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南北朝，十六国君主对儒释道选择，太武帝灭佛，孝文帝儒释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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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发展，十六国君主对儒释道的选择，重点讨论太武帝和孝文帝时期，太武帝灭佛，孝文帝儒释并用
我国历史上有三个大分裂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这三个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却在文化思想上出现生动繁荣的景象。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社会秩序、思想意识形态的重置时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时代特征，特别是统治者在巩固政权，治理国家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化意识形态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结合本地原始宗教，巫术、神仙方术等思想，逐渐演变为派别众多、仪式繁杂、信徒广泛的本土宗教；与此同时，佛教经过盛唐时期高度繁荣后，逐步中国化，发展成为遍及皇亲贵胄，平民百姓之间的最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道教与佛教（释）在南北朝的迅速兴起与儒学并驾齐驱，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逐渐发展成新的格局。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各种矛盾最为尖锐复杂时期，而儒、释、道在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中自身的影响力和在思想文化中的地区是不尽相同的。
我们先来说说儒学，儒学在理论上为统治者在解决国家形式、阶级内部权力划分、维护社会秩序乃至处理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和丰富的经验，所以，儒学在建功立业、治国安邦上所具有独特优势是释、道这两种文化所不具备的。
也就是说，尽管南北朝时，佛教兴盛、玄学盛行、道教的发展都没有完全取代儒学的地位；佛教和道教仅仅打破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局面，逐渐演变为以儒学为首，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交相辉映新的思想格局。
那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佛学、道家思想在不同的政权中，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中都发挥了哪些不同的作用呢？统治态度以儒学为主，一方面又推崇佛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道教思想无处不在，三种宗教不断吸收其他学派思想，逐步发展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儒、释、道。我们先来了解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发展以及其所发挥的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淝水之战后，儒学、佛学和道教形成南北不同的学风，经学分立的儒学，南统和北统的佛教，南宗和北宗的道教，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到的作用各不同。
永嘉之乱后，玄学盛于江左，儒学则在北方获得发展，南北朝时期各国君主都曾为振兴儒学而努力，例如南朝的梁武帝，北朝的北魏孝文帝等等。梁武帝推崇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极力推崇佛教的同时却不废儒学，其重儒兴学的风气一直影响到陈朝，但是客观地说，当时儒学深受玄学文化影响，又于佛教、道教思想相互融合，关系微妙，儒教地位在南朝并不显赫。
相反，在北朝儒学社会基础深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崇尚中原文化思想，急需改变游牧民族落后的习俗，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快从奴隶制的游牧文化向封建文化的进程，建立新的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时候儒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北朝，儒学基本处于主流地位。
对于道教来说，南北朝时期道教是逐步脱离原始形态时期，在魏、晋以后发展较快，大量地吸收和融合了儒家学说来充实道教理论，使得道教的理论逐渐系统化、戒律规范化。道教和儒家都是起源于本土的宗教，根源于同一文化土壤，二者相互联系紧密，道教基本上不与儒学相抵触，对儒学大部分思想有着天然的自觉认同性，特别是在儒、释展开夷夏之辨时，道教往往自觉地站在了儒家一边。
佛教在满足精神需要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对于政治统治术，社会伦理学等方面存在相当的短板，特别是无益于治世的帮助，也就是说，佛教尽管十分盛行却终究无法取代儒家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南北朝时，十六国君主对儒学、道教的选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周边游牧民族趁机入主中原，在北方形成华戎杂居的局面，十六国的君主虽然是马上打天下的莽夫，但是他们一旦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便以华夏正统自居，他们为了征服比游牧文化高得多的中原农耕经济文化，以便获得汉民族的认同，这些出身于游牧民族的君主必须祭出汉民族王朝的治世法宝和思想武器——儒学；就这样，儒学再次被推向历史的舞台。
后赵石勒建立王朝后，积极吸取汉民族封建政权的礼乐法制，他建社稷，立宗庙，司礼乐威仪,并署汉族士人为经学、律学、史学祭酒，利用儒学为后赵培养人才。
《晋书》记载，石勒“亲临大小学，考经义，赏帛有差”，“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立学官，置博士祭酒，弟子百又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
十六国后期，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同程度地吸取中原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重用汉人，特别是重视儒学。例如，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其各代君主都非常注重儒学教育。后秦姚兴尊崇儒学，《晋书》记载，姚兴“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
荷坚对汉文经典十分熟悉，主要是因为他八岁便主动请儒学大师来家教学，成年之后，才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精通四书五经，历史典故的人。荷坚即位后，不仅兴办学校教育，劝课农桑，制礼作乐，更是有以汉家之儒学思想来改变西域诸胡文化落后的面貌。我们从南北朝北方乱世中，可以得知儒学对少数民族政权施政的影响。
到了北魏时，南方汉人政权已经不能忽略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进步性。
《洛阳伽蓝记》记载，梁人陈庆之从洛阳回到南方后，这样说的，晋宋以来，洛阳为荒土，长江以北，都可以看作是夷狄，但是现在到洛阳一看，遍地衣冠士族，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梁武帝更是羡慕北方人才辈出，诸如曹植、陆机复等文化大家，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士，汉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孝文帝能七步赋诗，著名音韵学家陆法言是拓跋人；北周时，出现了明帝宇文毓、腾闻王宇文道、赵赞王宇文招等“宇文三才子”。
与此同时，佛教在北朝也有很大发展，诸如后赵、后燕、前秦、后秦、北凉等少数民族政权，其君主多信奉佛教。这个时期，佛教在民间十分盛行，拥有最广泛的信徒；佛教之所以能够盛行，与当时所谓的华夷之辨、胡汉之争有直接的关系，佛教被认为是“胡神”的舶来品，少数民族政权君主往往通过佛教来为自己的统治制作合法依据，这些政权与佛教相结合，有助于使政教事务权威化和合理化。
此外，佛还是流行于民间的戎神，佛教经过融合演化，是胡人汉民以及少数民族君王的共同信仰。总之，佛教在北朝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中扮演了重要的辅翼王政的角色。
儒学、佛教势力在北魏时期的此消彼长
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王朝，原本不知佛教，在入主中原之时，经略燕赵，逐渐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中原文化和佛教，道武帝拓跋珪很善于利用中原原有的文化制度和宗教，一方面他接受儒教，建学校，重要汉人，采用汉民族的官僚体制，另一方面他对佛教也十分重视，首次有系统地将佛教纳入了帝王统治之术，他广建佛寺，任命僧官，任命僧人法果为道人统，法果则奠定了北魏立国的宗教性格，建立政教结合政策，将教权隶属于君权之下。
《魏书》记载，法果每言，太祖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由此可见，法果将皇帝看成是佛教中的如来，并且强调只有皇帝能弘扬佛道，佛家和天下百姓所拜的并不是天子，而是能弘扬大法的活佛，由此可见，法果将北魏皇帝看成佛祖如来的化身了。
北魏明元帝时，既尊崇黄老学说，又崇佛法，他推行的佛教有别于道武帝时僧官、僧侣的社会教化作用，佛教虽然似乎取得“国教”地位，但在地方儒学也有相当的发展，他在地方设乡学以养儒士，由此可知，北魏初年，以佛教、儒家二教并为教化天下之用。佛教在北魏有过辉煌时期，也有过几乎被灭绝的劫难，那就是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是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皇帝，他功绩卓越，重创北方的柔然，大败势力强大的刘宋，消灭割据北方的各方势力，重新统一黄河流域。然而，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太武帝却采取了极端的、截然相反的做法。
起初，太武帝遵循前两代的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礼遇高僧，积极参加佛事活动，而此时佛教在北魏也风光一时。但是，随着北魏朝廷中汉人士族力量增强，发源于本土的道教和以正统自居的儒学便联合起来反对日益兴盛的佛教。太武帝在大臣崔浩和寇谦之影响下，逐渐弃佛、尊儒敬道，这时，北魏的宗教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后来，太武帝对佛教日益疏远和冷淡，最后变得冷酷起来，直至实施了灭佛政策。那么，寇谦之、崔浩是如何影响太武帝的呢？
形成于东汉末年，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道教，由民间信仰的宗教凭着其特有的优势逐步上升为官方宗教。在北魏初年时，寇谦之打着太上老君授予他天师之位的旗号，整顿道教，其重点是整顿调整天师道与封建制度的关系，天师道摒弃了某些能够反映下层民众的要求、有违封建礼制的成分；将儒家伦理纲常纳入了道教之中。
道教在经历寇谦之、葛洪、陆修静等人援儒入道，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后，将原本属于民间的宗教变成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士族宗教，在太武帝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道兼儒，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到了公元440年，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时，道教正式成为国教。
崔浩当时以北方儒学正宗自居，代表着庞大的北方儒学世家的利益，此外，崔浩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也是非常高大上的，他主张“齐整人伦”“以复五等为本”，企图追求孔夫子、周公等时期的士族等级标准，进而实现儒家五等分封的门阀制度。
崔浩所追求的分封门阀制度，与佛家所宣传的平等自由思想是相抵触的，崔浩虽然对佛教深恶痛绝，但却也深知无论是道学还是儒学都不足以将佛教彻底排斥，因此，他主张建立了一种儒道合一的政权。
寇谦之的道教在太武帝时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一方面迎合了少数民族君主将帝位正统化、神圣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利用了乱世中民众期待救世主出世的心理，期待天降圣王来救济天下；寇谦之将道教改成“皇帝即真君”与佛教中的“天子即如来”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寇谦之所倡导的新道德，其实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表面上是道教的兴盛，其内容融合了多个佛教的戒律和儒家的礼法，特别是汉人自创的天师道，这是汉人本族的神，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胡神，这也为后来的太武帝灭佛埋下了伏笔。
太武帝由佛家转向为到家，除了沉迷于图谶术数，长生仙化之法之外，更主要是满足于“真君”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地位，真君既为天神，也为人王，融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教义，既有领袖的功能，又有警世劝善、教化天下、辅助王政的功能。
佛教中“夸诞大言，不本人情”，个个想成佛，带有蛊惑民众的思想，对儒家礼义是一种破坏，太武帝意识道佛教中的一些思想对“王者之法有蔑视”，甚至使“王法废而不行”，于是，佛教地位在太武帝时期逐渐受到否定。
当日益增多的佛教僧侣已经影响到军国大冶时，甚至佛寺私藏大量兵器与叛军相通时，太武帝终于接受崔浩的建议，全面禁废佛教，从而产生了太武帝灭佛事件。不可否认，太武帝灭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奉行儒家政教，以传统华夏为正统，以恢复汉民族潜意识中的古代治世为标榜，向世人表面他是汉民族文化的维护者，也是华夏正统王权的传承者。
孝文帝儒释并用
孝文帝时期，鲜卑旧族拓跋氏贵族早已摒弃落后的吸收，与汉族士族的联合与合作更加紧密，特别是北魏政权越来越依赖汉民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孝文帝继续巩固太武帝汉文化改革的成果，对儒家文化了解的更加深刻，这一时期北魏拓跋氏贵族汉文化素养很高。
《魏书》记载“”孝文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老庄，精释义……。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雄雌大略，经纬天地，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
北魏的儒学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下逐渐兴盛起来，他们不仅改掉了游牧民族生活时期所形成的民族习性，更是将汉族儒家文化发扬光大，不仅如此，北魏统治者为确定儒家在教育中的关键地区，几代君主纷纷尊孔读经；前有明元帝（拓跋嗣）到洛阳观石经，又有太武帝到太学祀孔子，到了孝文帝时，儒学的礼教被北魏官方正式立为治国之本。
孝文帝清楚地认识到，北方少数民族若想真正地融入汉文化圈，成为中原民族的一员，就必须学习汉族文化，致之礼教，尊儒敬孔。
《魏书》记载，孝文帝，“立孔子庙于京师”，“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祀孔庙”，“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
孝明帝时，曾至国学行“释奠礼”，听《孝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中以儒学教育为主；北魏一朝，上行下效，在社会上逐渐兴起了尊儒重教的风气。北魏的鲜卑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对宗室的儒学教育，既注重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又重视利用汉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为皇室成员所举办的学校，旧势孝文帝创建的皇子学校皇宗学。
孝文帝尊儒敬孔，使得鲜卑族的统治集团在汉族世人眼里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阶级和民族矛盾，也是大量的具有高水平的儒学大师进入了官学，这些儒学大师不仅加快了鲜卑人文化进程，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孝文帝与太武帝不同，他一方面推崇儒学，另一方面对佛学也十分敬崇；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崇佛之风也随之南下，闻名天下的北魏龙门石窟就是在那时开凿的。北魏佛教历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几朝，佛教信徒数量迅速增长，寺院增多，而僧团管制日益松弛，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特别是在文成帝复佛后，北魏的僧侣和寺院呈爆发式的发展，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两点，一是北魏皇帝、皇亲贵胄和平民百姓，为了结善缘、建功德，无限制地度人出家，建造寺院；另一方面平民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税而剃度出家，这一时期的北魏，国用民生都十分窘迫。
令人意外的是，孝文帝不但不排斥佛教，反而在其对佛教更深刻意义的理解基础上，荡涤佛教中的糟粕，这也说明经过多年儒学教育和濡染后的孝文帝，有着博大而容纳的胸怀对施政为政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总述
笔者认为，南北朝时期，从儒释道三教结构来看，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是多元互动的良性机制，三教中以儒学为主干，以佛教、道教为辅翼，形成有主次之分，有核心思想，有多层次的立体化格局，形成了有巨大辐射能力和凝聚力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新格局。
以礼义文化为主的儒学，符合农耕文明和家庭社会的需要，成为传统文化主干和基础；就这样，充满人文文化的儒家，返璞归真的道家，慈悲解脱的佛教，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儒释道三教互制互补，相反相得，和谐共处，特别是儒道互补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推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南北朝二百多年发展中，佛教虽然强盛一时，但经过三家宗教多年融合和较量下，在周武帝时儒释道三家被强行排定了位次，儒为首，道为次，佛为末；这也由此表明了，教权要始终服从于皇权，教徒内守教戒，前提是必须外遵朝廷法令，从而为隋唐时恢复儒学在统治思想中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魏书》、《晋书》、《资治通鉴》、《广弘明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