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蜀学之魁”吕陶：宦海沉浮不堕志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封面新闻的《“蜀学之魁”吕陶：宦海沉浮不堕志》，希望大家喜欢。
“蜀学之魁”吕陶：宦海沉浮不堕志
吕陶《净德集》清刻本。
吕陶《净德集》清刻本内页。
□文/图贾登荣
他，24岁高中进士后便步入政坛，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等五朝；他，无论是在地方为官，还是在中央政权任职，都恪守初心，有理想，有担当；他，历经官场50余年，始终保持性格耿直、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高尚品格；他，在风云变幻的北宋政治舞台上，却因不随波逐流，不攀附权贵，最终被扣上“党争”的帽子而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他，就是有着“蜀学之魁”美誉的四川成都人吕陶。
壹
才华横溢太守揽
学识超群名臣荐
吕陶（1028年-1104年），字元钧，他从小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很快就对《四书》《五经》等典籍倒背如流。据《宋史》记载，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蒋堂以枢官直学士知益州（今成都）。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几近凋敝的成都石室学堂加以修缮维修，并亲自到学堂讲学。吕陶入学不久，其聪慧就崭露头角。后来，蒋堂把吕陶招揽到太守府中，当成智囊，为自己出谋划策。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2年），吕陶在科举考试时中了进士。最终他被分配回蜀地，担任绵谷县（今广元市境内）掌管文书的主簿，不久，又调往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出任县令。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36岁的吕陶离开蜀地，前往千里之外的山西，担任寿阳（今晋中市寿阳县）县令。几乎同时间，以“直声动天下”的北宋名臣唐介，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此时的寿阳县，正好隶属太原府，唐介上任不久，就对吕陶的才干有了了解，便报请朝廷同意，将吕陶调到太原府，担任协助太守辅理政事的“签书判官”。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在唐介的竭力推荐下，吕陶得以赴京，参加制科考试。
吕陶在这次制科中，获得了第四等的成绩，按照当年的规定，他本可以留在朝廷为官，但结果却意想不到：他被派入蜀州（今四川崇州），担任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政事的“通判”。究其原因，是因为吕陶在考试的多篇策论中，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新政，所以，吕陶不被重用，外放做官。
贰
坚决反对榷茶法
被攻讦“沮败新法”
吕陶有一首《和蜀守道中书事》的诗：“天恩流布下天津，沴气消除生气淳。昔虑早饥农失职，今逢赈惠泽如春。绥怀有术推儒者，全活为功类古人。贤杰一心沟壑起，翕然歌颂在生民。”表明他要学古代那些圣贤，一心为民办实事，用爱民的实际行动，来争取得到民众的称道。
《宋史》记载说，宋仁宗嘉祐年间，吕陶从绵谷县主簿，调到铜梁县担任县令。上任不久，吕陶就接到一件旷日已久的官司：一位姓庞的青年男子控告三位姐姐侵吞本应属于自己的家产。听说新县令上任后，又再次前来申诉。吕陶前往告状者的家乡查访，在走访中他发现，庞姓青年的三个姐姐，的确隐瞒了父母留下的田产，导致弟弟长大后无田可耕，无地可种。吕陶这才开庭审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三个姐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同意将田产归还给弟弟。庞姓青年哭泣拜谢，愿意把田产的一半捐赠给寺庙，供养菩萨。吕陶对他的做法加以制止说：“三个姐姐都是你的血缘亲属，你在年幼时，她们帮你掌管了田产一段时间而已。不然的话，也有可能被他人骗去。与其把一半捐给寺庙，不如把它们赠送给自己的姐姐，这样，你们一家又可以和和睦睦，岂不美哉？”弟弟听罢吕陶这一席话，欣然应允。
宋神宗在位时，启用王安石大胆变法，推行新政，本是希望借助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富国强兵。但由于准备工作不足，操之过急，导致少数官员从中牟利，贪赃枉法的现象激增。吕陶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想寻找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吕陶前往开封参加制科考试，有了向皇帝献计献策的机会。他先后写了《贵始》《究治》《明任》等八篇策论，阐明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在《御试制案一道》中，他对王安石有关财税变法以及排挤朝臣的作法颇有微词，向皇帝进言说：“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以慰生民；不间老成之谋，以结公聊。”接着，吕陶又在《役法画一奏》《奏乞权罢表散青苗一年以宽民力状》等中，对青苗法、募役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尽管这一次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不同看法，在仕途上遭遇挫折，但吕陶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对北宋王朝推行的榷茶法，吕陶就是坚决持反对态度的人。
所谓“榷茶”，其实就是茶叶的专卖制度。而在四川推行榷茶制度，开始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榷茶的实施，使政府的税收上升，但对于广大百姓来说，无疑减少了收入，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担任彭州知府的吕陶根据税户牟元吉等反映榷茶中侵占茶农利益的事情，以《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向朝廷禀报：“今蒙官中置场收买园户茶货，每贯上出息三百文，其茶每称和袋十八斤，牙子只称作十四五斤，若是薄弱妇女卖时，只称作十三四斤以来，每称约陷一二斤。”也就是说，官府单单通过扣斤压两的方法，就会使茶农亏损，减少收入。吕陶又专门写了《奏具置声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报呈朝廷，论述了推行榷茶制度的危害。
负责榷茶事务的蒲宗闵反而上书攻讦他“沮败新法”。对于一心想变法的神宗来说，吕陶的上书也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吕陶既关心百姓的生计，同时也关心军事防备。宋熙宁五年（1072年），御史张商英“请废永康军”。永康军即今天的都江堰市，在宋代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所以，朝廷在征求意见时，身为蜀州知州的吕陶认为，永康军“外控夷诏，内扦成都，正控西山，六州隘口”，不能废掉。但由于大多数人赞成张商英的建议，永康军结果被降格为“砦”，也就是只保留几个士兵防守的寨子而已。很快，没有永康军的护卫，附近威州、茂州的少数民族频频来骚扰抢劫，此时担任彭州知府的吕陶，便召集大户人家，组成地方武装，“潜具守备”，保卫家园。残酷的现实让朝廷幡然醒悟，宋熙宁九年（1076年），被废掉的永康军又恢复了建制。这，印证了吕陶见解的正确性。
叁
仗义直言陷“党争”
几起几落仕途蹇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起用司马光、文彦博等旧党成员。在司马光的推荐下，吕陶得以回到朝廷，担任掌管仪法以纠正百官之失的“殿中侍御史”，开始参与到国家重大政治事务中。当吕陶雄心勃勃，希望一展身手时，现实却给他泼来一盆冷水——旧党内部分歧严重，很快形成了“洛蜀党争”。
事情的导火索是这样的：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一日，司马光病逝。这一天恰好是哲宗皇帝率领百官祭祀天地，安放神宗灵位的日子；官员在参加完仪式后，赶紧又来司马光家中参加吊唁仪式。主持葬礼的程颐，在葬礼上，引用了孔子“子于是哭则不歌”，引起大臣们议论，苏轼对此也颇为不满，说“这番话好像是从烂泥坑里爬出来的叔孙通制定的规矩”，以此来嘲笑程颐。于是，苏轼与程颐发生了严重争执，从此开启“洛蜀党争”。同年十一月，苏轼以翰林学士之名出题策试馆职。哲宗最后选择了苏轼的题目：“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当题目公开以后，担任左正言，也是洛党领袖的朱光庭跳出来弹劾苏轼说，苏轼的考题是在诽谤宋仁宗、宋神宗，双方于是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见到此状，吕陶站出来说：苏轼决不是在指责宋仁宗、宋神宗不如汉文帝和汉宣帝，希望御史、台谏院不要上纲上线。同时，吕陶还指出“今天指责苏轼的人，都是认为苏轼曾戏弄轻视过程颐的人，而朱光庭又是程颐的弟子，不免有报怨之嫌。”吕陶的这番话，在为苏轼解围的同时，也得罪了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洛党成员，他们于是把吕陶也视为蜀党成员，百般攻击。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吕陶被外放，辗转于梓州（今四川三台）、淮南（今安徽淮南）、益州（今成都）等地任职。直到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才重新回到中央政权，担任中书舍人。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重新起用章惇等主张变法的新党成员。作为旧党成员的吕陶，开始不断受到排挤。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吕陶再一次被赶出中央政权，出任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不久，又被除去集贤院学士的称号，贬谪到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潞州（今山西长治），最后竟然被削夺官职。直到宋徽宗在公元1100年即位后，吕陶才被恢复集贤院修撰、梓州知州等职位，吕陶看到朝廷中大臣们依然是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他深感绝望，提出了退休的申请，并得到批准。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76岁的吕陶在家中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家人，自己死后“不作碑志，休影灭迹”。这，既可以看出吕陶对自己一生命运多舛的悲哀，对北宋党争的忧心，对北宋前景的悲观。果然，吕陶去世后不久，公元1127年，北宋王朝被金人所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