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中原烽起逐唐鹿-后梁太祖朱温的用人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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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各藩镇节度使乘机扩充土地和人口，彼此之间尔虞我诈，攻伐不已。唐宣武节度使朱温(又名朱全忠，称帝后改名朱晃）以一弹丸之地的汴宋地区一跃成为拥有二十一镇、七十二州的中原霸主，呈现了“今天下之势，归朱梁者什七八，虽强大如赵、魏、镇、定莫不附之”的局面。
一
黄巢起义失败后，出现了群雄割据，各自争胜的局面。各节度使为使自己不被连绵不断的战争所吞噬，都在自己所辖区域里加强统治，一些稍有远见的节度使则不同程度地实行一些积极措施，以巩固自己，战胜别人。
朱温也不例外，特别是在用人方面还略高他人一筹。
首先，朱温是穷私塾无赖出身，与其兄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是由一个伍长晋升为游击将军的，他对农民军从普通官兵选拔良将的益处有亲身体验，这奠定了他用人的思想基础。
其次，兵微将寡的朱温为当时形势所迫，也必须大胆地使用和招纳人才。《资治通鉴》记载了朱温当时的窘况：“宣武节度使（朱温）帅所部数百人赴镇，……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则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因此，选贤任能已迫在眉睫。
而首先要解决的是必须有一批精悍的武将作为自己政权生存的支柱，所以朱温的用人是从重用武将开始的，从降将和下级官兵中挑选武将也是他用人的主要方面。
884年，朱温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打败黄巢起义军后，黄巢部将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等人投降朱温，朱温悉宥而纳之。这些人不但是他起家的资本，也是他称霸中原的先锋，他们都以作战骁勇而闻名于当时。
葛从周字通美，其初入黄巢军，渐至军校，投降梁军后，经常救朱温于战斗危急之际，随从朱温东征西讨，南攻北伐，屡建战功，曾俘杀李克用的长子，朱梁之开国，从周之军功甚伟。与另一大将杨师厚齐名于世，为唐末五代超一流的军事天才。
诸军都指挥使霍存在攻打秦宗权时曾用本部三千人袭击秦军大营，“杀五千人，连破四寨尽得其辎重”。难怪朱温在后来回忆他时叹息道：“霍存在，朕安有此劳苦耶！”其在朱梁政权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朱温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拔出身寒微的下级将士。氏叔琮就是由一个军卒提拔为将军的。他“壮毅沉勇，胆力过人，两次打到河东晋阳城下，使李克用“昼夜登城，忧不惶食”。牛存节也是由宣义军小将提拔为同州节度使的。他曾以干余人挡魏兵一万二千人，“大破其阵，殭尸蔽野”。
这些武将置生死于度外，为其效命，朱温对他们也备加关心爱借。在兖、郓地区同朱瑾兄弟作战时，张归厚冲锋在前，身受重伤。朱温哭道：“得归厚全身，纵广丧戌马，何足计乎！”大将王重师在攻打濮州城时，身负重伤，朱温惊恐尤甚，说：“虽得濮州城垒，而失重师，奈何！”并请名医，用良药为其治疗。
朱温明白，光靠一班武将是不能使自己统治维持长久的，还必须有一批高瞻远瞩的济世之才为其筹谋划策，所以搜访贤良谋士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新、旧《五代史》和《通鉴》中多次看到朱温下令搜访贤良之事。
907年，命宰相搜访“在下位抱负器业久不得伸者”，加以擢用。接着，又在公卿亲属，将相子孙中找出“文行可取者”，让所在州府向中央推荐，“以广疏材之路”。这些搜访上来的人，在任职期间如成绩卓著，马上加以迁升。
在此着重提一提朱温早期搜寻到的两个重要谋士敬翔、李振二人。敬翔是一名落第进士，他“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黄巢起义后投奔了他的乡人。朱温听到了他的名气后，马上派人请来，并很快信任不疑，“凡军谋政术，一以咨之”敬翔也没辜负朱温。
他曾劝朱温让手下士兵诈为叛逃，然后奏于唐帝，告知四邻，以追叛为名来开拓疆土；其又多次进谏朱温，使朱温避免了许多错误，为朱梁集团头号军政谋主。朱温得敬翔，犹如苻坚得王猛、石勒得张宾，可谓如虎添翼。
李振本为唐朝一个不得志的官吏，跟随朱温时正值唐朝宦官势力猖厥，他们幽昭宗，垄断朝政。李振认为创立霸业之机来临，就劝朱温杀掉宦官，从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这对提高朱温的声威有重大作用。
吴王杨行密曾派人至楚劝马殷讨伐朱温，楚大将许德勋出来劝阻说：“全忠虽无道，然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轻绝也。”
朱温的上述作法有重大的意义。他擢用文臣武将，不但巩固了本身政权，而且初步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样就使纯粹性的破坏战争减少下来，使这些地区能够有较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生产。
陈州刺史赵犨在陈、许(今河南中部）地区招抚流亡之民，让他们“襁负归业。”河南节度使张全义在洛阳地区也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他选十八人为屯付，十八人为屯判官，派往过去十八县中，“令招农户，令自耕种”。这些地区经济得到了恢复，对朱温的兼并战争又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
不可否认，朱温不论门第用人的作法有进步作用。但是，朱温自幼品质恶劣，曾因偷窃本村财物而被痛打。参加唐末农民起义军后，反复无常背叛了义军。
907年，朱温废掉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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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后梁政权。自此，他志得意满，猜忌、荒淫、暴杀的弱点充分显露出来，后梁政权也就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随着后梁对外战争的频繁，武将专权的局面日趋严重。朱温在未称帝前曾猜忌朱珍叛变，想剥夺其军权。敬翔劝阻道；“朱珍未可轻取，恐其猜惧生变”。说明此时的武将已不易驾驭了。之后，武将跋扈更为严重。左金吾卫大将军寇彦卿因御史司宪崔沂弹劾其犯法一事，便扬言：“有得崔沂首者，赏钱万”。无疑，这些人不利于朱温的统治。
朱温是由节度使而夺取帝位的。他手下的大将也多是军阀、叛将，朱温不能保证他们不象自己一样来争夺帝位。但因当时自己力量弱小，还需要他们为自己效命，所以尽量笼络，但背地里始终怀有戒心。
康怀英伐潞州，临行前，朱温对他说：
“卿位居上将，勇寇三军，向来破敌摧锋，动无遗悔，至于高爵重禄，我亦无负于卿。夫忠臣事君，有死无二，……丁会受我待遇之恩，不谓不至，怀黄拖紫，列土分茅，设令木石偶人，须感恩义。一朝反噬，倒戈授于人，……我今扫境内委卿，卿当勉思竭尽”。
从这番话可以清楚地看到，朱温是想让这些武将感恩戴德，不要忘恩负义，同时也能看出他将重兵交予康怀英时提心吊胆的恐惧心里。
朱温势力的迅速膨胀，他认为自己功成业就，这种戒心相应地变成了恐怖行动。对于那些追随多年的，在军队中有较高威信，并认为对自己帝位有威胁的武将，大都以某种借口进行杀戮。
“拳果善战”的黄文靖，“民相与立碑以颂其绩”的邓季筠以部下马瘦而被杀。“拳勇善战，颇立军功”的范居实以“戌备不理，暴其玩寇”之罪而斩。“治戌衅民，颇有威惠”的大将王重师以“擅专权”而诛杀。甚至每战则必送粮草，每幸府第则以妻女侍奉的张全义也险些被杀数次。
长期的、野蛮的军阀逐鹿，也使朱温养成了残暴好杀的习惯。所以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称他是“闻屠戮而心喜，忌胜而唯恐其不亡”的暴戾之人还是颇近事实的。朱温对外战争，杀人盈城，“没有稍事含忍”。
称帝之后，对内亦是如此。乾化二年(912年），朱温北伐过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因“供馈有阙”而被赐死。同年，朱温发洛阳，手下官员因惧其“诛戮无常”，多惮行。朱温益怒，以就食迟为借口对颇有才学的孙骘等人全部问斩。
朱温的上述恐怖统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唐末五代是封建割据势力由盛转衰的时期。自唐中后期以来，各方镇节度使不但“擅一藩，职供不入，赏罚由己”，而且左右着时局。到了五代，经过朱温大杀武将，确实对消弱藩镇势力，增强中央实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节度使无力与中央抗衡。
这时虽然有的节度使如魏博杨师厚等“矜功恃众，骤萌不轨”，并“专割财富，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干人、”但到其卒时仍未叛乱。分析其原因就是他本身力量无力与中央抗衡。
但从末帝于私庭受贺，又证明其力量不可低估，亦可说明朱温杀戮武将而产生的积极效果是有限的。不过，认为朱温大杀武将“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之说却似乎欠妥。朱温的恐怖统治也相应地产生了严重后果。
首先，他杀武将，确实铲除了社会上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但这些人中大多数为国家栋梁之材，这就使后梁政权本身力量大为消弱。其次，朱温恐怖统治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将帅疑心，叛逃现象屡见不鲜。
甚至平素朱温待之甚厚的大将刘知俊也因“太祖猜忌日甚，会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无罪见诛，知俊居不自安，乃据同州叛于歧（李茂贞）”。那些没有叛逃的官吏也胆战心惊，如羊侍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曾对自己的门客说：“某侍梁祖，仅获自免，龙德以来止求安活”。这正是朱温恐怖统治结果的真实写照。
梁太祖朱温的早期用人和晚期恐怖统治是朱梁政权之所以兴盛和覆亡的根本原因。前期、“或于拔行伍之中，或取之于降虏之内”的重用武将的作法，使其对外战争屡战屡胜，兼并了一些割据势力，使远方的割据者也俯首听命。
随之又重用了一批治国能臣，整肃了内部，把后梁政权推向了鼎盛阶段。朱温称帝以后，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和他个人暴戾好杀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朱梁政权也就不能不成为历史上一个昙花一现的短命正统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