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盐铁会议”上，汉朝的官方势力，为何要向在野的“贤良”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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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之前，对盐铁业实行的是包商征税制和王国自办制。这种表面上自由放任，实则具有一定垄断色彩的盐铁政策，政府如不加管制，长期下去必然会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治。

于是在西汉中期的昭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一场史上的盐铁会议。那么，在这场会议上，汉朝的官方势力为何要向在野的“贤良”问策呢？

一、盐铁会议

1、会议渊源

汉初时期，连年不休的战争使得原本国力雄厚的汉政府财用匾乏，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来扩大财政收入、解决财政危机。先是卖爵，接着是“赎禁锢”，即花钱买自由，之后又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

汉昭帝即位以后，武帝时确立的许多战时体制的政策依旧在实行，武帝穷兵默武、横征暴敛和严刑峻法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危机依旧没有解决。这时应该用什么政策以缓解、消除社会政治危机，是因循武帝的政策措施，还是贯彻落实武帝晚年颁发的《轮台诏》的精神和决策，实行仁政和礼治，这是高层决策者所要抉择的。

于是昭帝元始五年曾下令太常、三辅举贤良各二人，郡国举文学各一人。公元前八十一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此即为盐铁之议兴起的原因。

2、盐铁会议的人员构成

参加盐铁会议的成员一方是贤良、文学，一方是宰相、御史等政府官员。贤良、文学都是文人，也就是儒生;贤良、文学和方正在汉代察举制中性质基本相同，都以儒家经术和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为选拔的主要标准，体现了以德取人的原则。察举贸良比较侧重于品德方面，文学则比较擅长于前世的经典。

或称为贤良文学，或称为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一样都有“求言”，征求百姓政治意见的目的，用汉文帝的话说是“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联之不逮”，被举者以“对策”形式发表政见，然后分等授官。

这种以言取士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战国的策士游说求官之风。参加此次会议的贤良、文学一共有六十多人，《盐铁论·杂论》中仅提到了文学一鲁万生、贤良茂陵唐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五个人。参加此次会议的贤良、文学中唯一有传可查的是魏相。

二、盐铁会议的讨论

1、会议的主题交锋

盐铁会议的主题是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酒榷”，即是否需要继续施行武帝时的盐、铁、酒的专卖政策，这实际上也是对武帝朝经济政策的一次综合评审。

会议讨论了关于盐铁、匈奴、德治与法治、对儒法两派的评价等有关经济、军事、政治、思想各个领域的一些问题，其中思想领域的交锋始终贯穿于其他的几个领域之中。

关于盐铁专卖政策，双方都对专卖政策实行以来的作用或影响进行了总结，贤良、文学从儒家的仁政出发，对武帝的专卖政策加以指责，政府官员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论说专卖产生的积极作用。

贤良、文学认为盐、铁、酒的官营经济政策是人民疾苦的根源，要求取消这些政策，他们列举了盐铁专营的一些弊端。他们认为盐铁官营是涸泽而渔，导致百姓的普遍贫困。政府制造的农具不实用，而且还全国统一型号，根本无法适应全国各地不同的生产需要，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盐铁销售网点安排不合理，不利于购买。官府经营农具的官事经常玩忽职守，使得农民很难买到铁器，有时他们为了向上级交差，把卖不出的低劣铁器，强行摊派给农民。政府经营盐、铁、酒的经营事业，征调大量农民服兵役，影响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妨碍了生产。

2、会议后实施的盐铁政策

盐铁会议在激烈的论争中结束，当局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了民间的一些思想和意见，在会议结束当年，即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取消了酒类的专卖，霍光的儿子博陆侯霍禹就私人经营酒业，元帝时赵君都、贾子光等更以卖酒称霸于长安。

取消酒类专卖只是一种形式，主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改变了武帝时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部分地恢复了汉初自由经济的局面。

废除了先帝的经济干预政策和常平仓法。后来因为国用不足又恢复了盐铁的专卖，但此时的盐铁专卖正面作用越来越少，以至于西汉后期官僚经商成为风气，很多官员大肆攫取商业利益，成为大官僚兼大商人、大地主。直到东汉末，再未有盐铁之禁。

三、为何倾听贤良的声音？

1、重本抑末巩固政权

重本抑末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也是西汉政权一直奉行的经济政策。盐铁会议上，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文学贤良和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这一论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认识抑商问题，其争论的不是要不要发展工商业，而是工商业应由民间自由经营，还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问题。文学贤良一方主张重本抑官末，以农富国。文学贤良一方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寡本趋末，导致农业的荒废。

他们提出要想使国富民安，必须重视农业，以农富国，从而主张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农业是一国之本，工商业的繁荣，吸引了更多民众弃农从商，致使王地荒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魏国李俚强调尽地力之教，认为农伤就会导致国贫、农事害是饥之本，指出为政者不禁止百姓从事末业就会导致国家贫困、民风奢侈。

反映商鞍思想的《商君书》记载:“治国能博民力而壹务者强，能事本末者富。”其中“壹务”即农战，“事本”即从事农业生产，“禁末”即减少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法家学说在秦国和统一后的秦朝居于统治思想的地位，重农抑末的重农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到了汉代，儒家学者对儒学思想作了一定的调整，吸取了法家等各个学派的思想观点，其中就包括重农这一思想。因为儒家学者认识到粮食生产和种植桑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也意识到农民通过大量劳动与土地的简单、牢固的结合，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避免出现导致政局动荡和流民问题。

在这里，重农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

2、贤良社会理想

贤良、文学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他们是典型的复古派。其实孔子就有重古非今的倾向，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恢复周礼，他热情诚挚地赞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时代，对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的混乱局面十分不满。

孔子之所以对西周倍加推崇，是因为西周满足切合了孔子一直梦寐以求的文质彬彬的德治的理想。他们在争辩中以古时候的正面形象对汉朝开展批判指责，斥责了诸多他们觉得不是的社会状况。古代社会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极致的社会典型性和不可企及的理想。

儒家认为要创造和谐、融洽、互济和协力的社会，必须“为政以德”。孔子和孟子都主张为政者实行德政、仁政，这是成为贤君和治理好国家的主要条件。美政是总体目标，仁德是方式，为政者要最先顺民声而治，创建一个比较宽松的现行政策自然环境。

结语：

仁政观念在中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能否施仁政和爱人民也成为评价帝王贤明与否的主要标准。唐太宗、康熙皇帝等君王往往备受后代景仰，除开他们文治武功的魄力外，也有便是他们的道德修养、对老百姓的关爱和爱惜。

社会上的贤良是中国封建思想下的急先锋，是代表社会大众的人群，他们的话语和社会舆论在汉代时期是非常重要的风向标，完全可以影响王朝政权的走向，不可不听，不可不采纳。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