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之商鞅变法！）

卫鞅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之商鞅变法）

秦献公

自战国中期以后,适应兼并战争日益加剧的紧迫需要,列国改革进入高潮。其中,秦国的秦孝公、商鞅变法,内容全面、发展深入、为时长久、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的价值。秦在春秋中叶秦穆公当政之时,已发展为所谓的“西方大国”。但穆公之后的当权者大都不求进取,国势日削。此时,秦国的东邻晋国业已实现了三家分晋的历史转变,与秦接壤的魏国在魏文侯领导下,大兴改革,国富兵强,不断对秦发动进攻。在秦献公即位前,就占领了秦在黄河西岸的大片领土,并设西河郡,由吴起率重兵镇守,迫使秦退守洛水。秦献公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面对严峻形势,开始着手改革内政,以图回升国力,挽救危局。

秦献公的改革主要有四项:

其一,明令废止了秦国历史上长期残存的野蛮的人殉制,有利于缓解君民矛盾;

其二,将对外作战的指挥部从远离前线的雍城(今陕西省风祥县),迁往位于东西交通要道的战略重地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栎阳一带),坚定全国军民的抗敌信心;

其三,正式在首都和各大城邑开辟政府统一管理的市场,发展贸易,活跃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其四,将秦民按五家为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编制起来,载入户籍,平时宜于管理,战时便于参战。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秦国政治局面渐趋稳定,国力亦初步得到恢复。但是,秦献公的种种努力仅仅是使秦国摆脱困境的开始。由于秦自穆公以后积弱太重,所以尽管秦献公兢兢业业改善政治,但他东伐收复失地的夙愿并未能实现,带着一腔遗憾离开了人世。不过,献公当政期间培养了一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太子从而给秦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秦献公死后,21岁的太子渠梁继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之君秦孝公。在献公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秦孝公,比他父亲气魄更大,目标更高。他不仅想使秦国在他这一代根治多年积弱,跃入强国行列,全部收复穆公时代开拓的国土,而且力图秦国各方面走在列国前面,以便有朝一日能一统海内,成就霸业。

在上述思想支配下,孝公一上台就积极求治。一方面,笼络民心,建设军队,安定内政,巩固国防;另方面,高瞻远瞩,以急迫的心情及时下达求贤令,广召人才,图谋改革。在“求贤令”中孝公公开声称,他决心继承先君遗志,振兴秦国,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不仅给予高爵厚禄,而且将分封予土地作封君。在它的感召下,天下人才纷纷西来,改革家商鞅遂于此时应募入秦。

商鞅原是卫国国君的远宗,按照古代确定姓氏的习惯,贵族往往以国或地位、身分为姓,故商鞅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于商,后人便习惯地称其为商鞅。商鞅从小喜好刑名之学(法家学术),志向高远,年轻时为魏国的富强和进步所吸引,前往求学,在魏国公叔座门下作家臣。

当时的魏国,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的改革业绩随处可见可闻,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新鲜事物,这使年轻的商鞅大开眼界。他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用心钻研魏文侯君臣的治国经验,同时注意观察、思考天下大势,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见解。商鞅在魏得不到重用,难酬壮志,公元前361年,商鞅终于来到陌生的秦都栎阳,然后便通过秦廷的宠臣景监,三次求见秦孝公。

商鞅虽从小对各派学说均有涉猎,相当博学。因此,为了试探秦孝公的倾向,前两次求见时,他故意大谈儒家所崇尚的以礼治国、以仁义服天下的“帝道”和“王道”这使急切希望秦国迅速崛起以争雄于天下的孝公十分扫兴。商鞅胸有成竹,请求再见孝公。第三次求见孝公时,商鞅端出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真正主张,孝公的浓厚兴趣。君臣越谈越投机,一连通宵达旦谈了几天都未感疲倦。

商鞅根据对天下大势的观察并总结了东方列国的改革经验,简单说就是以力服人,对内强化君主专制,对外用武力兼并诸侯。酝酿已久的治国王天下之策,也是孝公即位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兴奋地为创造一个雄冠列国的强秦在栎阳宫中彻夜不眠地反复磋商,共同探讨着春秋霸主们和当今强魏的谋霸之术,终于确定了变法图强的根本大计。

第一次变法令

从商鞅任左庶长到秦孝公谢世,两位年轻的政治家同心合力,在秦国推行了为时20余年的社会改革。其中高潮有两次,一次是商鞅作左庶长之后推行第一次变法令,另一次是商鞅被提拔为大良造后推行第二次变法令。

商鞅便于公元前359年下达了第一批变法令。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奖励耕织,发展小生产。商鞅认为,争雄图霸,关键在于有无农战实力,故以“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为变法图强的总方针。上述法令就是在这一总方针所体现的重农原则指导下制定的。

第二,压抑私人工商业。为此,颂布了“致末业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等一系列严厉打击私人工商的法令。

第三,重赏军功,发展武备。为此,制定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等有关新法。

第四,限制旧贵族特权,改造贵族政治。为此,颁布了“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等新制。

第五,建立什伍连坐法,严厉法制。

第二次变法令

十年的实践和成效,增加了秦孝公君臣变法图强的信心。公元前352年,商鞅被提拔为大良造(秦统一前仅次于“封君”的最高爵秩)。公元前350年,秦政府推出了旨在加强已有的变法成果,进一步发展农战实力的第二批变法令。第二批新法在政治方面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迁都咸阳;二是普及县制。第二批新法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改革田制;二是均平赋税;三是统一度量衡。

秦国的巨变

近20年的改革使秦国卸掉了不少沉重的历史包袱,也使秦国很快跟上了时代的大潮流。在改革的推动下,秦国崛起了,而且是后来居上,雄冠诸侯。改革给秦国带来的巨变首先表现在农战实力的迅速发展上。第一批新法实施后,就已“家给人足”“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第二批新法的兑现更促使农业长足进步。全国储存了雄厚的战争资源。战时,秦民闻风而动,积极从军,使秦军的战斗力空前强大。国家不仅很快拥有了强大常备军,而且一旦需要,可运用军功爵制随时召唤出千百万勇士上战场。秦在军事上遂成头等强国。与此同时,改革还使秦国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得到更新。

大批平民出身的事功、军功地主登上秦国的统治舞台。加之县制的普及,地方行政建制的系统化,什伍编户制的确立,使秦的专制主义集权体制较六国发展完备,封建统治力量大为加强。而且“内立法度”,设“什伍连坐法”,清明吏治,严厉法制,使内政稳定,全国秩序井然,步调整齐,专制政治之佳,六国忘尘莫及。

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和武力的强大,秦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短短几年内,秦接连败魏,基本上扭转了自魏文侯改革以来在秦魏关系上秦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与此同时,秦还出师攻韩,夺得数城,将势力插人了韩、魏两国的交界地。

此时,第二批新法业已奏效,秦国的进步已为天下刮目相看。秦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强盛,也使商鞅青云直上,获得空前的权势和地位。孝公死后,太子泗继位,是为秦惠王。最高当权者的这一更替立刻使秦朝廷的人事安排面临新的选择。惠王作太子时,商鞅曾依法恶惩过他的老师,这种隔阂使双方的关系素来不密。商鞅自度不会再受重用,便在惠王即位不久自请告归。但事情已经晚了。旧贵族抢先一步,诬告商鞅要造反,惠王本来就对商鞅抱有成见,再受这种舆论的影响,于是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闻讯逃亡,却在秦国找不到可以潜藏的地方,因为民众如果收留了他被发现了便要连坐,所以没有人敢于收容商鞅。面对“作法自毙”的困境,商鞅既感慨又无奈,只得逃往邻近的魏国。而魏国因为记恨商鞅之前帮助秦国打败魏国，故不仅不肯收留,反而将其送回秦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表示自己忠于秦国而绝无谋反之意,商鞅回到自己的封地于商。但惠王不买商鞅的帐,将其捕获,然后处之以极刑——车裂,并将其全家族灭。一位使秦国命运发生由弱转强巨大变化的改革家,竟落得死而不得全尸的悲惨下场!

秦惠王除掉了商鞅,但对他推行的新法却奉行不替,因为大量事实业已证明,新法可以给秦带来富强,而这是秦惠王绝对需要的。不仅惠王需要,他的后继者同样欢迎。所以孝公、商鞅身后,改革成果得以巩固,新法得以承继发展。经惠王到昭王几代经营,至秦始皇即位以并天下。商鞅本人固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确是成功了。商鞅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定位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