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图腾与废墟》：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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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与废墟》：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返观

《图腾与废墟》

□庞惊涛

作家章夫的《图腾与废墟》（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从祠、宫、城、堡、人、家六个历史维度，创新地运用比较文化学、尤其是比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比较和分析“轴心时代”的欧洲大陆历史和中国特定历史时代下的区域史，其形成的史辨、史心和史观，既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返观，也是一次非常虔诚的对话。

必须注意到，章夫走进世界不同区域不同时空的那些“图腾”与“废墟”，不是出于比较文化学、尤其是比较史学的研究需要，而是首先从新闻人、文化学者游历的角度进入。因此，比较文化学、比较史学的研究必然是他作为游历的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在最后形成文本时，游历的概念渐渐淡出，比较文化学、比较史学的观念渐渐占上风。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游历的价值和重要性。在新冠疫情影响和隔绝世界性游历的大背景下，章夫在前疫情时代下的游历，以及根据游历形成的比较文化学成果，堪称难能可贵。

由于《图腾与废墟》的大部分篇什我在编辑《看历史》杂志时已经先睹为快，所以，对他游历的线路、游历中的文化目击和文化体会并不陌生。系统成书后，我更看重他在体例上和中国历史进行平行研究的思维和观念、以及勇气，这是“比较”超越于“游历”概念的可贵之处。具体而言，他既要在世界上不同城邦（即上述六个维度之间）发现文化价值，又要注意他们之间各自的交流以及各自存在的意义，还要从整体性上对其现状和本质进行实证和思辨性上的阐释，这是帮助读者理解“轴心时代”的欧洲历史及世界各国文化价值等核心的关键。缺少了这些内容指向，就极易掉入低俗化、雷同化以及无意识化的“到此一游”和“跑马观花”，读者也似乎只能在那些文本中看到“游历”，而看不到“比较”，更看不到“文化”。

进入章夫的比较视野，我们依序看到比较文化学对比、交流和整体研究方法指导下的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在“堡”的一章中，“一堆石头”的比较视野下，他帮助我们看出迈锡尼古城和雅典卫城的同与不同；在“城”的一章中，他帮助我们认识让世界“慢”下来的清迈古城和徘徊在传说与众神之间的圣城。他以此比较各种文化的特点，找出在构成一种文化的各种文化要素中显示出来的、区别于他文化体的惟一的和基本的特点。

在《16根大理石柱擎起“众神之家”》一文中，章夫感慨道，顺着年轮向上推演，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世界东方的孔子、老子等先哲的对面，同样坐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就像一盘跨越东西方的巨大棋盘，东西方这些“棋盘高手们”都在同时思考人类“下一步”的走势。

有着“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瑞士作家、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创造的“共时和历时”虽然基于语言学研究，但由于他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往往被历史学者所重视。要阐述“共时”与“历时”的概念及其运用，显然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我们只能以“共时”与“历时”这一组语言学概念作为解读历史的方法，进入到《图腾与废墟》中的“共时”与“历时”叙述，以发现章夫对断代史与通史的研究兴趣，当然，这样的断代史与通史关注与研究兴趣，和陈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旨趣及其学术理想、尤其是学术价值虽然没有可比性，但意义上却是一致的：向前，致敬史家；向后，启迪后来。站在中间的桥梁位置，章夫明白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文化学者存在的意义，对他国历史的关注，对本国历史的重视，返观与自审，交流与对话，缺一不可。

通过《图腾与废墟》的比较文化学、尤其是比较史学的写作，我们看到了章夫作为新闻人和文史学者“两栖人”一种潜在的可贵品质，即在静态的“图腾与废墟”发现鲜活的人、观念和意识，以及这些观念和价值构成的史观与史才。对学术意义上的中西方历史怀着浓厚兴趣的读者，相信能在这部著作里有比较会心和启智的发现。当然，仅仅是作为历史和人文的游历，《图腾与废墟》的“在场”价值同样不言而喻。要知道，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和认识，往往是以游历作为其基础的。后疫情时代，基于比较文化学方法论上的跨文化和跨学科比较研究，当然少不了自然、自由和自在的“游历”。那么，就让这部《图腾与废墟》，作为我们开启后疫情时代的跨文化游历的参考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