争斗,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酷烈,就便“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还是壁垒森严、剑拔弩张。

在几乎不停歇的割据、吞并、再割据、再吞并的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三股主要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汉王朝,却在这个形势下,最终走向彻底的消亡。后半段,三国相互争斗,最强大的“曹魏”势力内部,又产生了新的军阀割据;最终,“第四方”亦即曹魏中生发出的新的军阀势力司马氏,权谋加武力地结束了军事割据局面,重新归拢出新的名义上统一的王朝——晋(西晋)。

有说,以董卓帅西凉军进京为严重军事冲突的开端,以司马炎“受禅”建立西晋王朝为“终点”,七八十年的血腥军阀混战,中原人口由三千多万锐减到七百来万,其中最多消陨的,都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最核心产出的青壮年!好像,除了书法,“三国”前后,能显出“进步”的“条目”,就找不出来了;除了文官集团的再次“崛起”和土地兼并重新上演,几千万生灵铺出的血路,并未指引出任何“积极”!

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于成本过高,“皇帝时代”中期及之后,统治者近乎竭尽所能,以至于不惜采用削减军队、文官治军等“自弱”手段,最大限度抑制军阀的产生、避免军阀割据局面,结果上看,好像是“消停”了点儿,但又导致了王朝“国防”孱弱,军事发展迟滞等恶果,说到底,还是拜军阀割据的“余韵”所赐!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军阀割据,在整个皇帝时代,仍是没法“无遗患”而可“根治”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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