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国藩用人只看四条，文官武将凡符合条件的，一律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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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说深奥也深奥，说简单也简单，具体得看当领导的是谁。以崇祯皇帝来说，他虽然殚精竭虑，但在治国用人上却是很失败，以致于上吊前还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同样是用人，曾国藩就很有一套，他自编练湘军后，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出了一套“曾氏用人法”。从实际情况来看，曾国藩用人不崇尚深奥，而专取平实。总结起来，针对文官的有四点，针对武将的也有四点。首先就来看看关于文官的。

第一点是操守。古人讲“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是“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品质的重要性。

操守是一个人为人，尤其是做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也是一条红线。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即“清、慎、勤”这三个字。所以，曾国藩将文官的一条标准定为为“操守”。

操守有两层含义，一是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就会有怨言；二是有节操、有气节，有一种临危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他说，下属获得上司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人也不会真心佩服，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为官者操守是摆在第一位的。

第二点是没有官气。官气是封建时代的通病，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官职有多高，如果官气很重，发展就会受到局限。官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前顾后，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用人不应专取才华，而要重视以质朴为尚。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但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第三点是条理。曾国藩在他的相人口诀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上”。有条理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一种能力的体现。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但庖丁很快就能解剖得很清楚、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把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有条理。

第四点是少大言。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他说这是文人习气，或是书生本色。书读得多了，胸中有点墨水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他认为，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将实话、讲真话。

此外，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而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是不同的。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对于这类人才的提拔和奖赏，要比平常人多一些。

对待卑琐的人，就大不一样了。在曾国藩看来，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只看眼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的话，他们就会有所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的时候，这些人就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对待这种人，只能用条条框框来约束他们，不能逾越。

武职官员的标准也有四条：

第一是才堪治民；

第二是不怕死；

第三是不急名利；

第四是耐受辛苦。

如此排列也是有讲究的，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治理他的辖区，首先要才堪治民，就是能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才堪治民无非是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他人肯定不服气，不勤则业务必然荒疏，故第一要务在此。

敢打敢拼就是身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下属追随你，因此作为第二个条件。为名利而出的人提拔稍迟则生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属下争毫厘，因此列为第三。身体弱则病，精神乏短的人久用则散，因此作为第四个条件。

曾国藩的总结的这套用人办法，可以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体现出来，后来他升任两江总督，掌管三省人事权时，也实行这套用人办法。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