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阿黄的成长的《啜姓有可能是大明建文帝后代？历史上人们为何会改姓？》，希望大家喜欢。

近日，全国啜氏宗亲理事会在辽宁沈阳召开，全国仅有五千人的“啜（chuài）”姓在各大网络媒体平台上纷纷登上热搜。虽说姓“啜”的人并不多，但啜姓也并不是简单的单一源流。

张澍编纂的《姓氏寻源》中对啜姓就进行了记载，书中写道：“当出折惟昌所部，啜讹之后。”啜讹，党项族人，是折惟昌的部将，隶属于五代到北宋时世镇陕北的折家。这是啜姓的第一个源流。

除此之外，唐代突厥人的后裔也是啜姓的一个源流，在西突厥汗国时期，“啜”为突厥官职称谓和官署名称之一，在唐灭西突厥后，后代子孙也多有以“啜”为姓。

据这次召开宗亲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啜宪坤宣称，他们是明代建文帝朱允炆的后人，在靖难之役后避祸改姓为啜。

影视剧中的建文帝朱允炆

在中国古代，因为各种原因改姓的情况很多。

避祸改姓

提及避祸改姓，多少会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确，避祸改姓的传说多流于民间，很多时候没什么太好的办法验证真假。

三国时期曹魏大将张辽的家族就是避祸改姓。张辽，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人，《三国志》张辽传中提及：“本聂壹之后，以避怨改姓”。而张辽的祖宗聂壹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显，但却是赫赫有名的“马邑之谋”的发动者。

影视剧作品中的张辽

在马邑之谋中，聂壹以自身作为诱饵，对匈奴军臣单于诈降，以一名罪犯的首级谎称马邑官员，引诱匈奴大军深入，尽管最后功败垂成，但聂壹的所作所为绝对把匈奴人得罪得不轻。

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聂壹的结局，但从《三国志》中记载来看，匈奴人很可能是聂氏最大的仇家，从聂壹这一代开始，他们就改姓为张。

比起张辽家族的故事，胡昌翼家族虽然少了一些史料佐证，但却更富传奇性。

胡昌翼

胡昌翼是明经胡氏的始祖，而据《考川明经胡氏宗谱》记载，胡昌翼，正是唐昭宗李晔的儿子。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军阀韩建不满唐昭宗对河中节度使的任命，联合另外两个军阀王行瑜、李茂贞进逼长安并于次年在华州挟持昭宗李晔。在此之后，又以诸王谋反之名大肆捕杀宗室子弟。

不久，朱温又借口岐兵威逼京畿，举兵西进抢夺唐昭宗。据胡氏宗谱所载，此时的何皇后身怀六甲，而昭宗李晔也感觉到了不对，为了避免皇室绝嗣，昭宗李晔在滞留陕州时将刚出生的儿子托付与徽州人士胡三公。

胡三公回到婺源后的不久，昭宗李晔及诸子为蒋玄晖所害。而胡三公悉心抚养胡昌翼，之后胡昌翼于后唐庄宗同光年间时中举，胡氏自此开枝散叶，逐渐成为当地的大族。

尽管史学界对此事存在争议和分歧，方志、族谱等对于此事也记载不一，但由于年代久远，难以查证，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件事的真实性。

在兵荒马乱的明末，明宗室子弟改姓的数量，应该不在少数。

从崇祯年农民起义到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的数十年里，经过农民军、清军的大举捕杀，朱棣一脉的近支宗室几乎绝嗣，即使侥幸逃逸的近支子弟也只能改名易姓。

后来的湘军名将周达武即出自近支吉王一脉，当时的吉藩宗室取吉为中，再加了个框改朱为周，一直传到他的儿子周家纯，在清帝退位后才复祖姓朱改称朱剑凡。

除此之外，当时的一些书籍史料也记载了朱姓宗室的改姓情况：

看来，在中国古代，通过改姓躲避祸殃，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

避讳改姓

中国古代社会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古代因为避讳而改姓的人不在少数。南宋史学家郑樵的著作《通志·氏族略》中对这个现象也多有记录。

《通志·氏族略》：“席氏原姓籍，秦末为避楚霸王项籍之名而改席；严氏原姓庄，为避东汉明帝刘庄之名而改严；帅氏原姓师，为避晋景帝司马师之名而改帅。”

除了有为避尊者讳改姓的以外，改字、改名更是多如牛毛，这其中除迫于无奈的原因，也有讨好的意味在。

明朝嘉靖年间首辅张璁曾上书嘉靖皇帝，因为他和嘉靖皇帝朱厚熜名中有同音字，感到很是不安，请求嘉靖皇帝赐名，嘉靖皇帝对他的表现也非常满意，赐名孚敬以示嘉奖。

这种因避讳而改姓的现象，贯穿整个封建时期，也成为中国姓氏分化的一大重要因素。

过继改姓

过继改姓应该占很大比重。晚唐以前，没有子嗣的人需要一个儿子来延续家族，早年的刘备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就收养了刘封（原名寇封）。

而到了晚唐五代、武人当道的时代，骄兵悍将层出不迭，各个军阀需要通过家族关系来维系军队关系，维护自身地位，因此他们开始了收养义子的热潮，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晚唐大军阀，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

李克用

李克用有记载的义子就有九位，且多为英才，骁将李存孝、后唐皇帝李嗣源都是李克用的义儿。后唐一代，甚至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后唐明宗李嗣源是后唐武帝李克用的义子，后唐末帝李从珂（本姓王）同样也是李嗣源的义子。

在五代，过继来的义子同样拥有继承权，仅次于亲生子。被收为义子以后，也意味着与原来的家族割断了关系，不再奉祀原来的家族。后周太祖郭威早年收养外甥柴荣为义子，自此柴荣改称郭荣。郭荣登基为帝以后，并未恢复原姓柴，一直奉祀的也是郭家祖宗。

郭荣在位期间，封生父柴守礼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等名誉高官。但是，郭荣对生父一直是“以元舅礼之”。甚至为了避免见面以后，即便是为郭荣亲父，也要行跪拜礼的尴尬，郭荣登基一直到死也再未见过生父。

汉化改姓

韩愈曾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自古以来，中原文明视文化认同更重于血统认同，两汉时期匈奴、羌诸族仰慕中原先进文明，在汉魏年间开始，也纷纷将姓氏改用为汉姓。

汉赵皇帝刘渊是冒顿单于的后裔，他出生于山西，自幼高度汉化，在洛阳为质期间曾受到司马炎的召见。而刘渊家族因为曾与汉朝联姻以汉朝国姓刘为姓，当时的匈奴高层，也是首推刘氏。

到了北魏孝文帝期间，这种改用汉姓的浪潮，被孝文帝元宏的改革政策推向了顶峰。元宏汉化改革手段相当坚决，从文化、经济、政策上合力进行。

《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元宏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除了禁绝鲜卑话以外，元宏还在政策上强制各个鲜卑姓改为汉姓，自此以后，除了据守六镇的“鲜卑穷亲戚”，中原鲜卑贵族在数十年内极速汉化，改用汉姓成为了中原鲜卑人的主流。

鲜卑姓改汉姓对照表

这种改姓和改名也并不一定是汉化，在历史上某些时期，也曾出现过逆向改名。北周肇建之时，曾大举赐与朝臣鲜卑姓，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改称大野昞；隋文帝杨坚称普六茹坚等等。

而在元代，赐蒙古名也流行一时，据《元史》载，元代君王曾赐“兀鲁忽讷特”“忽鲁火孙”“赛因不花”等蒙古名给汉人，一时间出现了诸如高塔失不花、贾塔剌浑等汉姓+蒙古名的独特组合。

由于北周和元代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这种逆向改姓和改名没有得到延续，也并非主流。从历史的沿袭来看，少数民族改姓汉姓相对来说更是主流。

赐姓

赐姓是古代皇帝常用笼络臣子的手段。赐姓在古代对受赐的臣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隋代名将杨义臣（尉迟义臣）、唐初名臣李勣（徐世勣）和民族英雄朱成功（郑森）等都属于被赐国姓。

而国姓除了被赏赐于有功之臣外，还被用于赏赐少数民族将领或者少数民族首领。唐武宗之时，黠戛斯可汗阿热自认李陵后人。唐武宗为了交好黠戛斯，将黠戛斯可汗以李阿热之名录入李唐宗谱，黠戛斯可汗自此成为名正言顺的李唐宗室。

这种赐姓在中晚唐相当常见，党项领袖拓跋思恭因为与黄巢交战有功被赐姓。另一边的沙陀老大朱邪赤心，作为沙陀三部部落军使，镇压庞勋起义有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徐州观察使，赐名李国昌，归入唐代郑王谱系。

这种赐姓加强了少数民族奖励对于中央的归属感，朱邪赤心（李国昌）的后人也以李唐宗亲自居，在唐亡以后沿用旧有年号，与篡唐的朱温对峙，直到李国昌的孙子李存勖袭灭后梁前后，仍是以唐军自称，建立的政权也是以唐为国号。

除了赏赐国姓以外，赏赐其他姓氏和赏赐恶姓也同时存在。赏赐其他姓氏多见于明初对于蒙古族将领的赐姓，明初把都帖木儿被赐名吴允诚、伦都儿灰被赐名柴秉诚……

武则天执政时，对于政敌赐恶姓的现象也有发生，最著名的莫过于起兵反抗其统治的越王李贞和其子琅琊王李冲，李贞父子在兵败身死后被武则天为表厌恶，将其改姓为虺。

总之，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姓氏的传承并不只是单单的血脉传承，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断分化和统一，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百家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