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18岁成为师政委,打了胜仗却被撤职,授衔时他不甘,当场扯下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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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在湖南老家生活的段苏权,忽然听到同乡谭毛苟说出了红军的所在地,并且知道在太原有八路军办事处。
段苏权当即找到父亲,妻子:“我要去找组织。”
父亲知道段苏权的心里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妻子也是如此,因而两人都表示了支持。
段苏权先从老家来到了长沙,又在长沙坐火车来到了太原,几经辗转,段苏权终于来到了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前。
就在段苏权准备进入办事处时,门口的警卫员拦住了他。
激动的段苏权一时醒悟过来,露出了歉意的笑容:“同志,我是一名老红军,我要找咱们办事处的负责人。”
段苏权的话,并未让警卫员感到信任,因为他们无论从哪里来看,段苏权都不像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
不过,出于负责任的态度,警卫员还是走到了里屋通报。
此时担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负责人的任弼时正在忙于工作。
警卫员敲门:“首长,外面有一名自称段苏权的红军要见您。”
任弼时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抬头询问:“谁?”
警卫员:“他说他叫段苏权,是从湖南来的。”
任弼时听完这句话,当即激动道:“快,让他进来。”
警卫员有些惊讶,难道门外的人,真的是位老红军?
段苏权得到通报,立刻走了进去,任弼时,此时已经有眼泪在眼角流淌,看到老首长,段苏权再也忍不住,当即走了上去,与任弼时紧紧拥抱在一起。
任弼时看到段苏权,哽噎地说:“我们以为你牺牲了,在方面军的党代表大会上还给你开了追悼会,没想到你还活着.......”
段苏权也很感慨,他认为自己能够活着,确实是一个奇迹。
段苏权的一生,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
自古英雄出少年,18岁的红军师政委
在人民军队的早期发展史上,干部普遍年轻,特别是在红军时期,这一表现,尤为突出。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许多年轻,优秀的红军将领,譬如17岁当师政委的肖华,18岁当师长的寻淮洲。
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在这里,也涌现出了许多少年英雄。
譬如18岁当师政委的郑维山,20岁当军政委的陈海松等人。
湘赣苏区虽然并没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有名,但是从这里,也走出了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二方面军。
当然,湘赣军区也有许多优秀的红军将领,段苏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1916年出生,由于家庭情况还不错,段苏权小时候读过私塾,还上了高小。
也正是由于接触先进思想较多,因而段苏权早早地参加了革命。
16岁时,他正式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他聪慧能干,上级并未让他直接上前线,而是让他负责茶陵的共青团工作。
在共青团做组织工作,始终不是正规的红军,段苏权不愿意,因而两年后,他当即带着一批模范的共青团员,参加了红军。
湘赣军区的领导,对段苏权了解较多,认为他确实是一位有着很强组织能力的人,因而先是将他调任为了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上任以后,段苏权如履薄冰,做事兢兢业业,很快,上级便开始给他加担子,将他提拔为了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升官了,段苏权的心却是没有放轻松,他知道,担任的职务越高,就说明责任也更大,因而他的敬业程度更甚于以往。
1934年,上级对段苏权的工作态度和结果,依然是满意的,由此,段苏权再次升官,担任了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同年,段苏权的革命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转变。
而这次的转变,也对段苏权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后来授衔时。
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等人商议后,决定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他们先行向湘西进军,牵制敌人,为了掩护主力的行动,贺龙等人提议成立了“黔东独立师”,
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的王光泽,被任命为了师长。
而段苏权由于表现优秀,被任命为了师政委,这一年,段苏权18岁。
其实,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王光泽与段苏权就明白,迎接自己的将是“九死一生”的险境。
不久,为了更好地掩护主力,王光泽与段苏权带着部队回到了黔东特区中心区,敌人此时已经占领了黔东特区的大多数地方,他们万万没想到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在中心区。
再加上游击队配合独立师的行动,因而敌人很快地便认为,出现在中心区的红军队伍,。很大程度上是红军的主力。
眼看任务完成,王光泽与段苏权松了一口气,接着,他们将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与敌人的交战中。
在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独立师就与敌人进行了数次的激战,当主力红军完全撤离成功后,独立师,迎来了更大的挑战。
敌人不仅加大了对独立师的“围剿”,而且还发动了当地的地主,豪绅,要他们联合起来打击红军。
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独立师不得不离开黔东特区,转而前往边境作战。
此时,由于长时间的作战,独立师的牺牲的情况,很是严重。
1934年11月25日,经过20多天的坚持,王光泽与段苏权率部来到了秀山县梅江场。
两人本来可以认为稍微歇息,没想到的是,当地的反动民团早已盯住了独立师,无奈,两人只能带着部队与敌人再次进行交战。
在这次激战中,段苏权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左脚。
王光泽见状,立刻派人用担架担着段苏权,由于战事紧张,王光泽认为,如果他再不带着其余战士突围,那么,部队将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思来想去,王光泽做出了一个决定。
遇到好心裁缝李木富夫妻
王光泽鼓起勇气,向躺在担架上的段苏权表达了要他就地养伤的意思。
段苏权其实内心并不愿留下来,因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一旦留下,那必定会脱离队伍,将来再找党组织时,就不容易了。
可是面对如此局势,段苏权也不愿意再拖累其他的同志,他最终同意了。
后来任弼时评价段苏权时,用了4个字:忍辱负重。
段苏权,由此被留在了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一个叫李木富的裁缝家里。
李木富夫妻是老好人,他们见段苏权伤势严重,当即同意,之后,为了免于敌人发现,李木富又将段苏权安置在了山上的一个洞里。
可是让李木富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反动民团就来到了他的家里。
原来,有人告状,称李木富收养了一个红军,反动民团来到后,用枪逼着李木富要他去寻找段苏权。
李木富无奈,只能带着他们来到山洞里。
敌人从段苏权的身上搜到了3块银元,之后,他们准备用枪解决段苏权。
关键时刻,李木富扑了上去:“不要造杀戮啰,他动不了了,留他一命吧。”
李木富在当地,还是比较有威望的,民团的人看着段苏权奄奄一息的样子,也就没有再动手。
就这样,段苏权在李木富的保护下逃过一劫。
之后,段苏权就被李木富安置在了山洞里,李木富白天做工,晚上就偷偷给段苏权送饭,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老百姓的家里,本来吃食就不多,李木富的家里很快被掏空了。
段苏权不明白情况,伤势有些好转他的,硬是从山上爬到了李木富的家里。
看到李木富家里的情况后,他觉得很心塞,随后,他说自己要离开。
李木富咬牙将家里的钱取了出来,为段苏权做了拐杖。
段苏权拿着拐杖,一路靠着乞讨,来到了茶洞镇,之后,又在他苦苦的哀求下,他坐上了一艘前往岳阳的船。
在岳阳,段苏权遇到了好心人,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再次来到了攸县皇图岭车站。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车站,段苏权再次遇到了一位叫刘维初的老乡。
刘维初一听段苏权是茶陵人,顿时觉得亲切,之后,他给段苏权安排了一个房子居住,几日后,身体有所好转的段苏权给父亲写了信。
父亲随即派人,将他迎回了家里。
之后的两年后,段苏权一直在家中度过,直到1937年,他前往太原。
这便是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
段苏权回归队伍后,先是前往延安抗大学习,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北平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段苏权又来到了东北。
1947年,段苏权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巅峰,他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在这个职务上,段苏权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
遗憾的是,在辽沈战役中,段苏权由于延误时机未能成功攻下飞机场,再加上丢失小紫荆山一事,使得林彪对他有了一定的看法。
授衔成少将,扯下肩章
辽沈战役结束后,段苏权被调离了八纵司令员的职务,来到了东北军区担任作战处处长。
对于这个安排,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其实就是降职。
不过,段苏权并没有多说什么。
建国后,段苏权担任了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抗美援朝战役爆发后,他来到了朝鲜,担任了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员。
在朝鲜,段苏权耿直的性格,再次为他之后的授衔,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段苏权在进行战报汇总时,明显地发觉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上报的战果有问题,出于实事求是,段苏权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得知后雷霆大怒,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作检讨。
除了这两人,还有许多人都受到了批评和处分,因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对段苏权有很大的怨气。
1952年评级时,由于段苏权曾多次担任重要职务,因而他被评为了准兵团级。
按照段苏权准兵团级的情况,到1955年授衔时,授予他中将军衔,是符合标准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站了出来,说段苏权曾负伤离队两年,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不搞清楚,不合适授衔。
再加上诸多原因,最终,段苏权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段苏权对此,内心很是悲愤,许多老战友,也为段苏权鸣不平,如果当时段苏权的老领导任弼时还在的话,肯定对段苏权有所帮助,遗憾的是在建国初,任弼时就去世了。
授衔时,段苏权扯下了自己的肩章,对于这个军衔,说实在话,他的心里,确实也是有些气。
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段苏权去世前,他反复叮嘱,自己不穿军装下葬。
由此,段苏权也成为了我军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穿中山装下葬的开国将军。
晚年时,段苏权心里惦念着自己的恩人李木富。
救命之恩一直没忘
1983年,段苏权来到秀山县寻找李木富,由于时间久远,因而未能打听到李木富的消息,甚至他一度认为李木富已经去世了。
实际上,李木富老人并没有去世,待段苏权离开后,他让自己的儿子向当地县领导介绍了自己营救段苏权的经过。
秀山县政府立刻将消息告知给了段苏权。
段苏权高兴极了。
之后,在段苏权的委托下,秀山县政府问李木富老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李木富说:“我个人啥也不要,就是希望在村前的河上架一座桥。
就这样,段苏权个人出资,在村前的车田河上为当地老百姓修了一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