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宇文融与“开元盛世”之间的关系——从唐玄宗的“括户”谈起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东兴说历史的《宇文融与“开元盛世”之间的关系——从唐玄宗的“括户”谈起》，希望大家喜欢。

在中国历史上，盛唐时代(即开元天宝时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她不仅是唐代历史的转折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阶段。在这个以“变革”为“核心命题”的时代，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旧的财政、经济、军事和行政体制已经不能有效地应对，许多社会矛盾不能及时地化解，整个社会潜伏着种种危机。

1、括户

至于括户的对象，似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仅针对天下逃户，这从宇文融兼领“搜括逃户使”可知;后来，括户发展到“天下户’，，宇文融进而兼领“括天下田户使”，而且这次括户并非局限于“逃户”，也涉及许多在籍户口，如僧尼。武周以来，佛教势力日益壮大，“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

许多人千方百计地挂名僧籍，以逃脱赋役。开元二年，在宰相姚崇建议下，曾对天下僧尼“精加锉择”，勒令伪滥者3万余人还俗。不过，这次检括主要针对“伪滥者”，没有触动合法的在籍僧尼。

玄宗即位后，鉴于佛教势力过大，多年不度僧尼—“不度人来，向二十徐载”，以“预塞其源”二由于各种原因，每年都有一批僧尼被淘汰，或死亡，或还俗，脱离僧籍，这种长期不度僧尼的政策对佛教势力是一种很大的抑制，一直坚持到开元二十六年。

由于户口逃亡，一些地方(譬如西州)“丁口虚挂”现象相当严重，但许多地方官担心一旦削除这些户口，导致户口数字下降，影响自己的政绩和考课，乃至仕途，迟迟不肯采取措施，致使这一问题越发严重。为了重新整顿全国户籍，唐廷于开元十年“拾口月”二十一日下较削除“年死虚挂籍帐”，将已经死亡的户口从户籍上除名，其田宅“并退还官”。

至于此救是否提及削除逃亡、没落者，尚不清楚，冻国栋则推测:开元十年以后，“丁口虚挂”的现象可能一度缓和，但这种缓和也是暂时的，至开元末、天宝年间又故态复萌。在这一阶段，在宇文融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检括户口，以整顿籍帐松弛的倾向，取得一定成效。

当时，许多逃户流亡他乡，成为“客户”，其中一部分客户经济条件比较好，“自帖买得田地”。对这些自己占有田土的客户，宇文融提出实行区别对待—“给复五年”;对那些没有田土的客户，则翔免六年。在优惠期限即将届满时，宇文融又提议制订“宽乡有腾田州作法”，准许那些没有田土的客户迁至宽乡，授给一定的田土，作为“私田”，尽快恢复生产。

作为与租庸调截然不同的两种税收，地税和户税在征收时不分课与不课，不分主、客，一律“以资产为宗”，比较公平、合理。当然，这种以资产为宗的原则的确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随着括户运动的深入，唐廷着重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推广募兵制，以解决军队的兵员问题。

原来，在府兵制下，府兵自成丁从军，到六十岁才放免，兵役负担沉重，“其家又不免杂摇，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

1、户口增减与官吏考核

把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地方宫吏的重要标准。地方官主管一地之民政与财政等，他们贤或昏、廉或贪，与一地百姓之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百姓流亡，多属地方官失职所造成的，如中宗诏曰“贪官傲吏，屡黔于爱书。失职流亡，几沦于版籍”;睿宗时“诸州百姓，多有逃亡。

良由州县长官，抚字失所。或住居侧进，虑作逃在他州”因此，唐初以来政府在考核地方官吏时，往往会把百姓户口的增减作为一项重要标准。代宗以后，户口损耗过大，对于招辑流亡成绩突出者“当别加超奖”。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刺史以户口增减为殿最”，更加强调以招辑流亡作为检验地方政绩的重要标准。

有唐一代，虽说是以农为本，安土重迁，四民恒业，严禁人口自由流动，但是当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人口流动空间。主要方式有两种，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及百姓自发迁徙。在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十分单薄、脆弱，灾荒对于广大小农而言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打击之下，许多人被迫流亡，在籍的农民要继续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很大的困难，国家的赋税收入必然会锐减。此时，若国家于此时救荒不力的话，往往会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有鉴于此，历代都将救荒作为维持传统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唐政府也不例外。

唐代中后期，土地兼并，小自耕农大量破产逃亡，大土地所有发展。同时，农民大量沦为佃农，租佃关系发展迅速。在这一过程中，均田制度逐步瓦解，而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迅速，土地私有化程度逐步加深。虽然唐前期的均田制，法律禁止土地买卖，但是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出售口分田，如家贫及狭乡徙宽等，这样就给土地买卖提供了合法根据。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农民的小块土地逐渐被兼并，而且还意味着更多的逃亡农民将成为地主田园上的劳动人手，成为佣工和佃农。唐代中后期，政府鼓励无地、少地农民请射逃户田产，也反映出了土地私有化程度日益加深。虽然唐后期存在的请射逃田也有国家授田的性质，但是此时的射田农民与与均田农民存在着差别:

均田制下的农民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的依附民，均田户的口份田身死后要归还国家，以表明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形式上属于国家;而射田，国家在授田的同时也国家逐步在让渡其土地所有权，国家所掌握的小部分无主荒地的私有化程度大大加深。

1、反抗斗争相一致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在爆发起义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农民往往采用逃避赋税摇役的方式来反抗。有唐一代，赋税逐步加重，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阶级矛盾逐步加深。为反抗地方摊逃而逃。破产的农民四处逃亡，政府就将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

无论是租庸调时期还是两税法时期，赋税的“摊逃”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代中后期以后，由于战乱、土地兼并等原因，人口大量流散。特别是两税法改革后，虽然各州道具有的田亩数额变动很大，但是仍然按旧额摊派赋税，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地方官员出于自身考绩着想，在赋税额已定的情况下往往把逃户的赋税分摊到了未逃户的身上。

逃户或聚众自保或小股暴动，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他们的反抗斗争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奏。可以说，“逃户是农民起义的群众基础”，他们是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

唐前期，在传统的重农思想的作用下，政府为了稳定小农，最大限度地控制小农，采取了轻税之法、抑制兼并、括户等措施。这些措施的施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籍户口有所增加，最显著的是宇文融括得客户80余万。但是，政府的应对措施，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彻底解决逃户问题。

因为，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不可遏制，加上国家对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剥削等其他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农民逃亡的情形持续不断。劳动者与土地相互分离对于生产的发展是非常不利，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生产的社会形态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总是生产的因素。但在彼此互相分离的状态中，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不过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

不管要生产什么，它们都总是必须结合在起来”。特别是安史乱后，人间凋残，百姓死于兵荒中的人很多，但是流亡道路、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全国人口由开元年间的5200万户锐减至1600余万。

中晚唐时，随着战乱、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及摊逃的普遍化等，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在籍户口锐减，“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农民破产逃亡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在小农经济占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乃广大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广大农民有很强的“恋土情节”。战乱、沉重的赋税摇役、土地兼并、自然灾害等都会引发的人民大量逃亡。逃户问题，其实质就是国家与自耕农的关系问题，封建国家与劳动者之间是既矛盾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