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深藏功与名苏轼是有“宇宙型胸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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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功与名 苏轼是有“宇宙型胸怀”的人

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讲述他们心中的苏东坡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一角。

闲适得意之地 浙江杭州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知州的身份二仕杭州，再度回到西子湖畔。在任职杭州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苏轼为杭州留下了西湖，并修筑了苏堤，留下了南宋以来著名的“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

对于苏轼，后人有太多的解读。2月中旬，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和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听他们解读他们心中的苏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可欣

杭州摄影报道

苏轼代表了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精神

苏轼写过许多关于西湖的诗，人人都知苏轼爱西湖。他写春天的西湖，“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初夏的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白天的西湖“旋折荷花剥莲子，露为风味月为香”让他休闲放松，夜晚的西湖“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让他有所哲思。陈文锦说，二任杭州时，苏轼几乎每天都在西湖边工作。他与友人一起出游、写诗，大都也在西湖附近。

“我觉得杭州跟他的缘分很深，他对杭州的山水也非常依恋。”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但苏轼与其他想要将西湖“私有化”的人不同。“他对于西湖是没有私心的，也不想将其占为己有。苏东坡是一个有宇宙型胸怀的人。他只喜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陈文锦认同李泽厚曾经评价苏东坡的一句话“苏东坡生得太早”，陈文锦觉得，苏东坡对人生的觉悟、人性的理解的高度，自魏晋之后也就此一人。“我们看到苏东坡有些感慨，有些忧伤，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还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呢！”

在陈文锦看来，苏东坡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面貌。他解读道，苏轼在杭州动员民众退田还湖、疏浚西湖、修建苏堤，包括在当地留下的美谈“画扇断案”这些事情，都体现了人们对苏轼人格魅力的认可。这也是因为苏轼本身就把“为国为民”作为办事的出发点：“他不只是单纯地解决水患问题，还考虑到了审美的层面，再而解决了交通的问题。在当时，他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的事在处理。”

而离开杭州之后，苏轼也没有再提及过自己在杭州的政绩。陈文锦认为这同样体现了苏轼的“宇宙型胸怀”：“他在杭州有这么多功绩，但他离开后也再没提到过，有种‘深藏功与名’的感觉。”

遵循内心对公理的追求

在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点上，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有着同样的看法：“苏轼是超脱的。他遵循的是内心对社会公理的追求，而不是个人的诉求，这种思想的层面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苏轼其实是一个非常率真的态度。别人问他，他就说；别人没问的，他也全部如实供出。”元丰二年（1079年），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上书弹劾苏轼，认定他出言攻击朝廷，反对新法。后来经宋神宗批示，苏轼被捕，又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正式提讯。苏轼对在诗作、书信中，表现出的对青苗法、盐法等新法政策的不满和对朝政缺陷的讥讽，一一承认。

苏轼在《己未十月十五日，狱中恭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中写道：“只应圣主如尧舜，犹许先生作正言”。“正言”，说明入狱近两个月的时间，苏轼仍旧认为自己所写所想的并非“诽谤”，而是为国为民的言论。“他还是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采取一种逃避或者编故事的方法，减轻自己的罪责，但苏轼没有。他严格遵循自己内心的追求，这是很难得的。”

“乌台诗案”后，苏轼也曾经有过一段苦闷的日子，他回想起这段经历是“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苏轼将眼光转向了更广阔、深远的地方。他在黄州所写的《赤壁赋》，就体现出了这种超然与哲思：“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人生短暂而天地永恒，一时的苦闷并没有困住苏轼，反而让这种超脱和释然的“东坡精神”永存。

（特别感谢杭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对本文的支持）

寻路西湖畔，明月清风我

有些人在某个领域太过突出，往往会让人忽略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苏轼或许就是如此。尤其对中文系学子而言，被诗词文赋填充的"苏海"已经足够浩瀚，无暇顾及它物。但在杭州，我们“寻路小分队”见到了一个文学世界外的苏轼，杭州人民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市长。

苏轼曾两次到杭州任职，一次是熙宁年间，他正值壮年，尚未经诗案之苦，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皇帝惜才，为他挑选了个繁华的好地方，到杭州任通判。职位不高，事情不多，原本为仕途困扰的苏轼在这里待了三年，被深深治愈了内心，游山玩水不亦快哉，留下了大量文人雅趣故事和传诵至今的名篇。

但最为杭州市民所津津乐道的，却是苏轼第二次到任杭州。不到两年的任期内，他通了运河、疏了西湖、建了苏堤，解决了城市用水问题，百姓对他的爱戴见于史册，字里行间皆是情深义重。

2月上旬，“寻路东坡”采访组抵达杭州，在这里计划有两三天的采访和探寻。抵杭第二日上午，我们在西湖边上的中国茶叶博物馆采访到了将一生献给了西湖的学者陈文锦，他曾是西湖申遗专家组的组长，对西湖的历史脉络和人文底蕴最是清楚。采访开始后的第一句话，陈老便说：“苏轼可惜了！”

作为杭州人，陈老对西湖的感情很深。因着苏轼对西湖的千秋功绩，他惋惜于苏轼在政治上的止步，并若有所思地说：“在治理上，司马光真的不如苏轼，若苏轼能成为当朝宰相，北宋格局或为之一变。”我等皆恍然大悟。

提及西湖治理，还有一人不得不提，乃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陈老一通分析后，直言道：“论对西湖的作用，白居易也不如苏轼。”我们赶紧补充道，陈老，切不可“捧一踩一”。语毕，陈老从包里掏出一本书要赠予我们，正是他亲自编写的《白居易西湖诗全璧》。大家相视哈哈大笑。

此番对话，只为证明，西湖边上，可以谈论的历史文化名人很多，政局之上，苏轼的竞争对手也不少，但要论及才干能力，文学世界外的东坡，不遑多让。

抵杭第二日下午，在杭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发起人谌卫东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重走了苏轼当年的“上班路”——沿着北宋年间的州治所在地凤凰山，一路向下，来到西湖边上。懂杭州的人会说，虽然杭州以西湖闻名全球，但杭州在水更在山。凤凰山、玉皇山在西湖边上绵延开来，水的柔情晕染山的厚重，这是杭州的特色，也是北宋年间对杭州爱得深沉的苏轼的格局。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就建在苏堤入口处，得到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的大力支持，来到杭州的第三日，我们得以入馆采访。这里的砖瓦竹叶似乎都因东坡显得格外清雅，白墙竹影，西湖野鹤，相映成趣。走入采访间，落地窗外即是平静的湖面和不远处的青山，当日下起了淅沥的小雨，真真就是苏轼笔下的“山色空蒙雨亦奇”，让人即便思绪纷扰，也有足够的力量自我平静。

苏轼两次到杭州，皆因开封朝堂纷杂事，自请外放。我们总在感谢东坡留给后世无限的精神宝藏，一番寻觅后，不难发现，是杭州给了他豁达的底气，将他的愁苦与烦忧深深安放。

元佑五年秋，苏轼与同僚兼好友袁公济同游西湖山水，有词《点绛唇·闲倚胡床》一首，写道：“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

其中“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一句最为人乐道。独行天地，湖光山色与我合一，无需旁人相伴，自有明月、清风与我。这份超然，苏轼留给了西湖，也留给被他折服的我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