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鉴赏（玉器的鉴定和研究）
玉石鉴赏（玉器的鉴定和研究）
时至今日，古玩收藏中，最具有争议的就是应该属于“鉴定”了，
虽然科学考古和博物馆的展示实物对古代玉器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但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以前的旧记录，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详实数据。
考古挖掘只能让我们了解“玉器”这件实物的物体尺寸和体表状态，但历史的文献资料和记录可以让我们从古人的角度了解当时的制造背景和当时使用玉器的“人”，尤其是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这数百年中，玉器不再大量用于陪葬的时候，文字资料便显得更加珍贵。
最后要强调的是，古代的文字资料往往出发点就是收藏家的个人喜好。在“有需求必有供给”的原则下，同一时代的玉匠会制造出什么类型的玉器或赝品，自然有直接的关系。
从第十世纪到十九世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能够传承下来的以玉为主题的书籍屈指可数。其中有四本是带有插图的目录。
最早的一本是《考古图》，共十卷，公元1092年完成，其中一卷记载了李公麟(1049 --1106年)收藏的玉器。
第二本是《古玉图》，它原是一幅手卷，完成于公元1341年，到了明代被印刷成书本行世。
第三本是《古玉图谱》，一百卷，公元1779年之后出版，传说是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藏的玉器的目录。
第四本是《古玉图考》，上下两册，公元1889年出版，作者吴大徵(1835--1902年)。
这本书影响力最大，国内外研究中国古玉的学者和收藏家几乎无人不知。
除了这四本书外，很多有关古董的文章和笔记都会提到“古玉”。
一般来说，国人对“新玉”的兴趣远远逊于“古玉”。
再者，“古玉”这个概念很笼统。无论是只有百多年历史的玉器，还是有数千年历史的玉器，皆归入“古玉”范围。
20世纪之前，“新石器时代”或“史前时代”的说法并不存在。
常见的术语是“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
人们惯用这些名词笼统地表达“远古时代”这个观念。
现代学者大致同意，国人对古玉的研究始于宋代，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性的。
第一项成果见于聂崇义的《三礼图》，公元962年完成。
聂崇义参考了古文献后，绘制了祭祀天地，及其他重要礼仪中所用器皿的样式，其中包括《周礼》一书提到的“六瑞”和“六器”。
过了二百余年，即公元1175年这本有关国家礼仪的书出现了印刷版本。
可见当时人们对古器物和古玉的兴趣浓厚，引致对这类书籍的需求呈上升的趋势。
北宋晚期，宋朝廷上至皇帝，下至官员都成了热衷的古董收藏家。
古时的陪葬品如青铜器和玉器，无论是农民耕地时发现的，还是盗墓者非法挖掘的，都进入了皇家的内库，或古器物学者的私人收藏。
李公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可以说是有系统地编制收藏目录的先驱。
他编纂了一个目录，记载了他收集到的58件古青铜器和16件古玉器。
每一件器物，他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器物的尺寸、重量、购自何地等等。证明以前的收藏家也是这样一套路数。
最重要的是，他还描绘了器物的形状、临摹了铭文。
李公麟的目录现已佚失。幸而他的收藏被他的同辈吕大临(1046--1092年)收录在另一本书，即《考古图》之中。
吕大临编写完《考古图》后不久便去世了。
他的书基本上以李公麟的目录为蓝本。书中第八卷所载的14件玉器，全是李公麟的藏品。
这14件玉器，对研究古玉的后人有两层重大意义。
首先，它们是“真实”的器物，不像《三礼图》中，是聂崇义凭忖测描绘出来的图像。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代表了当时古董市场上的情况。
这14件玉器包括一件玉琥(李公麟称它为“虎符”)、三件剑饰、一块玉壁、两个带钩、一个耳杯和六件不同形状的玉佩。
告诉我们在一千年前，古玉数量也不是很多，是不是让我们现在有些收藏“大家”汗颜，那种动辄一屋子，随手一个抽屉全部都是的“古玉”情何以堪呢？
李公麟所藏的这十四件古玉，单从形制判断，没有一件早于东周时期。
跟所有的儒家学者一样，李公麟最感兴趣的是“六器”，但他只有一块玉璧和一件玉琥。
其他“四器”如玉琮、玉圭、玉璋、玉璜均付阏如。
由此可见他的玉器收藏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而不是完全出于主观选择。
收集古董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活动，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机缘和巧合因素。
李公麟纵使饱学博闻，若当时没有琮圭璋璜出土，他的庋藏也就不会有那些品种。
故此，古董市场上有什么货色流通，是极重要的客观条件，直接地影响后人对古时物质文化的了解。
《考古图》之后，是《云烟过眼录》。那是一部随笔性质的著作。作者周密(1232--约1298年)， 曾在宋朝为官。公元1279年元朝成立，周密隐居不仕，专心写作。
他对各式各样的古董，包括玉器，都非常狂热。
他拥有一批古董，可能数量不是很大。但是他对自己见过的每一件书画、青铜、玉器都做了很详细的笔记，编集成《云烟过眼录》一书。
就是在这本书里，记载了第一个关于玉赝品的故事:
“刘浙漕伯益所藏苍玉符，长可一尺阔三寸厚以半寸许。两傍作双螭，中碾七篆字云玄孙似文治水圣。彼以为禹治水符甚珍之。余则以为伪物也·····且三代当作钟鼎文，乃作小篆。刻亦不工不足奇也。”
刘伯益并不是唯一的书痴。在他之前，聂崇义也是将古文献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显然，南宋时有甚多文人相信“元圭锡禹”的传说。
大意是大禹治水有功，获赐玉圭。因为相信这传说的人多，玉匠们见有机可乘，便制造了“大禹治水符”(圭和符的形状差不多)。
刘伯益天真地以为他买到了一件夏朝古玉。周密比较细心，看出文字上的破绽，指出小篆在夏朝还未发明。
严格来说，刘伯益那个玉牌不是赝品。
因为它不是模仿一件真品。它只能算是一件“无中生有"的臆造之物，是投机取巧的玉匠造出来骗人的。
周密把他见过的古董用文字记载了下来。画家朱德润则利用自己的绘画技巧，把曾经看到的玉器描绘下来。他在公元1341年创作了一幅10尺长的手卷，上面画了26件玉器。
他仿效《考古图》的格式，对每件玉器都作了简短的文字介绍。由于那些玉器都不是他自己的藏品，他不知道它们购自何地，只能提供物主的名字。
朱德润把这幅手卷命名为《古玉图》，表示他认为图中所有玉器都是古旧的。
他的文字介绍往往提到“色如赤瞒而内质莹白”、“古色如红枣”、“黑古澜斑”、“有水银色”等。其他判定古玉的标准还包括“雕缕古朴”。“有土花亏蚀处”和“文藻磨蚀怠尽”。
从今日的角度看来，这些标准显然过于主观而不够科学性。但另一方面，朱德润似乎在说，新玉不会有古红色，新玉的做工也和古玉明显地不一样。
《古玉图》中值得注意的一项是“蚩尤环”，环上琢有五个介乎虫与兽之间的动物的形象。
蚩尤是传说中曾跟轩辕黄帝作战的一个部落首领，被轩辕黄帝击败。
出现在《古玉图》中的蚩尤环，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玉环非常相似。
另一个刻着同类图形的玉环，在1987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瑶山。
其实，环上雕刻的动物是不是蚩尤并不重要。
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蚩尤环，是否就是《古玉图》中那一件，是个有趣的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在元代，史前玉器已开始零星地在古董市场出现。
收藏家有可能将新玉误认为古玉，但不会面对古玉而看不出来。
朱德润之前没有人提过“蚩尤环”这回事。既然没人提，那就不会有仿制品，故可推断他看到的是真正的古玉。
对比一下李公麟和朱德润所写的阐说，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鉴赏家，他们对玉器的理解和关心的问题并不一样。
李公麟从没觉得需要解释为什么他把自己的14件玉器称为“古玉”。
北宋时没有人随身佩剑，玉剑饰自然是古时器物。
水苍佩、玉蟠螭等饰物也不是当时流行的样式。
故而李公麟认为他的玉器是一件可望而知的古物。
他所关心的是通过古籍如 《周礼》、《诗经》等，来考证那些玉器的用法。
这些古代收藏家通过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并将个人的藏品图样画了下来，延续至今，不仅让我们后人了解了古人的收藏环境和理念，也对玉文化的传承更多了一份资料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