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者吴钩：我不是“宋粉”，而是一个“文明粉”｜封面专访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封面新闻的《学者吴钩：我不是“宋粉”，而是一个“文明粉”｜封面专访》，希望大家喜欢。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祖木热提

关于“王安石变法”，现代人的阐述类作品不少，但大多都把论述重点放在了对这场变法的评价上。对变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一般都只是作鸟瞰式、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并没有展开论述。青年学者吴钩在他最新出版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不仅叙述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更着重描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书中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也都作了极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生动展现了北宋治国精英的群体面貌，再次引发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入思考。

《宋神宗与王安石》

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吴钩说宋”一系列宋史作品。比如《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说宋”系列深受读者喜欢，畅销近50万册。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被评为“2018中国好书”。

学者吴钩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到吴钩本人，听他讲述自己为何对“宋代”如此情有独钟，他治学、写作的心得有哪些。

不是个人“情有独钟”

而是宋代确实值得今人去重新发现与阐述

封面新闻：你出的几本很受欢迎的书都是解读宋代。你在微博上也经常分享你对宋代方方面面的解读。为什么会对宋这个朝代如此情有独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宋朝有很多值得现代读者知晓的优点的？

吴钩：我对中国历史一直都比较感兴趣，只不过最早并不是关心宋代，而是关注明清。当时读了不少明清时期的官场笔记，感觉挺压抑的，心里就想看看其他历史时期是不是也这样。于是我便将目光投向明清之前的宋代。这大概是20年前的事。随着对宋代历史的了解逐渐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宋这个时代跟我个人的审美、价值观更合拍，也越来越发现宋代的政法、社会、经济与生活更加接近现代，所以便经常与读者分享一些对宋代的观感，写了一些文章。其实也谈不上是对宋朝情有独钟，只确实是觉得传统中国的文明成就，在宋代迈上了高峰，值得今人去重新发现与阐述。

封面新闻：宋代是一个文人群星璀璨的时代。其中苏轼这个人物尤其受到大范围的喜爱和推崇。不管是古典文学专家还是作家，都对他有很多阐述、解读。你是如何理解苏轼这个人物与他所处的时代的？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被人提到。你在新书《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中对王安石这个人有深刻的解读。你是如何分别看待王安石与苏轼的相通和不同之处？

吴钩：宋代确实是文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特别是北宋仁宗朝至神宗朝期间，文化名人可谓是成群结队而来，像“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苏氏父子三人、欧阳修、曾巩都是在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我在新书《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也重点讲述了王安石和苏轼、司马光之间的对手戏。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朋友，又是政敌，苏轼与司马光也是朋友，但王安石与苏轼却相互看不惯，晚年又握手言和。关系比较复杂。从个人私生活来看，王安石与司马光十分相似，都不好享乐，不讲情趣，生活简朴，而苏轼则爱美酒，爱美食，比司马光、王安石都要懂享受；从思想倾向来看，司马光是正统士大夫，给人的印象是正襟危坐的，王安石与苏轼的思想都不会那么古板。然而，在政治立场上，司马光与苏轼却结成同盟，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到了晚年，苏轼才对一部分新法表示认同。

以做学问的态度，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

封面新闻：你的书读起来既能获得知识又让人觉得不枯燥不累，这种能平衡好专业性和可读性，将专业知识进行转换的能力，不是每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在这方面，请您分享一下自己有怎样的经验、心得、看法？

吴钩：对历史的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院派的书写，即学术论文、论著，一类是通俗化的书写。前者非常严谨，却往往失之枯燥，可读性较低，对一般读者并不友好；后者读来轻松有趣，却往往失之轻佻，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极不靠谱。我希望自己的历史书写能够取两者之长而避两者之短，以做学问的态度，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当然，是不是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评价的权利归读者。我既不想写那种学术文章；也不希望将文章写成文化快餐。我的书中或有“惊人之论”，但这些论点，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惊人语”。这几年来，我的阅读时间基本都送给了宋朝历史，除了阅读宋代史料，也参考了非常多的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我的电脑上，还储存了过亿字的电子文献资料，检索与查找史料比较便利，这也弥补了人过中年后记忆力下降的问题。感谢电子阅读时代，前辈做学问，需要用笔和纸辛苦做卡片，而现在我们可以建成电子文档，建成数据库，不但容量更大，检索也更方便。

封面新闻：你在一条微博上说，“历史上，就立法与司法层面来说，宋王朝对女性财产的承认与保护力度可谓首屈一指，不但胜于汉唐，更远迈元明清。”这个观点我在您的书中也看到过。在你分析看来，宋代这些“现代性”出现的原因是怎样的？

吴钩：宋代的“现代性”（一些学者可能不认为宋代有什么“现代性”）既是前代文明积累下来的成果，又是“唐宋变革”的结果，这里面既有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历史演进的突破。如果说，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那么盛唐便是中世纪的黄昏。比方说，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盛唐还保留着良民与贱民的划分，奴婢等贱民没有法律主体身份，只是主家的私人财产，如同牛羊；而宋代时，良贱制度基本上已经解体，法律不再承认奴隶，所有的国民（除了少数乐户）都是法律上平等的自由民。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盛唐保留着坊市制，市民的交易被限制在政府指定的地点与指定的时间，而宋代时坊市制也解体了，商业更为自由。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唐代尽管已有科举，但门阀政治犹存，宋代才是真实进入平民政治的第一个王朝。但在宋代之后，不管是元代，还是明前期，“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转型都受到了遏制。

封面新闻：现在有“宋粉”或者“明粉”这种说法。“粉”虽然可以形容一种热情、执著的状态，但一旦说到“粉”也容易走上偏执，听不进不同意见这种状态。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对历史的态度？

吴钩：说到“粉”，我倒可以现身说法。我知道网上有不少朋友叫我“宋粉”。但我想说，其实我不是“宋粉”，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文明粉”，我粉的是中国的文明传统，而不是某一个朝代。我也知道还有一些朋友戏谑地叫我“宋吹”。我当然更不承认自己是“宋吹”了，因为我对宋朝文明的介绍，全都是有史料支持，绝非信口胡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