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长城对话罗马边墙（看·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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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发现明代长城城堡——清平堡遗址。清平堡城内遗迹保存较好、建筑格局非常清晰，是国内非常罕见的保存原貌的明代长城营堡，对长城文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在此次罗马边墙大会上，中国学者于春雷介绍了清平堡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图为在清平堡遗址内发现的典型“三瓣蝉翅”式砖砌慢道。 于春雷摄
在“双墙对话”分会场，中英双方代表于冰、大卫·布劳夫向罗马边墙大会顾问委员会和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学术委员会赠送了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共同主编的《双墙对话：哈德良长城与中国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文集》《双墙对话：第二届中国长城与哈德良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文集》。 马修·西蒙摄
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上的“双墙对话”分会场以介绍中国长城内容为主，由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资深考古学家托尼·威尔莫特和“双墙对话”英方联络员大卫·布劳夫共同主持。他们都曾来中国参加过在河北金山岭举行的2019年“双墙会”。 图为威尔莫特在向会议听众介绍长城。 于 冰摄
此次大会组织了数场现场考察，重点参观2021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下日耳曼界墙”。下日耳曼界墙以莱茵河为主要防线，由罗马道路连接沿线若干军事要塞构成，遗址保存状况不佳，地面基本不可见，为保护和向公众展示带来极大挑战。 (图片选自大会官方网站)
颇有成效的
“双墙对话”
1987年，中国的“长城”与英国的“哈德良长城”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后，“哈德良长城”又扩展为“罗马帝国边墙(哈德良长城)。2017年12月，在中国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签署了《关于英国哈德良长城与中国长城的全面合作协议》，作为在英国举行的中英政府间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五次对话项目之一。从防御战略到文明交融，从遗产保护到如何面向公众开放，“双墙对话”(WALL TO WALL)交流内容涉及广泛，并成功举行了两次颇具规模的“双墙会”。
中国长城与罗马边墙是古代文明两大防御体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将二者进行相互比对。2018年3月和2019年11月，中国长城和英国哈德良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分别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和中国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召开。2019年7月于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双墙对话”边会举办；2021年10月，有关还举办线上“中国长城和英国哈德良长城保护、阐释与开放学术会议”。2019年和2021年，中国文物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联合主编的双语论文集。
从“双墙会”到
“罗马边墙大会”
2021年7月22日和23日，在福州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澳门历史城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武当山古建筑群”和“长城”等6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得到审议并顺利通过，其中长城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这是继2018年大运河文化遗产之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再一次获此殊荣。“双墙对话”国际合作成果成为长城示范案例中的亮点。
为使世界各地更多的学者和社会公众了解“双墙对话”学术成果，中英双方学者积极拓展交流形式，推动“双墙”在国际学术大会中亮相。2019年底，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开始征集分会场议题，参与大会筹备的英方同事在第一时间通知了中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随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长城考古研究成果以申报此次“双墙对话”分会场议题。在中英双方共同努力下，“长城”议题通过该届罗马边墙大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届大会推迟了一年才举办，中方许多学者也只能以录播方式发言，在会议现场的中英文物保护和考古专家积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交流，阐释相关研究成果，成功地将“双墙对话”推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中国学者介绍了
哪些学术成果？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长城早已享誉海内外，相比之下，中国与长城相关的学术研究规模与成果却还不为外界所熟悉。在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上，中国学者推出的考古研究成果，既涉及长城资源全线综合调查，又涉及长城具体点段的考古研究；既展示崇山峻岭上雄伟的砖石长城，又展现草原荒漠中沧桑的土草长城。研究内容还涉及长城墙体、长城军堡和粮仓、考古发掘和数字化记录以及自然风险因素分析。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建新介绍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和特色。他说：中国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鲜明特色之一；本世纪以来，中国特有的大遗址保护和大遗址考古工作逐渐形成了重视整体、系统研究，保护意识和保护工作贯穿考古全过程等理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春雷以“清平堡遗址考古：探索长城考古的目的与理念”为主题，介绍了中国考古学者如何通过长城考古寻找表现不同文明、反映文明融合的遗迹与遗物，进而印证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国学者还将长城与罗马边墙军事体系进行了比较，使国际同行对中国长城体系的复杂性和中国长城学术研究的进展有了全新的认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严通过比对中国长城和罗马帝国边墙后认为，两者都有防御体系，包含了城池系统、边墙系统、 预警烽传系统和驿传系统。它们的相似之处表明：长城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
让国际考古学者
更多地了解中国长城
罗马边墙大会上的国外同行，对中国长城的认知是怎样的？在他们眼里，八达岭雄伟壮观，保护条件良好，他们认为中国的长城比罗马边墙保护展示条件优越太多。以往，这些研究者接触到的中国长城学术研究成果较少，主要印象多来自旅游宣传和旅游体验，所以对他们来说，“长城”仅是个单数名词“Wall”，几乎就是指北京的八达岭长城。中国学者的介绍使这些国外同行对中国长城体系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惊叹中国长城原来是涉及不同时期、不同走向的复数“Walls”，从而也提升了国际学术界对长城研究领域的兴趣。
同时，罗马边墙大会为中国长城展现了更为宽广的研究前景。中国长城加强系统学术研究和成果推广，有助于提高中国长城名片的学术“含金量”，有助于深化人类文明认知。罗马边墙研究的权威学者布里兹先生认为：“罗马国家以某种形式延续了2000余年。中华文明遗迹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新的认知，在罗马边墙的研究中可以作为宝贵借鉴。”
边墙大会上
考古交流气氛活跃
中国长城与罗马边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两大边墙体系。加强相互之间的持续对话与交流，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罗马边墙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值得中国长城考古研究进行借鉴，在形成独立研究领域、制订长远考古研究规划、优化长城考古工作流程和加强全域学术交流和成果共享方面都有具体的借鉴之处。
在遗产保护上，长期学术交流合作成为“罗马帝国边墙”跨国申遗的重要基础。目前世界遗产目录中已有3处以“罗马帝国边墙”为名的跨国世界遗产地，涉及英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斯洛伐克等5个国家，形成独一无二的跨国世界遗产群。
在遗产展示上，主题广泛的学术研究为讲述罗马边墙故事提供了丰富资料，使公众更好走近和体会古代罗马的军事社会生活、历史自然环境和对当代文化的影响。罗马边墙大会不仅是一个学术品牌，而且对罗马边墙遗产的现实保护管理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开放的考古学家群体功不可没，大量考古学家活跃在边墙遗址管理、保护、展示、运营和社区参与前线，通过考古成果转化践行着遗产守护和价值传播的双重责任。
虽然罗马边墙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其遗产保存状况却普遍不佳。如何将“不可见”遗址向公众释示和展示，沿线考古学家们各显神通。在罗马边墙大会上遇见的许多颇有学术造诣的资深考古学家，都在从事社区考古、遗址展示、阐释、产品设计、区域开发策划、媒体传播等方面，致力于将考古学术成果转化为专业人士和公众都喜闻乐见的展陈和文化活动。
此次大会组织参观了历史上著名的瓦鲁斯战争遗址公园。那里虽没有任何实物遗迹展示，但从事公园管理运营的考古学家们通过古环境、古地貌、考古发掘、交通后勤、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研究成果解读，以观景台、展示模型、当代艺术装置等方式呈现出宏大战争场面、战争形势分析和对战争的反思，启发观众主动对研究资料提问和思考，而不是被动接受。
考古学家群体的开放态度，反过来促进了公众对曾经陌生的罗马边墙价值的认知和理解。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企业和社区乐于与考古学家合作，在区域发展和社区活动中增加罗马边墙考古遗址研究、保护和展示等文化元素，大大增加了边墙考古研究课题和经费来源，也丰富了罗马边墙遗址保护展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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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边墙”主要是指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在边界地区修建的庞大防御体系，西至大西洋，东至黑海，北至苏格兰中部，南至撒哈拉沙漠北缘，由人为工事和天然屏障将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围护其中。历经改造利用，这一体系至今仍影响着这一广大地区的基本城乡格局与面貌。
根据不同研究成果计算，边墙周长达5000至8000千米，遍及现代欧洲、中东和北非20余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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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边墙研究是从罗马考古研究中独立出来的学术领域。首届“罗马边墙大会”于1949年在英国与哈德良长城“朝圣”之旅同时举办，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国际性学术会议，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学术品牌。
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规模创历史纪录，来自世界五大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名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发言和分会场发言达311个。会议设37个专题分会场。议题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罗马时期防御体系的本体考古研究，还涉及罗马边墙防御体系相关的自然环境和景观、军事管理、交通体系、水利系统、物资供给、随军人员等。此外，边墙地区平民聚落的变迁、边墙遗址的数字化记录与展示、保护技术、复原与展示和社会参与等也是关注焦点。
于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现为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科学研究院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全程参加了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