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三诏亭给予启示，但未能如愿；默然受之的张居正奔向了权臣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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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首辅张居正得到老父亲去世的噩耗后，不得不暂时把政务放一放了。随之，张居正乘坐“三十二人抬”大轿，在众多的随从、保镖的簇拥、护卫下，声势浩大地离开京城，奔向江陵。

一、建“三诏亭”，引联想，萌生退意。

1、建“三诏亭”，显示荣誉。回到家乡，哭祭、安葬老父亲，以尽人子之孝道。于情于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必须的行为。这是任何其它行为都不能比拟的，不能阻止的，不能影响的。

可是，张居正居家葬父的一天之内，明神宗朱翊钧竟然连发三道诏书，催促自己的首辅张居正回京。这充分说明，明神宗对于张居正是不能离之须臾的。圣眷之隆，可谓极矣！

于是，家乡人，尤其是湖广的地方官员们，感到了自豪。他们似乎也沐浴了神宗的恩典，享受了万历的宠信。因而，人们有了个奇妙的想法：建“三诏亭”，以资纪念，以示荣誉。

江陵出了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的人物，人们自然是欣喜无比的。为之有所行动，也就是自然的、必须的。

2、思及权臣，心生退意。在隆重的庆典之后，随着喧嚣的结束，张居正突然间想到，自己现今正处在“骑虎难下”的境地之中。

于是，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这样感慨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

此时，处在权势顶峰，位极人臣的张居正意识到，一旦形势变化，连居住处所都成问题时，“三诏亭”对他有何意义呢？张居正不由得联想到了，因“威权震主”而以悲剧收场的霍光、宇文护。

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时任大司马、大将军，爵位博陆侯。汉昭帝死后，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废刘贺迎立刘询，是为汉宣帝。

霍光前后摄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他力改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的弊政，节约财政开支，不断减免赋税，以恩养民众；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变为和平交涉为主，以稳定北部边境，等等。

尽管如此，霍光也没能逃脱厄运。汉宣帝视之为背之芒刺。霍光死后，由于霍家的一些不当行为被告发，妻子、儿子等多人被处死。当时盛传：“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宇文护的情况与之略有不同。西魏时期，宇文护先是任大将军、司空，后继宇文泰掌控朝政。

随着西魏政权的衰落，宇文护适时地拥戴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政权，自居高位，专断朝政。

之后，宇文护废黜宇文觉，另立宇文毓；接着又杀死宇文毓，扶立宇文邕。最终，被宇文邕处死，原因就是“专横”。

思想到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后，张居正不免有点惶恐。随之，暗自揣度，欲激流勇退！

二、上奏“乞休”，遭回绝，继续首辅。

1、神宗回绝。萌生退意的张居正，在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向明神宗递交了“乞休”的奏折。

尽管他对权位是热衷贪恋的，但也不得不从长计议，以免中途翻车，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免于中蹶”。这既是一种政治态度，也是一种自保策略。

张居正的这一举动，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朱翊钧断然下旨回绝。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奏请求退休。同时，他还为明神宗提供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意见：离岗不离职，朝廷若有需要，随时应诏奉命。这一次，朱翊钧犹豫了，动心了。

2、太后否决。已经十八岁的明神宗，何尝不想早一点亲掌朝政，何尝不想真正地君临天下。但是，这样的大事必须请示母后才行。

没想到，李太后态度果决：不能允许张先生退休，因为国家很多事务离不了他。“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李太后的乾纲独断，使得朱翊钧一时半会儿没了盼头，张居正也一时半会儿不能“乞休”，连退居二线也甭想了。

这样，太后否决了张居正的想法，也扼杀了朱翊钧的欲望。明神宗继续当摆设，张居正照旧风光无限地“摄政”独处。

如此一来，张居正就逐渐奔向了霍光、宇文护的结局。

三、结局悲惨，留启示，知进退难。

1、悲惨收局。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不久，在御史的弹劾下，明神宗抄了张居正的家，家人死的死、充军的充军，可谓家破人亡。

对张居正本人，明神宗朱翊钧还算客气：“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故免尽法追论”。

为了大明勇于改革，恪尽职守；含辛茹苦，积劳成疾的一代改革家，竟然是如此的结局，令人心寒、伤悲！

2、原因思辨。痛定思痛，张居正的悲惨结局也着实令后人深思。

如果张居正真的畏惧霍光、宇文护的下场，真的想吸取二人的教训，他能做到吗？

朱翊钧做不了主，张居正应该是清楚的。如果向皇上请求退休的表面文章做完之后，张居正诚心地向皇太后表明心迹，皇太后也会理解的。

退而求其次，可以先是让出岗位，顾问朝政，有事帮着办一办，无事躲得远远的，从而慢慢地消解“祸萌骖乘”的危机，应该能行的。

再者，冯保也可借用一下。通过冯保，向皇太后多多美言，从而实现退休的愿望，也是应该可以做到的。因为，有你张居正帮衬着虽好，但冯保也并不是离了你就不行的。

如果真能半退，乃至全退，张居正就可以趁机捋一捋自己职任首辅时的得失，尤其是人际关系的得失，进而去及时补救一下。其中，最需要补救的“人际关系”应当是与朱翊钧之间的。

早让朱翊钧实现“一言九鼎”，他的心理上对张居正的阴影可能少一些，那么对待张居正的身后可能就和缓得多，张居正的家人也不至于遭受那么多灾难！

因为，张居正“首辅”到死的情况下，明神宗朱翊钧也没把他彻底否定，没有让他抛尸荒野！

但是，张居正没有按照我们假设的去做。为什么呢？

因为，权力确实太诱惑人了。既可以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也可以唯我独尊，傲视群雄，那是何等的气派！

当有人把张居正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时，张居正不但没有惶恐之感，反而自我标榜地说：“我非相，乃摄也！”

因为，人们大都太需要门面，太需要形象了。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人人羡慕，事事优先，那是何等的风光！

当张居正回家奔丧时，真定知府为其赶制了“三十二人台”大轿；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出面护送，戚继光亲自为其选派保镖。诸如此类，这样的场面，堪比皇帝出巡！

似此这样，任谁愿意舍弃？虽然有时也可能想到不妙的结局，但往往瞬间就忘却，那就只好自我担当了。唉，这正是明荣辱易，知进退难！

主要参考文献：《明史》、《明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