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邓艾:从放牛娃成长为军事统帅,他的成功源于“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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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字子载,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生于义阳棘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当时,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出身贫寒、幼年丧父的邓艾饱尝厂生活的艰辛。曾不得不为人放牧牛羊,以糊口谋生。长大后,虽然很有才干,但因为邓艾口吃,又没有靠山,只能做个职位低微的官吏。他自己也甘愿做个小官吏,不求功名。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太尉司马懿的赏识。破格提拔,开始发迹。此后,历任尚书郎、南安太守、城阳太守,妆南太守、兖州刺吏、安西将军、镇西将军、征西将军等职,在对吴、蜀的频繁战争中屡有不错的表现。特别是在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魏国大举伐蜀之战中,他独自率领翼侧协助作战的部队,偷渡阴平,攻克绵竹,直下成都,迫使蜀后主刘禅束手就降,从而夺得灭蜀第一功。邓艾所以能够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卓越的军事统帅,固然与司马氏的慧眼识英才有关系,但最根本的还是源于他那顶天立地的品格修养。 那么邓艾的“顶天立地”是什么意思?一、所谓“顶人”,是指他总能胸怀全局,从战略高度分析形势、提供建议或制定决策。 在担任司马懿的幕僚期间,他看到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战略格局一时难以打破,对吴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他建议屯田两淮、广开漕渠,并著有《济河沦》来阐述自己的主张。他的建议得到采纳。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实施后军粮大增,对最终战胜吴国起了重要作用。 在魏正元二年(255年)协助征西将军陈泰抗拒蜀将姜维期间,陈泰等人认为在魏国加强防务之后,姜维将不敢再来进攻,而邓艾则根据姜维的基本战略方针,联系当时双方的具体态势,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断言:“贼有黠然,其来必矣!”到第二年秋天,姜维果然率兵来攻打魏国。但因为魏军早有准备,结果损兵折将,仓惶败退。 在魏景元四年(263年)与钟会一起奉命伐蜀期间,蜀国集中兵力防守剑阁,魏军久攻不下,钟会准备停止攻打撤退,邓艾却坚决反对。他认为,从整个战略态势看,蜀军连遭挫折,已经处于捉襟见肘的困难境地,如能以“奇兵冲其腹心”,则“破之必矣!”随后的事实证明,邓艾又是是正确的。
人们往往认为,战略问题仅仅是最高统帅考虑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同最高统帅一样,每一个高级指挥人员和高级参谋人员都应该有战略头脑,能从全局高度分析形势和处理问题。邓艾因为有这种自觉性,所以他总是处处高人一筹,见人所末见,行人所不敢行。二、所谓“立地”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他在用兵作战中总能根据地理环境趋利避害。 邓艾从小就很注意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他为人放牧牛羊时,“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每当他看到高山河流,总是规划指点哪里可以设置军营,别人因此总是讥笑他,他也毫不在乎。当上统兵将领之后,他更加重视利用地理环境以克敌制胜。 魏正元二年,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作乱,身为兖州刺史的邓艾闻讯后,他立刻带领所部日夜行军,率先赶到乐嘉城,抢先占领地形,并制作浮桥等待大军的到来。邓艾此举对平定毋丘俭之乱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得到大将军司马师的高度评价。
同年,吴国大将军孙峻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魏国,镇东将军诸葛诞命邓艾据守肥阳。而邓艾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认为肥阳和敌军所在的位置距离太远,不是要害之地,于是自作主张带兵把守附亭,并派部将诸葛绪到黎浆坚守,因黎浆的地形对魏军十分有利,所以很快就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至于在灭蜀之战中,邓艾率军突行无入之地700余里,偷渡阴平,直捣绵竹,直下蜀国腹心成都,更是利用地形达成战略突破性的一个光辉典范。其二:是指他能够与部下同甘共苦,扎根于基层将士之中。 邓艾深知普通将士是克敌制胜的基本力量,如果离开全体将士的同心协力,而好的决策也无法实现。因而,他在当了高级将领之后,仍然带头给部下做示范,同部属同甘共苦。在陇右抗蜀期间,为修冶备守,积谷强兵,他“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在伐蜀途中,他“以毡自裹”,率先从高山“推转而下”,从而战胜了阴平小路上的种种险阻。 《三国志》记载,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议郎段灼对邓艾的这种品格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故能“以少击多,摧破强敌”。所不幸的是,在灭蜀之后的第二年,邓艾即遭忌被杀。邓艾个人的下场虽然是很悲惨的,但他当年为国家统一所建立的功勋却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很多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对后人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