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游侠，究竟是轻生义士，还是乱世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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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喀尔拉
翻开《辞海》，找到游侠一页，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释义：1.古称豪爽好结交，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纷的人。2.犹任侠。3.指无赖之徒。三种释义差距甚大，这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人对游侠二字的不同认识。游侠，他们究竟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还是无法无天的暴徒？
追溯历史，这种分歧其实从最早记录游侠的两本史籍《史记》与《汉书》之间就已经产生。
司马迁认为游侠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轻生重义之士。他在《史记·游侠列传》颂扬了游侠急人之难、言而有信的高尚道德和舍生取义、追求自由的精神，并区分了布衣之侠与豪暴之徒、民间盗跖的不同。
而班固则把游侠视为“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的下三滥暴徒。继而在《汉书·游侠传》中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引发社会混乱。甚至说“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其实游侠并没有明确的定性，纠缠司马迁、班固孰对孰错是毫无意义的。《史记》与《汉书》中描写的游侠之所以不同，这与他们的视角、史书性质、作者价值取向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100个人眼中有100种游侠。”司马迁私修《史记》，他心中对当时时代的愤懑和不平从来都是表露无遗的。他欣赏游侠们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利、崇尚自由的精神特质。而班固著《汉书》是政府行为，必然要为专制君主打压这种破坏法律，破坏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正之风。因此，二人眼中游侠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从表面上看，二者所谓游侠都具有以下品质：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但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们有情有义，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违反法律，舍弃财富与生命。而班固描写的游侠，在仗义疏财、救人不赡的壮举背后却是阴诈好杀，肆意破环法律的凶暴嘴脸。同样是游侠，为什么在不同的角度差距就如此之大呢?
实质上，二者讨论的游侠在狭义上根本不是一种人。
司马迁赞扬布衣之侠，他佩服他们虽只是普通平民，却能有着舍生取义的壮举。但这种真正的游侠在汉代基本已经消失。《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提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写《游侠列传》就正是为了纪念这些平民之侠。
反观班固抨击的所谓游侠，其实是司马迁眼中的“暴豪”，这批人往往是当地的豪强大贾，官二代富二代。他们依仗自己丰厚的家财，抱有不正当目的结交他人,实际上都心怀异志，危害中央。这类人并不具有布衣之侠那种舍弃自我利益的奉献之心，他们眼中往往只有利益与暴力。
二家各成一言，那么究竟谁的游侠才是“真”游侠呢？其实，他们笔下的游侠都是游侠。他们都是中国游侠思想发展下的产物。所谓暴豪与布衣之侠，实际上只是游侠的不同亚种而已。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曾说：“游侠与暴豪之徒，其不可分也久矣。”（《秦汉史》）下面我们将浅谈游侠的诞生与消亡。
追溯历史，“侠”之精神从先秦时期的墨家发展中逐渐成形。墨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结构为侠义的催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当时社会混乱，以下克上屡见不鲜，如司马氏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时局的动荡又给游侠提供了舞台。但此时的墨家并不是游侠，充分体现游侠之道的还是像四公子一类，门客众多，自成一股小势力，半依附于国家，闻名于一方。
而秦统一六国后，墨家学派发展的沃土被破坏，其组织成员迅速分解为个体存在。而四公子此类一方豪强也大大减少，门客势力显出颓势，出现了大量漂泊于世的在野之士。这两股势力最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游侠。
他们有的四处漂泊，行侠仗义。有的称霸一方，成为当地固定的暴豪。但在法家主导下的秦帝国采取高压政策，其代表韩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触犯法律是法家最无法容忍的。
秦帝国通过焚书坑儒打击了儒家势力的同时，为了稳固统治，打击这游侠离心势力，秦始皇曾特意迁游侠于京城，（据记载，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0万人）同时对不顺从者进行剿灭。一时间，基本上全国各地有名有姓的游侠都被集中到了首都咸阳，成为了朝廷监视下的顺民。表面上，游侠势力不是被铲除就是被压制。但其实在秦暴政的压迫下，游侠精神正暗流涌动，逐渐发展壮大。
秦亡于二世，平民起兵、诸侯复国、楚汉争霸，华夏大地重新陷入混乱，一时间各路暴豪、布衣之侠纷纷揭竿而起。这是一次游侠精神的反弹复兴，以法律是无法压制游侠精神的，游侠蔑视法律，追求自我体现，不能以普通平民的价值取向所定义。直至汉初，游侠仍是历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之一。
汉朝江山初定，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了汉朝统治江山的正统思想。曾经被法家藐视的儒家拥有了政府力量的帮助，日益强大。当然，此时的儒家已经融合了诸家之长。其核心也是维护其统治者利益。
而任侠之道与当时儒家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孝忠并不能相容。二者经常出现冲突，先秦时期也有过“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说法。因此，重情义、轻生死的亡命之徒--游侠们，依旧是统治集团与儒家学者的“敌人”。
视儒者为“章句小儒”，不仕君王，追求自由的游侠自然也不屑于与统治者、儒学家为伍，反而往往会与各地的王国势力所勾结，成为威胁中央的重要因素。他们再一次成为了主流的打击对象。
司马迁时代的游侠其实已经不再是“布衣之侠”了，他们不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普通平民，反而成为披着侠义外衣、肆意做出暴虐行径的地方豪强。即使是洛阳剧孟这样少数的真正具有侠义之心的大家，他强大的财力物力也将是皇权统治的心腹大患。
此时的游侠基本已经走向了覆亡之路。司马迁创作《史记·游侠列传》也是为了凭吊昔日的布衣之侠，还写出“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希望人们看到布衣之侠与暴豪之徒的区别。而不是希望人们争当游侠、复兴游侠。
而班固所处东汉时期，此时的游侠势力基本已经淡出人民的视野。班固的《汉书·游侠传》基本就是为汉代游侠的盖棺定论之作。虽然班固著书为政府行为，难免有失偏颇。但其描写基本符合汉代游侠状况。我们不可否认其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游侠文化兴于乱世，而社会相对安定、天下大一统的汉朝儒家式社会没有给游侠留下生存的空间。最后的汉代游侠时代随着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落下了帷幕。具有浓郁黑社会组织色彩的游侠群体基本被汉朝所淘汰。
虽然游侠打抱不平，讲求信义，快意恩仇。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正统“仁义忠孝”的思想，但他们本身崇尚暴力，威胁社会安定，其黑恶的性质注定无法融于安定和平的统一王朝之中。
回归主题，其实，暴徒和义士都是游侠的写照，光影相生，游侠正因为其体现了人性的双重性而具有极大的魅力。他们的事迹中充斥着正义与暴虐，鲜血与情义。即使他们被历史的车轮轧成渣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游侠的精神却长存于华夏民族的血液与本性之中。在讲求仁义的国人内心，也沉睡着一头具有血性的悍兽——游侠之情。儒家思想塑造了我们的灵魂，而游侠的精神则深深地熔铸其中。我们永远不会再成为游侠了，但我们要记住，无论是暴徒还是义士，这些游侠的品质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灵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