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晋南运城盆地龙山时期遗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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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运城盆地龙山时期遗存探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2年08期
王力之
内容提要
由于可供比较的资料较少，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晋南运城盆地龙山时期的文化属于三里桥类型。近年来，随着周家庄等遗址的发掘和运城盆地区域调查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了运城盆地龙山时
期的文化面貌更为接近临汾盆地，而不是同于中条山以南地区，特别是在纹饰和器类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反映。
运城盆地位于山西西南部，地形狭长，呈东北一西南分布。盆地东北有绛山，中条山和峨嵋岭呈东北一西南向分布在盆地的南、北，西有黄河与陕西为界。整个盆地东北高西南低，北窄南宽，地形由河谷地带向两侧逐渐拍升，是一种典型的河谷盆地。盆地内主要有两条河流∶涑水河和青龙河，均发源于中条山西麓，都是由东北流向西南，两条河流以鸣条岗为分水岭，在盐湖区境内青龙河向北汇入涑水河，其中，涑水河流经六县、区，青龙河流经两县、区。河流两岸的丘陵、台地，黄土覆盖深厚，土壤肥沃，利于耕作，盆地内气候温暖，降水丰沛，一直以来这里都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区域内有中条山的铜矿和盐池的食盐等重要资源，所以，其地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 运城盆地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
作为文献记载的夏人重要活动地域之一，晋南地区的考古工作从新中国建立后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先后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初步了解了运城盆地龙山时期文化面貌及其分布状况叫。七八十年代，以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为标志，开启了对该地区龙山时期文化面貌的系统认识和探讨。后来，随着陶寺遗址等发掘工作的展开和进一步的深入，晋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相对集中于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的考古工作则逐渐沉寂下来，只有一些零星的调查和发掘，规模都很小。所以，一直以来，对运城盆地龙山时期文化面貌的认识主要依据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材料和几次调查获得的资料 四。鉴于发掘当时周围可供比较的同类遗存不多，在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的发掘报告中，执笔者认为东下冯遗址的很多器类“与三里桥龙山同类器有相似处。……从总的方面看，其文化的基本性质应属"河南龙山文化"范畴"卵，但报告中并没有详尽的相关器类统计表等。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后来的研究者还是认同了执笔者的看法，认为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的遗存属于三里桥类型。
在运城盆地的考古工作走向沉寂的时候，中条山南部却陆续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重要的有芮城南礼教胆、垣曲东关噪、垣曲丰村叫、垣曲龙王崖等贝，这些遗址的发掘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中条山南部大量考古材料表明，其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与临汾盆地有很大的不同，相比而言，更为接近豫西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以陶寺遗址发掘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在临汾盆地获得了重大的收获，并最终确认了陶寺类型（或称陶寺文化）以及临汾盆地属于陶寺类型的分布范围。但运城盆地相关的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不前，所以，对运城盆地龙山时期文化面貌的认识只能依据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材料以及调查资料，相关认识也基本延续了以前的看法。一般以为，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及其整个运城盆地都属于三里桥类型的范围，鉴于中条山南部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同于豫西地区，所以，整个运城盆地以及中条山南部地区都应归入三里桥类型，三里桥类型与陶寺类型大体以绛山一峨嵋岭一线为界圆。
近些年，为配合晋南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课题探讨，由国家博物馆牵头，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对运城盆地两流域进行了数年的考古调查和一些重点发掘，获得了一大批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些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内涵，同时，也给我们重新审视运城盆地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及相关问题带来了可能。
二 运城盆地龙山时期遗存的分析
调查工作从运城盆地东北部开始，目前已完成了运城盆地北半部（涉及绛县、闻喜、夏县、盐湖及临猗五县、区）的绝大部分工作，已发现包含龙山时期遗存的遗址或聚落达几十处之多吗，它们遍布于两流域。除了“面”上的分布外，我们有选择地对绛县周家庄遗址和西荆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以期对这个时期文化内涵等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周家庄遗址是已调查范围内龙山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初步踏查显示其龙山时期的遗存分布范围在500万平方米左右叫，所以，该遗址的发掘收获应该具有典型性 "1。西荆遗址同样也是以龙山时期的遗存为主，同时兼有零星其他时期的遗存，其龙山时期的遗存特点同于周家庄遗址。
除此之外，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有意识有目的在闻喜和夏县分别选择了个别灰坑进行了清理。其中，在闻喜张家庄遗址集中清理了一个灰坑，出土物很丰富，出土器类也较多口，应该可以代表其周围遗存的基本特点。在夏县埝掌遗址清理了四个即将被破坏的灰坑，其中两个坑内的出土物丰富。埝掌遗址靠近东下冯遗址，或可归入同一遗址范围。这些地点在空间的分布上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样，可以确保由“点”到“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调查范围内的龙山时期文化面貌。
1. 绛县周家庄遗址2004年第一次发掘资料
周家庄遗址发掘龙山时期的遗迹单位有20多个，达到统计最低要求的遗迹单位一共有一半。在所有的陶片中，夹砂陶所占比重达到60%以上，其中夹砂灰陶所占比重超过50%以上，夹砂灰陶与泥质灰陶合计比重近90%。纹饰以绳纹最多，占到陶片总数的40%多，其次为素面，再次为篮纹，占总数的1/4多，方格纹所占比例不足1%。从器类看，主要有鬲、束颈深腹罐（折肩或溜肩）、圈足罐（瓮）、大口瓮、盆等，其次是颇、琴、豆、小口瓮和各类形制罐等，此外，还有少量甑、鬻、扁壶、器盖、釜灶（灶）、杯、双腹盆、厚壁缸、器座等，其中，主要器类超过器物总数的一半以上Ⅲ。
2.闻喜张家庄遗址调查资料
该遗址面积不大，只有龙山时期的文化堆积。利用调查空隙，我们清理了一个灰坑，编号为WX040317C005-H9，该灰坑出土陶片总数1668片，出土器物62件。其中，夹砂灰陶所占比重近1/3，泥质灰陶所占比重超过40%，夹砂灰陶与泥质灰陶合计占总数的3/4。从纹饰看，以绳纹为主，占到总数的45%，篮纹次之，占到总数的26%，素面、弦纹等其他占28%，未见方格纹。器类依次为∶圈足瓮15（敛口圈足瓮10、瓦足或圈足直口瓮5）、束颈深肢罐15、豆14（细柄7、粗柄7）、盆7、翠3、鬲2、杯2（单耳、双耳各1）、小口罐2、双腹盆1、其他1。可以看出，除了鬲偏少，豆偏多外，各种器类的比重基本同于周家庄遗址，考虑到只是单个坑的出土物，个别器类偏多偏少的现象应该是正常的。
3.夏县埝掌遗址灰坑调查资料
一共清理四个灰坑，其中两个出土陶片太少，没有进行统计，其他两个灰坑出土遗物较多，进行了统计。所统计的两个灰坑中陶质陶色大体接近，夹砂灰陶占到陶片总数的2/3以上，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所占比例超过90%。纹饰以绳纹为最多，占到总数的43%多，其次为素面，约占1/3，篮纹不到1/4，方格纹不到1%。器类主要有鬲、盆、束颈深腹罐、圈足瓮（罐）、杯等。
上述三个地点出土的器物反映了基本一致的特点∶陶质陶色主要是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其他比重很小，早期以夹砂灰陶为多，晚期则以泥质灰陶为多。纹饰以绳纹为主，都超过40%以上，除去素面外，篮纹为其次，占到总数的1/4左右，但方格纹很少或不见。器物种类较多，尤以鬲、束颈深腹罐、圈足罐（瓮）、盆等为最多，其他遗址出土的器类在周家庄遗址中几乎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出，这三个地点出土的遗存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共同的文化面貌，那就是以鬲、颜等为炊器，以束颈深腹罐、圈足罐（瓮）等为储藏器，以盆、豆等为盛放器的一种文化。
实际上，沿涑水河由上往下，除了上述遗址外，还发现多处包含龙山时期遗存较为丰富的遗址，其器物特征与上述地点都反映出较强的一致性，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水南遗址。该遗址分布于夏县境内的涑水河流域，地处鸣条岗西侧，其龙山时期遗存较为丰富，主要发现的器类有鬲、颜、翠、束颈深腹罐、圈足罐、圈足瓮、深腹盆、器盖、罐等，主要器类及其特征基本同于周家庄遗址龙山时期的遗存隔。
那么，这些地点是否与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的遗存相同呢?
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的遗存分早、晚两期，早期实际上包含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西王村类型的遗存，其晚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山时期，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指出过叫，本文讨论的正是其晚期遗存。
从报告所公布的陶质陶色及纹饰来看，东下冯遗址龙山晚期遗存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多，约占70%。纹饰以绳纹最多，约占总数的50%，篮纹次之，约占35%，方格纹很少。器形“以鬲、翠、颜、瓮、罐、缸、盆、杯等为常见，鼎、蚕极少……此外，还有豆、甑、钵、碗和器盖”。可以看出，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陶质陶色虽然与上述三个地点有一定的差别，但总体风格仍基本接近。纹饰方面，除了篮纹比重略显偏高外，其他纹饰比重也相对接近上述三个地点，考虑到其晚期遗存中实际还包括少量更早时期的遗物（如T234③∶1等），纹饰中篮纹的比重略高也就不足为怪了。器类虽然有所反映，但没有详细的统计表，所以，推测其关于器类的结论多是凭印象得出的，这正是造成对其文化性质认识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东下冯遗址报告中把握其大致的常见器类。具体来说，常见器类可能有单把鬲（T227③∶2、H240∶13、采、H207∶1）、矮领肥袋足鬲（H240∶15）、敛口晕（T209③∶19、T213③∶6、T202③∶12、H204∶16）、圈足瓮（T2I3③∶2、T208③∶5、T213③∶4）、圈足罐（T209③∶3、T213③∶3）、束颈深腹罐（T209③7、T213③5、H214∶1、T202③∶0）、粗柄豆（H251∶1、T206③∶3、T202③∶3、H240∶19等）、杯（T206③∶13、H240∶21、H229∶9、T210③∶3、T226③∶2等），同于周家庄遗址的器类还有甑（T206③∶5）、盆（T206③∶2、H251∶2）、双腹盆（T210③∶2）、单耳罐（H240∶27、T208③∶8）、侈口罐（H240∶17、T208③∶6、T209③∶18）及其他一些罐类和小杯类的器物，除此之外，仅剩下个别器物不见于周家庄遗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东下冯遗址出土的龙山时期器物在周家庄遗址中都能找到，两者如果有差别也主要反映器物的数量上，而不是器物的种类上。
综上所述，无论陶质陶色、纹饰，还是器类等，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遗存与周家庄遗址都是非常接近的，紧邻东下冯遗址的埝掌遗址其文化面貌也同于周家庄遗址，所以，我们很难把东下冯遗址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对待。
如此一来，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运城盆地龙山时期的文化而貌是相同的或接近的。因为周家庄遗址的发掘材料最为系统，统计数据也最为全面，所以，以周家庄遗址的发掘材料为主，同时，参考其他遗址的资料，我们可以把反映运城盆地龙山时期文化面貌的主、次要器物归纳如图一。
三 运城盆地附近龙山时期遗存比较
除西面与陕西隔黄河相望外，运城盆地北面有临汾盆地，南面则为中条山南部地区。黄河西岸是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区，文化面貌相对比较清晰，与运城盆地有较大差别，本文不再讨论。运城盆地南北的中条山南部地区和临汾盆，经过几十年长期的工作，已积累了大量相关的考古材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其文化面貌和性质提供了可能。
（一）临汾盆地
过去，在临汾盆地的每个县域内几乎都发掘清理到龙山时期的遗存，其范围北起洪洞，南至万荣，西起河津，东到曲沃和翼城。其中，以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现最引人注目，不仅有夯土城墙和宫殿的发现，还有大墓和观象台等重要发现，所以，最终确认了以陶寺遗址龙山时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不过，对陶寺遗址早期遗存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所以，能够代表这个时期区域性文化特征的主要是其中、晚期遗存。从统计来看（中期以H412、H420、F402和F407为统计对象，晚期以H302、H402和H1101为统计对象），陶寺遗址中期以夹砂灰陶为多，约占2/3左右，其次为泥质灰陶，超过1/4，晚期则正好相反，泥质灰陶超过了夹砂灰陶，但不论中期还是晚期，灰陶的比重都可达90%左右。从纹饰来看，中期以绳纹占绝对优势，篮纹和方格纹都很少，晚期虽然绳纹所占比例仍然超过一半，但比重下降很多，篮纹则迅速增加，超过1/4，不过，方格纹仍然较少（见下表）。
虽然陶寺遗址没有发表中、晚期器类统计的相关数据，但以2002年发掘报告为例，还是可以大致看出中、晚期的主要器类。中期虽然有鬲等，但较少，器类以晕、扁壶、缸（即瓮）、敛口瓮、圈足罐、豆为最多。晚期则是以圈足罐、鬲、扁壶、小口折肩罐（部分即束颈深腹罐）、豆、晕、深腹盆为最多，尤以圈足罐和鬲的数量最多叫。显然，除了扁壶和翠较多外，其他主要器类基本同于周家庄遗址。实际上，考虑到陶寺遗址自身特殊的地位，尤以墓葬为代表，其随葬品的精美程度明显高出其他遗址，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是否也会高于其他遗址呢?有鉴于此，我们在陶寺遗址的南北分别选择两个遗址的遗存来进行分析，这样，可能更具广泛的代表性，这两个遗址分别是陶寺北面的洪洞侯村遗址呗、南面的曲沃东许遗址 "，两处遗址与陶寺遗址都相距甚远，但都属于陶寺类型的分布区。
侯村遗址以泥质灰陶为主，接近60%，其次为夹砂灰陶，超过30%。东许以泥质灰陶为主，占60%，其次为夹砂灰陶，超过1/3。两个遗址灰陶的比重都超过90%，与陶寺遗址完全一致。纹饰都是以绳纹为最多，所占比例都超过1/3，其次为素面，篮纹比例不到1/4，甚至更少，方格纹不见，各类纹饰比例与陶寺遗址相对接近。
因为报告中器物名称的定名不同，为便于比较，笔者对侯村遗址和东许遗址的出土器物与周家庄遗址进行了比对，参照周家庄遗址的器物标准，最后统计如下表。因为只有两个灰坑的统计数据，所以，不排除坑内个别器类所占的比重会有一定的误差，如扁壶和颜等，但其反映的总体特点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从下表可以看出，鬲、束颈深腹罐、盆仍是这两个遗址的主要器类，考虑到圈足罐（瓮）与瓮有时候不易分开，圈足罐（瓮）和瓮也应归入主要器类。不过，翠、豆相比于陶寺遗址明显偏少。
综合上述特点，我们可以把临汾盆地龙山时期的主、次要器类构成概括如图二。可以看出，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非常接近，两者的主要器类基本相同，都是以鬲、束颈深腹罐、圈足罐（瓮）、瓮、盆为主，而且绝大多数非主要器类在两个区域内都可以看到。
（二）中条山南部地区
中条山南部地区指黄河以北、中条山以南的区域，地域主要涉及山西芮城、平陆、垣曲三县。其中，以垣曲盆地的考古工作最为深入，也最为系统，考古调查发现该盆地内包含龙山时期遗存的聚落有38处之多PW。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垣曲盆地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和调查工作，从“点”到“面”，较全面地揭示了该盆地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所以，选择垣曲盆地与运城盆地比较再合适不过了。
垣曲盆地龙山时期的材料以垣曲东关最为全面罩，报告把龙山时期的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夹砂灰陶为多，超过一半，泥质灰陶为次，超过1/3晚期泥质灰陶的比重增加，占到40%，夹砂灰陶的比重下降，占到1/3，灰陶的比重早晚有一定的不同。早期纹饰中绳纹和篮纹比例相当，占1/4略多，方格纹较少晚期纹饰方格纹大量增加，超过1/4，篮纹略降，占总数的1/4，绳纹则大量减少，不足5%，早晚期绳纹和方格纹所占比重正好对换。这与运城盆地绳纹比例高达40%，方格纹不到1%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器类而言，虽然垣曲盆地龙山时期的绝大部分器物在运城盆地都可以看到，但是，主要器类差别较大。从东关遗址的统计数字来看，垣曲盆地以罐、盆为其主要器类，两类超过70%，其中，罐类超过40%，而且越晚，罐类所占比重越大，鬲、圈足罐（瓮）和瓮等发现很少，说明其是以罐为炊器，盆、豆等为盛放器的文化，与运城盆地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图三）。实际上，一些非主要器物如侈口罐、侈口小罐、双腹耳罐、双腹盆等较多发现也显示了其文化不同于运城盆地的一面，这些器类虽见于运城盆地，甚至也见于临汾盆地，但数量都很少。
四 运城盆地龙山时期遗存再认识
周家庄遗址发掘之前，虽然运城盆地没有太多的考古工作，但是，还是有些学者意识到了中条山南部的特殊性，认为其“主体因素仍同于或相似于王湾三期文化，可看成王湾三期的‘三里桥类型’”，并建议把中条山以北归入陶寺类型分布区■。那么，如何看待运城盆地龙山时期的文化性质呢
单从文化因素的构成来看，确实中条山南、北差别很小，但构成文化的不同因素在中条山南北地区所占比重却差别很大。一般以为，一个文化的性质是由其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决定的，不过，具体到对主导因素的认识上又有所不同，更多的认为只要拥有基本相同的文化因素就可以决定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对运城盆地龙山时期遗存出现不同的看法可能也是主要源于此。实际上，任何一个文化都是在不断交流中发展的，通过交流，相邻地区的文化往往拥有了更多相同的内涵，往往拥有更多相同的器类。但是，单纯看共有的器类往往是不够的，决定其是否属于同一文化的应该是其主要器类等方面是否相同。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运城盆地龙山时期遗存与临汾盆地非常接近，除了陶质陶色和纹饰基本接近外，在主要器类上两地也基本相同。所以，从文化性质来看，二者应该属于同一文化，即运城盆地属于陶寺类型的分布区。
同样，中条山南部地区龙山时期器类虽然与运城盆地大体相近，但在纹饰风格及主要器类等方面相去甚远，二者不应归入同一文化区，应该分属不同的文化区。
事实上，从地域的自然区隔来说，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之间的分水岭峨嵋岭几乎构不成交通上的障碍，运城盆地的东北部与临汾盆地的连接更是如履平地。相反，中条山南部地区与运城盆地的联系要翻越大山，这绝非峨嵋岭可以相比的。这也是临汾盆地更易于与运城盆地往来的客观原因，二者更容易接受同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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