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我读︱《大发现四百年》：欧洲与海外的多重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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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伴随全球力量格局中新兴国家的兴起，历时数百年的西方霸权越来越难以维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长盛不衰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注意到，并加以反思与批判。此一趋势不独见于非西方世界，早在数十年前，便在西方世界内部露出端倪。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布赖恩·M. 费根（Brian M. Fagan）的《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即是体现此一趋势的一部力作。
《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美]布赖恩·M.费根著，乔苏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以下简称《大发现四百年》），顾名思义，是以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作为关注点。具体而言，是对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欧洲与海外人群、文化的交往史（包括碰撞、理解、冲突、融合等）进行考察。以该主题而言，本书并不是最早出现的相关著作。早在数百年前的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便做出了类似努力，其名作《风俗论》 （全名“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梁守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代表了构建全球文化史的最早尝试。及至19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与规律的高度，将近代以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开拓，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说：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合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与规律的进步性有着清醒认识，并做了深入探讨。遗憾的是，有人看到马恩肯定了资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工业化大生产是全人类的必经之路，而所有这些又与当时的西方世界有着最紧密的关联，遂将其划入线性历史观的阵营，认定其秉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他们没有看到或有所忽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自带的血腥与罪恶，马恩做了深刻集中的揭露与批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引自《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对西方发展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马恩也多有保留（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以此而论，马恩可谓最近几十年来批判西方中心论潮流的先驱。
与马恩一样，布赖恩·M. 费根也对欧洲中心论做了引人注目的批判。不同的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故此其探索视角带有较多的人类学、考古学色彩，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基于此，该书内容除了我们习见的宏大主题，如殖民主义的扩张，还有对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身体状况、风俗习惯、人口演变、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细致考察。由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又一幅关于海外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动图景。
布赖恩·M. 费根
综观全书，我以为它包含三重意涵：追寻、反思与控诉。
追寻，即通过史料、民族史、人类学、考古学尽可能还原海外民族及其文化的详细信息，从而“为我们的故事编织起丰富多彩的架构” （本书第40页，下同）。多样化材料来源的组合体现了海外民族研究的特异性，因为这些民族有许多处在原始、落后的发展阶段，书写文字尚未发展、发达，又由于殖民入侵，像城市、建筑之类的许多文明痕迹并未存留下来，因此，不能不依靠口述历史、田野调查、考古挖掘等信息搜集手段。通过这些渠道，人们发现先前有关海外民族的想象有许多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比如，在地理大发现以前，西方长期流传在东方存在一个由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古老王国，其统治范围从“东非直至印度河” （第44页），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天堂。而在寻找天堂的过程中，欧洲人不经意间发现了许多前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民族。其中的大多数与所谓“高贵野蛮人”的神话极不相符，他们忙于“日常骚乱、恐惧、疑惑、怀疑和野蛮行为” （第46页）。作为其代表，费根特别举了非洲好望角科伊科伊人的例子。在欧洲作家笔下，该民族是“所有野蛮、邪恶和原始事物的缩影，与其他人类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第48页）。其残忍、好战的性情，异常的行为（偷窃，行事鬼祟，食用腐烂的死鱼、腐烂的牛、海豹内脏、虱子），原始简陋的居所（用灌木、木棍搭建的粗糙庇护所，岩洞），古怪的装扮（穿着动物皮，涂抹恶臭的油脂，脖子上戴动物肠子），发出咔嗒声的语言，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生活习惯，无不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抛开这些表面观感，深入挖掘背后的一些因素，可以发现，这些被评价为“缺少目标且生活原始的人” （第58页）却是适应当地特殊自然环境的能手：“他们得以了解牧草何时最为茂盛、植物类食物何时当季。科伊科伊人能察觉其家园每个微小时刻的时令变化。他们细心规划每年的迁移以保证最大限度利用好他们领域内的资源，避免珍贵草场的过度消耗。” （第59页）追寻让作者尽可能真实、全面地搜集到材料，从而为反思提供依据。
与追寻相伴的是反思。反思的对象多种多样：可以指向欧洲人，也可以指向非欧洲人；可以针对一种文明存在的价值，也可以针对欧洲人自以为是的偏见与傲慢。由于身处一个价值观、社会环境与过去迥然相异的时代，在掌握更丰富、全面材料的基础上，费根拥有了更多视角（不仅是欧洲的），因之，能对存在许久的偏见、习见提出挑战和质疑。比如人们常以为，除了明显带有恶意的殖民者及其所犯罪行，欧洲并不缺乏海外民族的同情怜悯者及其善意行为。基于动机的良善，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在道德上似乎可以免责，其行动的缘由与依据似乎可以不加细究。事实告诉我们，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人们对海外民族的社会情形并不十分了解，他们提供的帮助、做出的善行往往是罔顾后者情感、意愿的一厢情愿之举，不能切中要害不说，反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恶果。耶稣会士对北美休伦人的传教即是如此。站在前者的立场，他们的目的是让后者摆脱邪恶异教，将灵魂从永恒诅咒中拯救出来，至少在主观上没有恶意。他们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不乏“用进口粮食尽可能进行救济” （第295页）的义举。而让传教士想不到的是，其行为对休伦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新引入的基督教使休伦人产生分裂。旧宗教尽管是原始的，却带有团结社群、维系传承的功能。新宗教虽然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却由于与旧信仰在教义、仪式、生活习惯、死者安排等方面的分歧，引发了大量纷争，以至于将一个社会活生生地毁灭掉。各中缘由到底是休伦人的愚蛮与落后，还是传教士的偏执与自信？其他暂且不论，欧洲人对自身文明先进性、普世性的盲目自信是确切无疑的，这也构成了其所作所为的心理根源与信念支撑。在此影响下，无论产生什么后果，至少在思维、逻辑上，欧洲人的行为套上了合乎情理的外衣。信仰如此，那些在“经济发展”或“现代化”的伪装下强加于殖民地人民的种种举措（也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同样是这样。费根所反思的，许多便是渗透于这些思想、行为中的欧洲中心论偏见。
追寻与反思还渗透着作者的控诉。回首欧洲人遭遇海外民族与文化的历史，间或有贸易、传教等较为平和的活动，但予人以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双方之间的互不理解与激烈冲突。由于前者具有综合性的力量优势，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欧洲人胜出。与此相伴的，是发生在后者身上的政治、经济以至大规模的人口灾难（甚至是种族灭绝），无论其起因是流行病（如天花），还是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如传教）乃至赤裸裸的暴力（战争）。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学者，探索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因由固然重要——这是原则与底线，同样不可或缺的是，他要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态度，尽管这种表达或许是隐晦的。我们看到，在记载欧洲殖民者的累累罪行时，费根并未曲笔维护，其冷峻的笔调令他在坚守事实的同时，亦发出不平、冤屈和控诉之声。有这样一段话 （第27—28页）：
殖民者和移民在种族优越感的庇护下为吞并部落领土或优质耕地辩护，他们通常诡辩道，这些土地并未得到其本土拥有者的合理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说辞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太聪明的孩子怎么可能习得最新的农业技术，或用一种“文明的”方式管理他们自己呢？把这些问题留给一个优越种族吧，帝国强权们喋喋不休道，与此同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数百个鲜为人知的社会……都在与 19 世纪的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们接触后被彻底改变了。很多族群……迅速地销声匿迹了。其他的……分散在各地……幸存者沦为新社会中既边缘又穷困、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只有极少数……成功地适 应了新世界。
海外民族的遭遇令人扼腕，作为一名人类学家，费根同样痛心疾首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流失。身处高歌猛进之工业时代的欧洲人极自信于自身工农业、科技的发达，其对殖民地土著文化、生活方式、生态环境的傲慢与不屑给后者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而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些文化、生活方式有许多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与生态环境保持了和谐，本可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一旦受损，便成了全人类的重大损失。思之忖之，怎不令人遗憾万分？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对过去的伤悼已无法改变历史，今日的人们唯有吸取教训，在一个更强调平等与多元化、去西方中心的世界学习相互尊重，从而达成和平共处。在书末，费根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望：“多元的工业社会将必须通过允许人们在文明中表达他们的多样性来达成和谐，在这种文明里，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拥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而且最卑微又极度贫困的人们能通过很多方式赢得尊敬。” （第379—380页）我们乐见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