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一篇文章竟能加速蜀汉的亡国，《仇国论》到底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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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在经历长期的诸侯混战后大体上呈现出三分的态势。其中，最为强大的曹魏是由魏文帝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出皇位后建立，后来继承自曹魏的西晋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便尊奉曹魏为正统。曹魏建立的次年，身为汉室宗亲的刘备也登基称帝，并沿用“汉”作为国号。

众所周知，刘备一直以兴复汉室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继承其遗志的诸葛亮也为了克复中原多次发动北伐，最终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正因如此，虽然实力较为弱小，但许多人都认为蜀汉才是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然而，蜀汉灭亡前夕一篇名为《仇国论》的文章却被认为迅速瓦解了蜀汉政权赖以维系的正统性，并加速了其灭亡。那么，这篇不足六百字的文章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延熙二十年（257），蜀汉中散大夫谯周在与尚书令陈祗讨论北伐利害后将二人观点写成了《仇国论》，并引发巨大反响。提到谯周，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他的弟子可谓大名鼎鼎，那便是官修史书《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另外，在邓艾兵临城下时，也是谯周力劝刘禅投降，这才导致耗费昭烈帝刘备毕生心血才得以建立的蜀汉政权仅仅面对邓艾的两千兵马就主动放弃抵抗走向了灭亡。

在《仇国论》中，谯周虚构了两个国家，即强大的肇建之国和弱小的因余之国。肇建、因余两国互相敌视，彼此之间征伐不断，此时因余国内一位“高贤卿”询问“伏愚子”，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应该如何击败对手。

对此，伏愚子的回答是：“吾闻之，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伏愚子举出周文王、越王勾践的例子，认为强国往往因傲慢而固步自封，弱国则反而能够因为外患不断自我提升。

高贤卿并不认同伏愚子的观点，他指出，当年楚汉争霸，更加强大的项羽本打算划分楚河汉界停止战争，但张良认为民众一旦习惯了被项羽统治，日后再想劝说他们归顺汉朝就困难了，于是劝说刘邦坚持战斗。最终，刘邦击败项羽，这才建立了统一的大汉王朝。如此看来，因余国不该效仿周文王，而是应该坚持对肇建国用兵。

伏愚子不以为然，而是继续补充道，商、周之时统治者采取分封制，大小诸侯国林立，那种情况下哪怕是汉高祖刘邦也无法轻易统一天下。直到秦朝统一后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百姓才逐渐放弃了对各自诸侯国的认同感。秦朝末年，天下间纷争不断，百姓随波逐流，都下意识追随更为强大的军阀，因此刘邦才需要争分夺秒扩张领土，否则东方百姓就都会成为项羽的坚定支持者。

依伏愚子之见，如今肇建、因余之间的形势不似秦朝末年，反而更像战国时期。因此，这时该效仿周文王养精蓄锐，而非汉高祖速战速决。如果盲目与肇建之国作战，只会导致百姓疲惫，从而逐渐心生不满，到时因余之国反而可能自行瓦解。有谚语说道：“射幸数跌，不如审发。”也就是如果射好几次都没射中，不如谨慎一点，先好好检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综上所述，伏愚子总结道，智者不会因为微小的利益就改变目标，不会随心所欲改变步调，而是等到时机成熟再行动。正因重视百姓、审时度势，商汤和周武王才能够不战而胜，轻松推翻夏桀、商纣。如果当年的商汤、周武王只知道穷兵黩武，那么哪怕是伊尹、姜尚辅佐也没法成功。

显然，强大的肇建之国隐喻的就是曹魏，而弱小的因余之国则是暗指蜀汉。在文章中，谯周借伏愚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虽自称愚者，但其态度高傲自信，显然只是假意谦虚。与“伏愚子”对应的“高贤卿”尽管名字高尚贤明，但其观点被伏愚子充分反驳，这显然是谯周用来代指朝中以陈祗、姜维为首主战派的角色。

谯周的观点一言以蔽之，那便是不该继续大张旗鼓地北伐，而是应当与民休养生息，否则一味征战不但战场上无法击败曹魏，还会消耗大量民力财力。客观来说，谯周之言并非没有道理，但由于和曹魏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对于当时的蜀汉政权而言拖延越久就只会导致双方实力差距越大。这便是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说的：“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蜀汉政权存在的依据就是击败曹魏、兴复汉室。谯周认为应当维持割据，不再主动向曹魏出兵，这就会导致蜀汉直接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从而沦为一个彻底的割据政权。可悲的是，谯周写下《仇国论》后不但没有遭到批判，还得到了晋升，可见当时有许多人赞成其观点。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面对兵临城下的敌军，蜀汉朝廷内许多大臣都认为没有必要再做抵抗，后主刘禅也依从这些人的意见选择了投降。倘若刘备、诸葛亮等人泉下有知，见蜀汉如此草率便走向灭亡，不知会做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