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张兴胜：厂商理论（二）——多面“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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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兴胜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由黄州改迁汝州的大文豪苏东坡路经九江，与友人同游庐山时，在西林寺壁留下了千古名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企业作为特定生产方式的承担主体，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专业化生产组织，企业是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及技术创新者，企业竞争力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国家实力。企业是社会生产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结合”的载体，企业本身就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多面的企业，不同的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颇值得新时代追求真知、渴望观照现实又熟知历史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研究，感受“一个典型的企业”的独特魅力及深厚的历史内涵。
专业化生产者
现代企业自16世纪发轫，乘工业革命劲风，18世纪中叶后蓬勃兴起，逐步演变成为管理风格、生产特点各异的专业生产者，成为世界各国最主要的市场主体、最常见的经济组织。
真实的经济世界，有的企业自己完成原料采购制备、产品生产与销售、设备研发制造等各项工作；有的企业则只进行核心产品生产，原料采购制备、设备研发制造等均由其他上下游企业完成。市场供给是如此充分多样，契约式产购协同如此便捷，历经二百多年变迁后，为什么17世纪时盛行的包买商契约化产购经营模式衰飒、大多数生产活动集中在工厂中进行，为什么企业这种经济组织会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
在经济学界，这类问题被概括为“企业的性质”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对这一问题作了讨论。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提出，企业经营中将产生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提供价格、讨价还价、订立和执行合同等“交易费用”，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产生了，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内部协调管理成本是企业扩张的边界。此后，不少学者进一步从产品生产过程中合同不完全、详细的产品和劳务采购谈判成本高企等多个角度，对科斯的论述进行阐发，形成了卷帙颇繁的所谓“企业理论”，科斯也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历经数百年变迁后，企业这种经济组织之所以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是因为其拥有远超个体生产者及包买商契约化产购经营模式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包括科斯指出的，企业内科层管理及内部命令代替市场采购合同后降低了“交易费用”；也包括继科斯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等提出的，企业内部管理可以弥补市场“合同不完全”弊端，有利于解决复杂的企业生产组织问题的优势。除此而外，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企业这类“专业化的组织”至少还包括以下优势。
“批量生产的经济性”。各类生产要素不会自发地聚集并有效配置，企业能够有效组织专业化生产、配备专业生产设施并进行生产、销售、研发协同。让专业化的人员从事其所擅长的工作，更有利于发挥不同生产者的知识、技能特长，具有显著的分工优势，因而更具有“批量生产的经济性”。
显著的融资优势。19世纪以前，企业资金“往往由富裕的、喜欢冒险的个人提供，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工业巨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国经济制度的演变日益为企业多渠道融资创造了条件，现代企业可以通过银行借贷、企业上市、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企业经营责任，也可防止企业经营风险无限扩散。
管理和协调生产过程的显著优势。企业不仅能够完成生产组织，更有利于完成新思想、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等一系列工作，是社会上最主要的技术创新主体。企业内技能培训、知识扩散更为便捷，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及现代专利制度等保护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引入新思想、新产品或新工艺”的积极性（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章）。
企业作为专业化生产者普遍拥有这些优势，也存在一些共性的挑战。在萨缪尔森看来，各国企业均面临较明显的重复纳税问题。各类公司的子企业均要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企业纳税后股东获得分红后继续缴纳个人所得税，导致企业税收征管复杂、重复纳税问题明显。各国、各地差异化的税收征缴政策，往往带来企业竞争条件的不平等，还容易引发诸多的“避税”行为。美国2003年曾提出取消对公司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总统提案，但几经反复后未能全部落实。企业作为“专业生产者”，向股东、公众进行信息披露或财务报告时，往往也具有财务造假的“能力”，强化信息披露、财务核算、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自我约束，是这些“专业生产者”面临的自我挑战。
企业在发挥其专业生产者的比较优势、规避复杂的重复纳税等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经营模式。企业中既有“小而美”的，又有“大而全”的；既有技术密集型的，又有资金或劳动力密集型的；既有研发导向型高新技术企业，又有代销他人产品、技术的销售推动型企业……各类企业形态多样、风格各异，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深入研究，而不是用向壁虚构的模型、“回归”洞察作为专业生产者的企业行为，是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人的普遍追求。
国力之基
企业作为专业生产者，是现代社会商品生产、技术研发的主体力量。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决定一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活力，企业群体的质量与竞争力展现了一国经济的竞争力。具有显著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则是一些科技强国凌霸世界的物质力量。
早在企业制度勃兴、大工业蓬勃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时期，集大成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就已高度关注新兴生产组织的巨大力量。在马克思眼中，大工业是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根本性改变社会面貌的力量，先进的“工厂”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讨论了工具与机器的区别，在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中则历史地阐述了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的发展、机器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生产力的历史性飞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两百年多来创造的财富比人类有史以来创造财富的总量还多！
企业制度勃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无数的企业魔幻式发展，无数的企业折戟沉沙，大量的企业登临产业技术颠峰，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硬实力”。
以21世纪初独步全球的美国而言，一大批科技企业处于全球技术支配地位，具有强大的盈利能力，成为其一些政客列“实体企业清单”、推行全球技术凌霸行为的底气所在。
2019年，美国苹果公司、Alphabet、Facebook、英特尔、埃克森美孚、美国电话电报、微软、威瑞森电信、强生、美光、博通、联合健康集团、康卡斯特电信、辉瑞制药、波音公司等的年度经营利润分别为595.31亿美元、307.36亿美元、221.12亿美元、210.53亿美元、208.40亿美元、193.70亿美元、165.71亿美元、155.28亿美元、152.97亿美元、141.35亿美元、122.59亿美元、119.86亿美元、117.31亿美元、111.53亿美元和104.60亿美元，作为年度最赚钱企业的苹果公司更是技术、盈利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名企业。这些企业靓丽的经营成绩单，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的“硬实力”。
全球一流企业在社会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那些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市场和技术支配地位的企业，通常拥有特殊的“企业霸权”，为一些国家发动所谓的贸易战、技术战提供了便利条件。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美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产值的全球占比达到53%，尤其是技术复杂度高、标准统一、通用性强、量大面广的高端通用集成电路产品，美国企业更处于优势地位。其中，在处理器领域，美国英特尔为全球最大的处理器生产厂商，全球占比超过90%（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140亿美元，中国市场占其总体市场的24%左右）。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领域，美国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全球占比超过90%。FPGA产品对集成电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非常重要，若FPGA技术完全被封锁，对需用FPGA进行研发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大量使用FPGA的通信、数据中心、人工智能领域企业会产生深度影响。在AD/DA(模数/数模转换)领域，美国占据全球优势地位，市场占比在70%左右。在高速AD/DA芯片、时钟芯片、高精度传感、射频芯片等领域，美国企业技术优势更为明显，部分产品、技术对中国长期禁运。目前国内企业在消费级模拟芯片领域已经实现部分中高端产品替代，但工业级模拟芯片产品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在GPU（图形处理器）领域，美国占据全球垄断地位，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英伟达、AMD均来自美国，中国相关产品进口主要来自这两家企业。高端通用芯片的缺乏，对我国信息安全、大数据产业发展等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构成现实掣肘。
企业制度勃兴以来的历史表明，一国是否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决定了其是否具有政治和经济上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能力。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一国企业是否具有技术支配地位，决定了产业链的安全程度。高质量的企业是国力之基，全球一流跨国公司是国家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关系国民长期福祉。
社会生产关系
与马歇尔—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单纯讨论“一个典型的企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厂商理论”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其中集大成的马克思，在高度评价大工业兴起、企业制度勃兴的时代影响的同时，更为关注资本雇佣劳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社会影响，更为关注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
企业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将企业视为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并深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鲜明特色。马克思应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抽象出了“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行为逻辑，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内部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特点。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来，社会群体中可以抽象出“资本家”和“工人”两类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在他的深邃视野中，“一个典型的企业”生产之初，“资本家”需要购买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和工人（可变资本）两类生产要素，工人生产中创造出超过资本雇佣自己成本的“剩余价值”。雇佣劳动是前提，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本质。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等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者通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增加工人单位时间的价值创造量等方式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创造并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个典型的企业”的秘密。在复杂的价值实现过程中，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分享这些剩余价值。马克思透过机器、厂房等资本品形态、功用等的差异，抽象并透彻分析“资本”，得出令人动容的结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在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的，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劳动的关系。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
“一个典型的企业”背后是不同群体的命运变迁
“一个典型的企业”的讨论不应只着眼于专业生产的精巧及技术创新的伟绩，其背后还存在不同群体的命运变迁，折射了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大工业兴起、工厂制度发展、雇佣劳动普遍化，近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带来了社会阶级阶层及社会面貌、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了近代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社会生活。
早在19世纪，号称集大成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就承认，依托雇佣劳动的工厂制度发展得“快而猛，作用是多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机器的使用目的是“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这一“手段”的应用，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引发的后果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广泛应用到机器生产环节、工作日延长、劳动强度加大、机器“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作相对立”并引发了工人损毁机器的运动。
1863年，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预算汇报时坦承：“我几乎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因为“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一个典型的企业”数百年的演变中，技术装备进步的背后，对不同群体社会财富的分配迥然不同，渐次形成了命运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不同命运的民族与国家。这就是企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社会生产关系的讨论导致经济学阵营对立
企业作为历史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相关的讨论不仅引发观点之争，还存在方法论差异，对企业社会生产关系的讨论是引发经济学阵营对立的起点。
古典经济学时期，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部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名著，深刻透彻地指出，通过资本雇佣劳动方式实现企业内“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结合，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需要从复杂的现象洞察本质。马克思并没有粉饰那个时代，对剩余价值——利润的来源、转化等的透彻分析，既提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更说明了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地位、命运的由来。
古典经济学时代围绕商品价值来源、利润分配等问题就出现了激烈的论争，展现了不同阵营经济学家迥异的立场观点及分析特点。马克思对萨伊提出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三位一体的公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恩格斯则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参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从萨伊延袭至马歇尔—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秉持“三位一体的公式”的人们言之谆谆：“一个典型的企业”需要配置资本、土地、劳动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取不同类型的报酬，资本家获得由经营才能产生的利润、地主获得地租、劳动者获得工资，各得其所，公平无欺。这类庸俗的经济学说教，被马克思斥为见表不见里，见物不见人。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影响及立场差异，于此不难窥见一斑。
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经济学中企业要素配置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探讨，广泛涉及剩余价值生产、商品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理论论争背后往往是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诉求。品读经济学中阵营相争的“厂商理论”，需要见表见里、见史见今、见物见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作者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2年第7期「经济随笔」栏目
责任编辑：孙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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