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允禩过于工于心计导致夺嫡失败，毙鹰事件触怒清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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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废太子而引发的这场储位之争中，除了皇长子允禔之外，当数皇八子允禩（雍正帝上台避讳兄弟胤改允）觊觎最力。
允禩为人真的贤明？
比起允禔来，允禩以才干优长，在朝廷中威望最高，所谓“人皆称之”，“诸臣皆称其贤”，不失为皇太子的合适人选。但有两点却注定了允禩在这场争斗中的失败。
其一，允禩系良妃卫氏所生，而卫氏乃出自“辛者库”，为八旗家奴，出身微贱，必为其带来拖累和影响。所以，西方学者说：“允禩争当太子的重要障碍是母亲良妃的出身。"
其二，允禩工于心计太过，且在废太子后即暴露出觊觎皇储之心，故而不得康熙帝的喜爱。在康熙帝眼里，皇八子“允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者有故”。这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允禩成为皇储的可能性。
客观地说，允禩才气过人，其钻营的本事同样过人。例如为了沽名，允禩曾委托其师何焯等人“在南方买书甚多，这些南方的文士都说允禩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这都是要人扬他美名，收拾人心”。又如，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生前，允禩曾竭尽奉迎之能事、故福全也多次向康熙帝荐其贤能。《清实录》记载：“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允禩在廷臣中也颇有人望，多称其贤。“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
自九月二十五日相面人张明德事件公开后，允禩钻营储位的行径尽皆暴露，康熙帝在震惊和愤怒之余，进而对允禩产生了厌恶与戒备的心理，屡屡痛加责斥。
爱新觉罗·胤禩
先是，康熙帝就废太子一案中揭出的废太子乳母之夫、原内务府总管凌普“贪婪巨富”案件，令允禩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进行查处，然允禩在查处凌普家产时，“所查未尽”。康熙帝为之大怒。
九月二十八日，他颁旨说：“如此欺罔，朕必斩之。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此权岂肯假诸人乎？”
二十九日，康熙帝召诸皇子入乾清宫谕曰：“废太子后，允禔曾奏称允禩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大宝岂人可妄行窥伺者耶？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已败露。”遂命将允禩锁拿交议政处审理。
康熙帝的处置令允禩及其支持者震骇，皇九子允禟急告皇十四子允禵前往营救。允禵奏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
此时任何为允禩开脱的理由与说词都无异于火上浇油，康熙帝怒不可遏，出佩刀欲诛允禵，皇五子跪抱劝止，诸皇子皆俯地叩首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这才怒火稍息，命诸皇子鞭挞允禵，将其逐出。
可见，由于允禔奏称术士张明德相允禩大贵，而后又请诛允礽，康熙帝遂以允禔、允禩欲同谋杀害废太子，“妄蓄大志”，对其气愤已极。而允禩的“妄博虚名”，也暴露了他“纠合党类”、“窥伺大宝”的野心，致使康熙帝对其成见已深，而绝少姑息眷爱之情。
允禩因何触怒康熙帝？
十月初一日，康熙帝集诸皇子、议政大臣、大学士及九卿学士侍卫等谕曰：“八阿哥允禩向来奸诈，尔等如以八阿哥系朕之子情出脱，罪作旁人，朕断不允。”并指出允禩好揽权及与废太子之间结怨之由来。他说：允禩“擅责御史雍泰”，“雍泰系言官，如果有罪，即朕亦必熟思再三始行治罪，尔岂可擅责御史？”
爱新觉罗·玄烨
皇太子奏云，八阿哥责雍泰皆其乳母之夫谗毁所致，自此允与皇太子遂成仇隙，后又因充发伊乳母之夫愈加怨恨。“十月二日，就审理张明德一案，康熙帝认为允禩“知而不奏”，再次斥责允禩，他说：“张明德为允禩看相，设无他言，允禩何以转语九阿哥、十四阿哥。”
且在拘审过程中，允禩态度强硬，只承认“我以此语告诸阿哥是实”，并不将隐匿事情奏闻。允禩遂被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同被革爵的还有公普奇。十月四日，康熙帝再次历数允禩诸罪，他说：在太子行为悖乱时，允禩“乘间处处沽名，欺证众人，希冀为皇太子。”“邀结苏努为党羽……伊欲为其祖报仇，故此结党。”
而且，康熙帝还将允禩同他最为痛恨的索额图联系起来。称允禩之妻为安亲王岳乐之外孙女，安亲王妃、即允禩妻的外祖母乃索额图之妹。而允禩“素受制于其妻”等等。
然而，尽管允禩被拘审在案，且屡被康熙帝痛责，但在朝廷上下，允谨依然威望不减，且党人众多。当时，除了允禔曾奏请立允禩为皇太子外，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禵，国舅佟国维，以及大臣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撰叙、王鸿绪等皆党附之，其中多为权要而有根基之人。
诸如：马齐为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原户部尚书米斯翰子；阿灵阿为理藩院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遏必隆子；撲叙为工部右侍郎，原大学士明珠子；散秩大臣鄂伦岱为佟国维长子、康熙帝的表兄弟，皆为满族名门巨姓。汉人中则以户部尚书王鸿绪为代表。在储位虚待的情况下，他们踌躇满志，为将允禩推上皇储之位而交结奔走。
爱新觉罗·胤礽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国舅佟国维以储位未定，奏请速断。康熙帝遂召满汉文武诸大臣至畅春园，令众人会同详议、除大阿哥外于诸皇子中举一人可为太子者，表示“众议谁属，朕即从之”。但康熙帝的本意实则欲复立废太子允礽。
集议日，满大学士马齐先至，汉大学士张玉书后入，询问众人之意属谁？马齐以八阿哥告知。随即，康熙帝命马齐“毋预议”，马齐由是退出。可见，康熙帝对这次集大臣群议太子人选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惟恐大臣们纠合串联，更担心权位较高大臣的取向会对他人产生诱导。
然而所议仍然大出康熙帝意外，马齐退出后，理藩院尚书阿灵阿等曰：“顷者面奉谕旨，务令举出，毋得渎奏”，遂与鄂伦岱、撰叙、王鸿绪等暗通消息，书“八”字密示诸大臣。于是，诸大臣皆“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未几，二内侍传出康熙帝谕旨：“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其再思之。”让众人“各书一纸尾署姓名，奏呈朕览”。
在康熙帝看来，允禩系锁拿之人，其母良妃卫氏出身微贱，且允禩曾为允禔保奏系其同党，而众人竟然一同保奏，“定是伊等潜谋，早定于平日。”康熙帝以事态严重，定要究问明白，却又正逢自己身染重病。待病情稍愈，康熙帝即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再次集诸大臣查问。他问昔日先举允禩者为谁？“众人莫敢对”，皆称公举，并无倡议之人。
但康熙帝了然于心，认为：“此事必系佟国维、马齐授意于众，众乃依阿立意耳。”因为自废太子后，佟国维即为八阿哥允禩肆出大言，激烈陈奏，于是“众皆恐惧，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为此，康熙帝说：“如此大事，尚怀私意，伊等谋立允禩，岂非欲结恩于允禩，为日后恣行先行之计耶。”遂召舅舅佟国维至众大臣前诘问。并告诫之曰：“所以执皇太子者，因其获戾于朕耳，并非欲立允禩为皇太子而拘执之也，皇太子获罪之处，成诬者甚多。今马齐、佟国维与允禔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患。”“今尔诸臣乃扶同偏保奏允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允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于朕也。且果立允禩，则允禔必将大肆其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
足见，这一事件对康熙帝而言非同小可。由诸大臣共举允禩，说明允禩一党在朝廷中势力强大，他们的行为显然与已经高度集权化的康熙朝政治无法相容，而他们敢于公然违背康熙帝的意愿，已使康熙帝有大权旁落之感。康熙帝不得不顾虑其最高权力的控制问题，所谓“尔等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将置朕躬及皇太子诸阿哥于何地耶”？而且，允禩权党羽中人多与大阿哥允禔相结，鄂伦岱、隆科多、顺安颜等皆与大阿哥相善。
沙济富察·李荣保
所以，康熙帝将允禔、允禩二人视为一党，认为立允禩为太子则意味着大阿哥将插手朝政，也是有其道理的。而更令康熙帝动怒的是，在诘问马齐时马齐“力辩”，直至词穷，“拂袖而出。”康熙帝认为：“人臣作威福如此，罪不可赦。“遂执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下狱夺官其族属一并拘拿。是案，令康熙帝气愤成疾。但由于牵扯颇多，故康熙帝只谴责马齐、佟国维等人，却不复深究。
允禩的获释是在太子复立之后，马齐等人也相继起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康熙帝出巡畿甸，在扈从的六位皇子中，有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五月，康熙奉皇太后避暑塞外，仍有六位皇子随行，允礽为其一。但父子之间嫌隙已深。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在康熙帝巡幸塞外途中又因允禩发生了令其“因愤怒，心悸几危”的事件。原来，允禩生母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逝。是月，允禩因伊母二周年往祭，事毕理应趋赴康熙帝行在。但“允禩于朕驻遥亭之次日，以将毙鹰二架遣太监一名、亲随人一名来请朕安，言伊在汤泉等候回京并不请旨，藐视朕躬。”致使康熙帝大为愤怒，并辱及允禩已故之母。
他谕诸皇子曰：“允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举国皆知，伊杀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及今“允礽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阴险。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朕深知其不孝不义情形，即将所遣太监冯进朝等于朕所御帷幄前令众环视，逐一夹讯。伊已将党羽鄂伦岱、阿灵阿尽皆供出。自此，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禩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
康熙帝已虑及允禩有逼宫行为，并认为“允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允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则百倍于二阿哥也。”又说：“此人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显见父子之间已形同仇敌。
爱新觉罗·玄烨
为了以示惩治，康熙帝随即将允禩死党雅齐布夫妻正法。即便如此，康熙帝仍不足以泄，遂又将允禩在二次废太子后的窥伺储位之举公之于众。
康熙帝谕诸皇子曰：“允禩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为何等人，于复废二阿哥之时，来朕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朕云：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伊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试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
允禩钻营储位可谓用心至极，而康熙帝将其此番表现尽皆发出，等于再次宣告允禩希冀储位的无望。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允禩患伤寒病，病势甚笃。
正在随驾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奏请欲先回看视。康熙帝虽口头应允，而后即发上谕，称“四阿哥随驾在外，惟伊一人，乃置怙驾之事，奏请先回看视允禩，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允禩。”
爱新觉罗·胤禛
而且，康熙帝并不顾及允禩病情转重，在其不省人事之际，仍以允禩卧病之畅春园为其经由之御路，下令将允禩移回家中。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熙帝对胤禛的怀疑是毫无道理的，对允禩的做法也颇多过分之处。或许康熙帝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十月，允禩以病愈奏闻，康熙帝命将所停允禩之俸银俸米俱照前支给。可见这次大病无疑使康熙帝对允禩有了几分和缓之意。
但帝王之家的父子关系却常常被笼罩在权力之争的阴影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康熙帝以允禩病愈，人传谕曰：“尔病初愈，思食何物可奏朕知，朕此处无物不有，但不知于尔相宜否？故不敢送去。”允禩得旨“至门上跪求，奏称谕旨内不敢二字承受不起。”
康熙帝为之诛求其意，他谕诸皇子说：“允禩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认为他是“于无事中故生事端，众人观之成何体统"。此后，康熙帝即不再理会允禩。
雍正帝即位以后，允禩被晋封为廉亲王，曾一度总理事务，然二人因储位之争，矛盾根深蒂固，所谓“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以“允禩诡谲阴邪，狂妄悖乱，包藏祸心，日益加甚”，将其圈禁于高墙，改名“阿其那”（猪）。当年九月，允禩卒于幽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