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税”少年被誉为神童，9岁当官，长大后以天才之举拯救和延续大唐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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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被称为神童的人非常多，但少年成名，长大后未必有高于常人的成绩和作为。相反由于过早的捧杀和拔苗助长，导致这些神童苗子早早地“枯萎”，宋朝天才神童方仲永就是因为后来缺乏教育和学习，长大后成了普通人。
而少年成名，长大后同样做出经天纬地事业的人也有，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唐朝天才少年刘晏，是他在唐王朝极度衰弱的时候，通过实行多种经济措施，力挽狂澜挽救延续了唐朝，其理财思想和理财举措甚至影响了明清两朝，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卓越的理财家。刘晏有什么卓著的政绩，值得后世称颂不已呢？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少年被誉为“神童”。9岁时唐玄宗在泰山封禅，刘晏献颂文，玄宗对刘晏这么小就擅长文章非常惊奇，命宰相张说出题当朝议对，刘晏对答如流，玄宗非常高兴将其带回长安当了太子正字，做了一名校正书籍中错误的官员。
762年，唐代宗李豫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唐朝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的是，受战乱影响，漕运河道受阻，皇粮无法输送到都城长安，长安城内不仅百姓饥荒，而且宫内上下也失去了三餐保证。
在唐朝政府四面楚歌之时，唐代宗把运输漕粮的重担交给了时任吏部尚书，兼任度支、转运使的刘晏。
沿着漕运路线考察一番后，刘晏深感头痛。漕运过程本就复杂，需先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运到扬州集中。然后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沐河，再进入黄河。进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后才转入渭河。水路蜿蜒曲折3000里，才能到达长安。如今，河道不通已是一大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劳动力又是一大困难。
经过战乱后，百姓伤亡惨重，人工严重短缺。此外，又因为战乱后社会秩序还没恢复，各地盗贼蜂起。
要想恢复沐河漕运，实需过关斩将，并非容易之事。所幸的是，刘晏是个忧国忧民之人。“见一水不通，愿荷铺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他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救国救民，更何况圣命难违。刘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恢复漕运。他将所有困难上报后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全力支持。
刘晏首先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为了确保人工到位，他废除无偿徭役制度，改为工资雇用制。
为了降低风险，刘晏设计了分段接运的运输方案，分别在沐河、黄河、渭河设置了周转站。当运船到达周转站时，不转下一段水道，而是把漕粮从船上卸下，另装到另一水道的船只上。这样就省去了周转运船的麻烦，提高了运粮效率。为了确保整个货运安全，刘晏派出官吏和军队沿途押送。
之后，刘晏还在运输工具上做了改良，不惜成本打造坚固耐用的船只，每艘船投入1000缗(穿铜钱的绳子，每缗1000文)，用以支付材料和人工费用。为了克服漕运中的最大困难—闯过水流湍急的三峡关，刘晏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了坚韧的纤绳，减少纤夫伤亡事故。每船配备30人拉纤，5人撑篱，解决了船只通行的技术难题。
当第一批漕粮顺利运抵达京城时，迎接的唐军“皆呼万岁”。由沐河运送过来的粮食物资等不仅解决了当时唐朝都城内官员和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而且巩固了危在旦夕的唐朝中央政权。
通过改革运输方案和改进船只，刘晏成功完成了漕运任务，他的才华也因此被唐代宗赏识。此后，刘晏被升任为兼管财政的宰相，他通过对盐铁、农经、贸易等财经业务进行改革，进一步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
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所以在进行改革时他坚持“养民以养税之道”。刘晏的“养民”“爱民”思想，在他改革漕运时就已经得到了体现。他在扬州设中转仓，以分段运输方式运送漕粮，使“江岸之运积扬州，沐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积太仓“。
施行转运制的同时，他还使用雇佣劳役的方法，为百姓增加了就业机会。主管财政后，在改革盐务时，刘晏再次“以爱民为先“，制定了一系列“养民”政策，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基础上使国家富裕起来。
在刘晏改革盐务制度前，唐朝的盐业施行国家专卖制度，统一由官府收购由制盐户生产出的盐，然后再由官府运输、销售。安史之乱后，由于全国经济困难，很多贪官污吏借官府垄断盐业的专利私自提高盐价，中饱私囊。这不仅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疾苦，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盐税收入。刘晏改革盐政时针对之前的各种弊端施行了以下新制度:
其一，规定“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止”。即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政府统一征收盐税，商人只要缴纳盐税就可以在规定区域内销售食盐。为了保证商人的利益，刘晏又奏请“罢州县率税”，禁止地方官吏和军队设置关卡重收盐税。这样就减轻了运盐商人的额外负担，也降低了售盐商人的运盐成本，使食盐的流通更加顺畅。商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国家的税收也更有保障。
其二，规定在钱币不足的状况下，先由政府把绢的定价调高，然后允许“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这样可以维持食盐的销售，防止私盐的泛滥，此外通过鼓励商人纳绢，政府得到了大量绢帛，也省去了先收钱再转购绢帛为士兵制作军服的麻烦。
其三，针对边远地区因食盐少导致盐价高的问题，他在边远地区建盐仓，当盐价高时“则减价鬻之民”。这样一来，不仅百姓的食盐困难得到了解决，官府也可以从中获取小部分利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四，鼓励百姓加入食盐生产的行业中来，通过发展盐业扩大食盐流通，争取更多的盐税收入。这样可以使更多的百姓从生产盐的劳作中获利，政府也不至于以克扣盐户煎盐本钱或抬高盐价来搜刮盐利。
自刘晏施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新盐政制度后，大批盐吏被裁减。运输成本降低后盐价降了下来，商人因此获得了利润，百姓也得到了实惠，国家税收也大大增加。改革前，唐朝政府每年的盐税收入仅有60万缗，改革后的十多年间，这个数字连续上升，到大厉末年(779年)，增至600多万缗。此时，盐税的收入占了当时唐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
刘晏改革盐政，不以苛捐杂税为手段，而是在保证商人和百姓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改善制度来谋取大利。
后来，他推行“常平法”改革粮价时，同样坚持“养民以养税之道”的理财理念。为了真正做到“养民”，他首先在各州县设置了收集当地农业经济信息的“知院宫”，任命勤廉爱民的有志之士为知院官。
知院官每月收集当地包括天气状况、物价、庄稼好坏等经济信息后上报给中央，中央政府据此对当地实施“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惠民策略。如果某地农业丰收，政府就以高价收购粮食，存入仓库，或者以低价出售给因水旱灾害等原因歉收的地区。常平法防止了粮食丰收时谷贱伤民，也防止了灾荒时粮价上涨，稳定了物价，确保了民生。
刘晏主张的以”爱民”“养民”为基础的理财之道，并非是指政府简简单单的“施舍”百姓的行为。他指出:“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在施行赈济的时候，他不会只考虑灾民一时的利益，而是从长远角度出发。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
为了保证救灾的支出不会影响国家的财政，也就是避免救灾过后政府由于支出过多而增添赋税，他未雨绸缪，在灾荒发生前就先设立用来平抑物价的仓库。在救灾过程中，他又施行“贱以出之，易其杂货”的救济策略，即以低价灾粮换取灾区的土特产，鼓励灾民投入到副业生产中，尽快回复灾区经济。在刘晏的一系列“以养民为先”的改革下，唐政府的财政状况大大改善，国家变得富有，人口也大大增多。
经过十多年，全国户口就由200万增加到300余万，增加的人口大多分布在刘晏所管辖的地区。如果不是刘晏这些理财思想和理财举措，唐朝终将一蹶不振，更不会延长了100多年的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