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伤寒论（浅谈张仲景与《伤寒论》）
张仲景伤寒论（浅谈张仲景与《伤寒论》）
北宋时，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荆南节度使高继冲就将家藏的《伤寒论》编录进上，起初被收载于《太平圣惠方》中；治平二年，校正医书局林亿辈以高继冲本为基础校修了《伤寒论》；治平三年，又校修了《伤寒论》的表里本《金匮玉函经》；根据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又将中、下卷校修为《金匮要略》，而且都署名为汉·张机；因此，张仲景就被北宋以后的儒医们逐渐公认为“医圣”了！而唐·甘伯宗在《名医录》中所谓的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也被后人们广泛认同了。但是，根据与张仲景和《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关的史料发现，其实与历史真相差距很大！
一、张仲景是《汤液经法》的一个杰出传人，并非传说中的“长沙太守”
在《三国志》中，陈寿为华佗立传而无张仲景；至南北朝时，宋·范晔在《后汉书》，也只是在《何顒别传》中提及张仲景以“总角谒何顒”，何顒说：“君用思精，韵不高，后必为良医”；可见，当时张仲景已开始学医了；但也不能排除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对张仲景的推崇，范晔因势而为的可能！张仲景显于史书，也就仅此而已。可见，唐·甘伯宗在《名医录》中，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多是附会之辞！因为张仲景若真的是长沙太守，而且医术又好，即使《三国志》无传，但《后汉书》绝不会如此记载！而林亿辈的《伤寒论·序》，明显是摘录了皇甫谧和甘伯宗的文章；致于明·李濂的《张机补传》和清·陆九芝的《补后汉书张机传》，因距汉已久远了，所以可信度都不太高！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至南北朝时，梁·陶弘景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又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教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皇甫谧、陶弘景都是当时的名人名医，而且去汉不远；再结合高本、孙思邈本《伤寒论》以及《脉经·卷七》的内容可知：张仲景“论广《汤液》”，应该确真无疑！
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河南南阳张氏为豪门望族，张仲景虽未显于朝野，但读书、识字、学医却非常可能；在东汉后期瘟疫横行时，张仲景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将《汤液经法》加以论广并书之于竹简，也合情合理！因此，张仲景就是《汤液经法》的一个杰出的传人，并非传说中的“长沙太守”。
二、王叔和在搜采“仲景遗论”时，将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撰次为一本《伤寒论》了在品读《伤寒论》的条文时，不难发现：有些条文意义不完整，有些条文意义不连贯，有些条文明显就是错简了；可见，王叔和在发现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时，已脱简无疑了！根据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与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再参考高本、孙思邈本《伤寒论》以及《脉经·卷七》的内容可知：张仲景的“论广《汤液》”，应该是以医案形式大段落出现的、主要演绎《汤液经法》中二旦、四神大小十二方证与纠正失治、误治的一个小册子；因为王叔和没有搞清楚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与医经家的三阴三阳六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以为张仲景也是论治伤寒热病的，所以在撰次“仲景遗论”时，就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用条文形式撰次的“仲景遗论”，割裂了张仲景“论广《汤液》”原本体系。
2、对脱简的原文，除了错简外，还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完善，导致文义多不相属。
3、对未脱简的原文，基本上都进行了修饰，个别条文还增加了脉象；尤其是用脉象解释病理，明显是将本末关系搞颠倒了！
4、搜采了其他经方家治疗伤寒热病的不少的经验方证，不仅多数方证都不太严谨，而且还让后人误认为张仲景就是论治伤寒热病的！
5、不但大量搜集了医经家关于伤寒热病的华而不实的空论，而且还将自己对伤寒热病的认识与即时的感悟穿插于条文之中，掩盖了张仲景的“论广《汤液》”的本质，将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撰次为一本专治伤寒热病的《伤寒论》了。
因此，王叔和既是张仲景“论广《汤液》”的发扬者，同时也是第一个误解和搞乱者！
三、林亿辈在校修《伤寒论》时，不仅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而且又进一步将《伤寒论》狭义化了
北宋时，林亿辈以高本为基础校修《伤寒论》，可以参考的书籍只有孙本《伤寒论》和《脉经·卷七》的内容；因为高本《伤寒论》“文理舛错、辨证不伦”，所以孙本就现得格外重要了；而且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也都未再发现他们当时还有其它版本可供参考。致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陆续发现的桂林本、长沙本《伤寒杂病论》及涪陵本《伤寒论》，根据其内容都是后世伪作！若将《伤寒论》与高本、孙本《伤寒论》以及《脉经·卷七》的内容比较，就不难发现：
1、“《伤寒卒病论》集”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
林亿辈在《伤寒论·序》中引《针灸甲乙经·序》，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论述的非常清楚。但是，在“《伤寒卒病论》集”中却有：“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明显就是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搞错了。而且所谓的“伤寒卒病论”，最早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有“《伤寒卒病论》十卷”的记载，与这里的“《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但卷数不合，而且“杂”与“卒”的意义也不同！
另外，此“集”的第一段韵味十足，明显就是魏晋时的文风；而且与《后汉书·何顒别传》和《名医录》中所谓的张仲景“韵不高”、“其言精而奥”也不相符，所以不可能是张仲景所为！第三段在《千金方》中就有意义相似的文字，这分明是作者模仿了孙思邈的文章。尤其是此“集”以张仲景的身份而作，至今很多人仍误于其中，甚至有人还是研究《伤寒论》的专家！
2、林亿辈编撰了“辨脉法第一”与“平脉法第二”
在高本《伤寒论》中有“伤寒脉候”一节，林亿辈可能是受此启发编撰了“辨脉法第一”与“平脉法第二”两节；根据其中的内容，多是根据《素问》、《脉经》、《千金》等古医籍编撰而成，无非是为了强调诊脉的重要性！
3、“伤寒例第三”是林亿辈仿《千金方》所作
在高本《伤寒论》中，有“伤寒叙”和“伤寒受病日数第次病证”两节；而在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又有“伤寒例”一节，林亿辈也可能是因此编撰“伤寒例第三”；其中摘录的《素问·热论》中两感伤寒、经络传变的内容，严重影响了后人对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的正确认识；尤其是将《外台》第一篇中的“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夹杂于《伤寒例》中，让后人误以为《伤寒例第三》是王叔和所作。
4、“辨痓、湿、暍脉证第四”本是太阳篇的内容
“辨痓、湿、暍脉证”，在高本《伤寒论》中没有相关的内容；孙本《伤寒论》则是在“太阳病用桂枝汤第一”中，开篇“论曰：伤寒与痓病、湿病及热暍相滥，故叙而论之”。在《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的“辨痓、湿、暍脉证”中，开篇也有：“伤寒所致太阳病痓、湿、暍此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所以不难看出：王叔和在撰次“仲景遗论”时，痓、湿、暍三病是太阳篇的内容。孙思邈认为《伤寒论》是治疗伤寒的，虽然痓、湿、暍三病与伤寒混在一起不妥，但还是按原文“叙而论之”了；林亿辈虽然认为“宜应别论”，但又“以为与伤寒相似”，所以在《伤寒论》中又另立章节了。由此可见，张仲景在“论广《汤液》”的太阳篇有伤寒、中风、湿与暍四个类型，论述的是广义伤寒，并非后世所谓的狭义伤寒！
5、林亿辈篡改了三阴三阳六病篇的题目
在《伤寒论》中，六病篇题目都是“辨ＸＸ病脉证并治”，但孙本是“ＸＸ病状”，高本是“辨ＸＸ病形证”，而《金匮玉函经》与高本相同。王叔和在《脉经·序》中说过：“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可见，王叔和在撰次“仲景遗论”时，六病篇题目应该是：“辨ＸＸ病形证”。题目虽然只是个标识，但通过这个标识可以看出：张仲景在诊疗疾病时，注重的是“形证”，并非林亿辈所谓的“脉证”；虽是一字之差，但导向却迥异！
6、太阳篇中的第一条是林亿辈新组合的条文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后人都称之为太阳病的题纲。但相关的条文，在高本《伤寒论》中是：“太阳为病，头痛项强而恶寒，其脉浮数，宜桂枝汤”。在孙本《伤寒论》中则是两个独立的条文：“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与“太阳病，其脉浮”；在《金匮玉函经》中与孙本相同。这应该是林亿辈将“痓、湿、暍”三病从太阳病篇移出后，将两条合并为太阳病的题纲了；但条文只包涵了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的部分脉证，明显是有问题的！
7、太阳病中的第六条是林亿辈新校入的条文
太阳病中第六条，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中都没有相关的内容；在《脉经·卷七》“病不可发汗病第一”中，虽有“风温”一词，但与这条的意义并非相同。这条多数注家都是随文释义，虽然有个别注家也提到了阳明病，也并非理直气壮，而且对冒以太阳病的错误只字不提；更有一些注家，以此来炫耀《伤寒论》同样可以治温病，认为太阳病包括伤寒、中风、温病；还有一些注家，将这条作为《伤寒论》只能治伤寒，不能治温病的依据，又进一步将《伤寒论》狭义化了。
8、二十九、三十条也是林亿辈新校入的条文
太阳病中的第三十条从文义上看，应该是对二十九条进行的阐释；但是，二十九条方证不对应，三十条象梦语一样颠三倒四。林亿辈竟将这样的条文校入《伤寒论》中，说明了他们对《伤寒论》的认识也非常有限！
9、关于“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
在《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的“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开篇即言：“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这段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上都没有相关的文字，应该是林亿辈以王叔和身份所作。但王叔和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明显是因为不理解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理论，对所搜采的其他经方家和医经家的个别条文，以及自己对治疗伤寒的某些认识，不知该置于何篇，于是就“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他认为“此易见也”。
以上九条，也只是大致分析了林亿辈在校修《伤寒论》时所出现的明显错误，尤其是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
四、《金匮要略》根本就不是张仲景的个人著作
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校正医书局林亿辈误认为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并“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去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有方而无证，救急治病其有未备”；“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方”；“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即《金匮要略》，并署名汉·张机。
但是，只要将《金匮要略》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脉经》卷七、八、九和西汉经方十一家的目录比较一下就知道：
1、翰林学士王洙于蠢简中所见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明显是有人将王叔和《脉经》卷七、八、九又独立成书了；《金匮要略》只是将《金匮玉函要略方》中、下两卷的章节稍作调整后，前面附上了从《难经》、《伤寒论》、《千金》、《外台》等中医学古医籍中摘录的文章片段，组成了“脏腑经络先后病第一”；另外，还从《千金》《外台》上选择了一些类似的经验方证，附于部分篇章之末。
2、《脉经》卷八、九汇集的是魏以前，包括西汉经方家十一家中治疗杂病与妇人、小儿病的经验方证，以及医经家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其实，王叔和在《脉经·序》中讲得很清楚：“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
因此，《金匮要略》根本不是张仲景的个人著作，而宋本《伤寒论》也远非张仲景的“论广《汤液》”了，林忆辈在“《伤寒卒病论》集”中所谓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与《金匮要略·序》中所谓的“《伤寒卒病论》十六卷”，纯粹都是无稽之谈！
在中医界公认的现存最早的古籍《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病有远近，证有中外”；但这是唐·王冰补入的内容，所以其写作的具体时间尚不能确定。在宋本《伤寒论》中，虽然各篇的题目均为《辨XX病脉证并治》，但据高继冲本与孙思邈本《伤寒论》，再参考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与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可以确定：这是林亿、孙奇辈所为。在《伤寒论》的条文中，虽然也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但据《伤寒论》的条文与王叔和《脉经·序》中的“仲景明审，亦候形证”可知：张仲景在诊疗疾病时，注重的是“形证”，并非“脉证”；另外，在《脉经·序》还有“声色证候”说。在托名华佗的《中藏经·论五脏六腑寒热虚实死生顺逆之法》中，有“形证脉气”一说；在唐·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中，有“证候”一说；在宋·陈无择的《三因极病证方论》中，有“五科者，脉、病、证、治及其所因”；元·朱丹溪的门人在总结其临床经验时，将汇编而成书籍直接命名为《脉因证治》。直到明清时，明·周之干在《慎斋遗书》中，才提出了“辨证施治”；清·徐大椿的在《伤寒类方》中，也提出了“见症施治”；清·章虚谷在《医门棒喝·论景岳全书》中，才提出了“辨证论治”；但同时还有“辨别论治”、“辨证论方”、“论证立法”等，而且“辨证论治”在书中也仅出现了一次。
另外，在明清的一些医书中，虽然已有人将“症”与“证”开始通用了，但“症”字在《康熙字典》中却并未收载；直到解放以后，“症”与“症状”才同时出现在各种字典中了。在解放以前，“证”即证据，以一个有关联症状集合为表现形式，因此也称之为“证候”；所谓“证”、“证候”与“症”，其实都是指“症状”；若将“证”字加以限定，就变为一组特定症状了，例如“药证”、“方证”。在汉唐时，由于都是用经验方治疗疾病，所以其诊疗方法就是“辨方证”；从北宋开始，因为一些儒医开始用《内经》中的理论指导临床，因此就出现了先“论证立法”，再自拟处方的治疗方法。
1955年2月时，中医理论家、教育家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上发表的《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中，又正式提出了“辨证论治”一说；两个月后，又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开篇就说“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所以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书数十篇，无不冠以“病脉证并治”或“病脉证治”的题目。但中医的证候绝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完全是施治的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殊非诊断治疗的关键”。在当年6月，任应秋先生的学生方药中在《试讨论“中医治疗体系”中的几点基本认识》中说：“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上主要是划分症候和症状群的类型，然后再依据不同的症候类型结合机体个别的具体情况作各种治疗，这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1957年，中医泰斗秦伯未先生在《江苏中医》上发表了《中医“辨证论治”概述》一文，也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一个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基本精神就是辨证论治，《伤寒论》篇首的标题都作‘辨XX病脉证并治’，《金匱要略》也作‘辨XX病脉证并治’可以理解”。从此“辨证论治”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得到全国中医界人士较为广泛的认同了！
但是，宋本《伤寒论》已远非张仲景的“论广《汤液》”，《金匱要略》也并非张仲景的个人著作；而张仲景的诊疗方法是：先辨六病、再辨方证，而“方证”，是某个处方所治疗疾病的症状与体征的集合，并非症候和症状群的类型。第二，任应秋、秦伯未先生只是泛泛而谈，只有方药中先生是对辨证论治作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但三者的认识其实并非一致。任应秋先生所谓的“中医的证候绝不同于西医的症状”，可事实上中医的证候正是西医所谓的症状与体征，而且也就是中医“施治的用药的标准”，反而是西医需要进一步寻找所谓的病因，否则就是对症治疗。第三，方药中先生对“辨证论治”中“论治”定义比较模糊，根据其医案应该是：先定治则，再论方药；另外，症状本身就是人体与疾病斗争或人体结构生理异常的表现，因此“人体个别的具体情况”实已包含其中，所以根本就没必要再考虑了！
在全国中医统编教材中，“辨证论治”最初于二版教材《中医诊断学讲义》的“诊法运用”的小结中，而且也仅是出现过一次；直到1974年出版的四版教材《中医学基础》中，才正式将“辨证论治”作为了中医的特色之一。“所谓‘辨证’,就是分析、辨别、认识疾病的证候；‘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在这个定义中，“辨证”是辨“证候”，不是现在所谓的“证候的类型”；但“论治”却是“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辨证”与“论治”不是一个层次。现在的“辨证论治”就是在传统的“辨证论方”之间插入了“辨证型”与“立治则”两个环节，从表面上更具有概括性了；其实是将中医的诊疗彻底统一为单纯的思辨医学的方法了！据亲身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名老中医的回忆：把各种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在党的政策鼓舞下做出的一项贡献。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根据先秦、两汉时与中医有关的史料和考古文献可知：在秦汉之际，中医仍处于零散的经验积累状态。西汉时统一、稳定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中医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西汉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医的经验医学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西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时，将医书分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其中，医经家是原人血脉经络、阴阳表里，用针石汤火等外治法治疗疾病；而经方家则是根据中草药的性味与所主症状，以积累的经验方通过内服汤药治疗疾病。东汉则是医经家的脏腑经络学说与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形成的时期。
在东汉中期时，当班固撰次、章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逐渐成为人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后，医经家就在“天人相应”“人副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以西汉末年医经七家的针灸经验和对人体的认识为基础、撰次为三位一体的《针经》、《素问》与《难经》了；他们“以天喻人”，根据人体脏器的藏、泻关系，类比“地五天六”统一了五藏六府和奇恒之府，然后将人体的五藏与四时五行类比，以人体解剖时肉眼可见的生理功能，加上四时五行的物理属性作为五藏的功能，组成了一个五藏相生相克的藏象系统；又将人体的经脉与大地上的河流类比，在西汉初时十一经脉的基础上演化为十二经脉，推想出一个人体五藏六腑与十二经脉环道相连的气血循环的人体结构生理模型，即现在所谓的“脏腑经络学说”，为医经家针灸时，避开五脏六腑、循经取穴治疗疾病，以及生理与病机方面的解释提供了支持，走上了“天人医学”之路。
在东汉后期时，张仲景师式西汉成帝时的《汤液经法》，在《汤液》以方位命名、分类应用经方的基础上，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所发生的部位不同、以及所反映出的人体机能的亢奋与否，归纳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疾病分类方法，即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为经方家在不知道人体结构生理、病机病因的情况下，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正确应用经验方证制定了一套操作规范。可惜张仲景的“论广《汤液》”，经王叔和撰次后，就沦落为一本专治伤寒的《伤寒论》了；经北宋林亿辈校修后，不但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而且又进一步将《伤寒论》狭义化了，以致后世真正能理解张仲景旨趣者少之又少！但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千金翼方》与《外台秘要》就不难发现：在汉唐之际，医经家与经方家就像现在的中医与西医一样，虽然都是为人治病，但是两个不同的诊疗体系。
到了两宋时，因为朝廷重文抑武、重视医药，所以医生的社会地位就被提高了；尤其是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言论，更是为落地学子和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们找到了归宿，因此儒医便诞生了。因为理学的影响，他们“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所以就开始用本为针灸提供理论基础的《素问》、《针经》包括《难经》中的知识注解《伤寒论》，因为对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错误解读，导致了温燥之剂滥行于世；特别是朝廷设立的和剂局编撰并出版的《和剂局方》，不仅扩大了一些经方的方证范围，而且还将不少汤剂变为煮散，因此改变了这些经方的用量，以致出现了方不治病的怪象。因为从北宋开始整个朝野都非常迷信五运六气，所以到了宋金时以张元素为代表的一些儒医们、就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咎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于是他们就逐渐抛弃了汉唐千余年的经方医学，一本岐黄之术，走上思辨医学的歧途了！
清·《四库全书》中说：医分于金元。其实就是这些儒医们，也因为“天人相应”、“人附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将东汉医经家“以天喻人”，类比而来的“脏腑经络学说”，当作人体真实的结构生理对待了。在医疗实践中，他们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用这个“天人模型”通过司外揣内，广泛思辨推测人体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描述中药的功能归经、指导处方用药；其实与人体真正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相去甚远！因此清·王清任才会《医林改错》，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条件，也只可能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有所提高，对人体生理的认识不会有什么突破！尤其是用《素问》从自然界观察而来的物理的对抗性原则治疗人体疾病，很多都不符合人体自然的祛病机能，反而与西医的对抗性疗法非常相似，所以临床疗效根本就不能与经方相提并论！
但令人庆幸的是：北宋以后的儒医们尽管开创了思辨医学，但研究《伤寒论》者仍大有人在，虽然他们也用《素问》、《针经》中的理论解读《伤寒论》，但在临床诊疗疾病时，仍然是“辨方证”；而且多数专业的医生还是师带徒，他们跟师学习的都是临床诊疗疾病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只有个别文化程度较高者或儒生学医，才学习《素问》、《灵枢》或其他各家的理论知识！可令人遗憾的是：解放以后，中医的顶层设计者与教材的编写者根本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使它科学化”！在整个中医界对中医诊疗疾病的真谛与中医理论的实质还没有一个理性的、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就抛弃了传统的中医教材与师承方法，以北宋以后儒医们开创的思辨医学为主要内容、模仿西医的教材模式编写起了统编教材；将《素问》与《灵枢》中的“脏腑经络学说”撰次成了中医的人体结构生理学，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确立为中医的基本特色，尤其是从四版教材开始又将各家学说“统战”为一个辨证体系，其实是将整个中医界引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单纯的思辨医学时代了！像“病因辨证”、“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这些建立在“脏腑经络学说”基础上的辨证方法，其实是在辨别几个分类混乱、名实不符的症状群而已。即使“八纲辨证”中的“阴阳”，在《伤寒论》中是指病人的机能反应亢奋与否，并非现在所谓八纲中的总纲，所以明·张景岳称之为“两纲六要”；而“虚实”从字面看似一对阴阳，其实根本就不是；“表里”虽然是一对阴阳，但对人体来说，还有“半表半里”（其实是非表非里，联系人体表里的心血管系统），因此称之为“两纲七要”才准确。致于“六经辨证”，根本就不是指《内经》中六经病的症状，而是《伤寒论》中六病的症状，所以称为“六病辨证”才正确；但对张仲景来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分类，六病之后再“辨方证”，才是他诊疗疾病的关键！
其实，中医治疗疾病的真谛就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经无数病人反复实验而来的经验方证。一个经验方证就是一个定理，只要方证对应，其效如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解释的方法可能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甚至改变，但疗效却始终如一！正如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先生所言：“《伤寒》、《金匮》，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之实验学术，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真祛疾之利器”。“唐代《千金》、《外台》诸书，其质朴之学，实用之方，直上接仲景，果能用之相当，亦有如桴鼓之效”；故“益坚信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的思辨医学，更非现在所谓的辨证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