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病员”36名伤员发展5千人队伍，指挥员躺在门板上，子弹在胸中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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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华野一纵创下了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军的战例，华东野战军首长为此发出通令予以嘉奖。随军记者崔左夫前往采访，纵队副司令刘飞指着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
抗战初期，江南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种抗日队伍。在江阴一带，以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的三支队伍为主。这些武装都有上百人，在祝塘、青旸间伏击过日寇，打过几个漂亮仗。
在这一地区，还有国民党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1938年8月下旬，忠救军张少华部诱骗承寿根，要他带部队到泰兴开会受检阅。承寿根带部队过江，立即被缴了械，自己也被惨杀。忠救军又向朱松寿部袭击，朱部人员被打散。梅光迪和朱松寿被逼无奈，只好向西撤退。
在陈毅司令帮助下，剩余的队伍与新四军老六团合编，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1939年，江抗接连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东进五个多月，部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
然而，忠救军多次袭击我军，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指责新四军“越界作战”，通过重庆方面向新四军施加重重压力。陈毅为顾全抗战大局，经与国民党三战区谈判，双方撤兵，江抗西撤。经过整编后，编成了两个团，北渡长江抗日。
新四军被挤走了，日伪和顽固派气焰嚣张，东路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盼望江抗能回来。
新四军东进时，伤员多数在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原有后方医院疗养。常熟昆承湖与阳澄湖之间，方圆几十里，水村接芦荡，芦荡掩水村，港汊纵横，地形复杂，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好。部队西移时伤，病员不能随军行动，后方医院只好留在常熟。
后方医院有老六团的红军医务干部、从上海下乡医务干部本地参军的20多名护理工作同志，照料100多名伤病员。日伪军和汉奸、特务、反共武装不断搜查骚扰，伤病员高度分散掩蔽在各处，有的在船上，有的在芦苇丛中，有时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1939年12月27日深夜，因汉奸告密，昆山巴城据点日伪军数十人突袭横泾附近后方医院，伤病员章立、许冠生等8人牺牲。
留下的人员中，刘飞的职务最高，他在战斗中被子弹击中胸部，这颗留在他胸腔内的子弹，紧靠心脏，伤势十分严重。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刘飞躺在门板上还在鼓励大家保持革命的乐观精神，战胜伤痛、战胜敌人。他们中，只有刘飞和他的警卫员各有一支手枪。为了防范敌人的突袭，刘飞把一些轻伤员组织起来担任警戒。他给阳澄湖一带的地方武装头领写信，晓以大义，消除他们的敌对行动。
到10月底，除刘飞伤势仍不见好，其余伤病员的身体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有的已基本痊愈，不少人提出要回主力部队去。是让大家走还是把大家留下来？刘飞目睹当地群众对“江抗”的期盼之情，讲出了阳澄湖上重建“江抗”的想法。伤病员们都表示赞同，于是一份报告辗转送达新四军军部。
11月初，上级同意成立新“江抗”，大家公推刘飞出任司令员，但刘飞考虑到自己的伤势不能亲自带部队行动，提出只参与新“江抗”的创建，不担任领导职务，推荐病已痊愈的原“江抗”司令部参谋夏光出任司令员。
这支新成立的队伍，除了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20多人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刚出院的10多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其中有吴立夏、张世万，叶诚忠等闽东老红军。特务排后来发展到一个连，刘飞和警卫员何彭福的短枪便成了新“江抗”初期仅有的两枝打得响的枪。
刘飞被安排到上海治病，夏光领导下，这支队伍很快发展。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上海党组织不间断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常熟，充实了江抗和地方民运工作的力量。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北桥伏击了日寇汽船，日伪军被打落水数人，汽船急忙拖着伤兵逃遁。
新四军先后派谭震林、何克希、吴仲超、陈挺等来东路。这支队伍在北港庙、张家浜等战斗中，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在谭震林领导下，1940年11月初，新江抗成立三个纵队，由夏光、刘飞、朱长清、温玉成等分别任司令、政委，部队发展到5000人。
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新四军18旅，华野一纵，最后成为解放军20军，刘飞担任首任军长。
建国后，崔左夫在刘飞的帮助下，采访了幸存的伤病员，重温了这一段斗争历史。1957年，他写出了小说《血染着的姓名》。
上海沪剧团团副团长陈荣兰读罢《血染着的姓名》，推荐给剧团编剧文牧。文牧看后也热血沸腾，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将《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成为剧本《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当陈荣兰和文牧得知刘飞就是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时，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当时虽然身患重病，仍认真听夫人朱一念完了剧本，提出了要进一步贴近生活的意见，并拿出由他口述、朱一和秘书高松整理的反映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两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后来，又改编为京剧《沙家浜》，轰动了全国。
1939年，刘飞秘密转往日伪占领下的上海，住进美国人开办的同仁医院治疗枪伤，医生检查后认为，子弹离心脏太近，手术的危险性较大，决定不做开胸手术。此后，这颗子弹留在他胸腔45年，直到他去世后遗体火化前才取了出来，被苏州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