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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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亲供手迹
我所翻译和研究的版本是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原稿的影印本，与吕集义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大致相同，但吕先生抄写曾家给他看的原稿(可能不是全部)比《亲供手迹》少两千八百字左右。《亲供手迹》是用两色影印的，可以清楚地看出曾国藩所删除和偷改的词句。
这本《亲供手迹》到手以前，我一直认为李秀成在生前最后几天的经历总有什么解不开的迷题：就是说，根据当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关于李秀成的思想、行动及立场总有些不能了解的问题：因此在自述原稿尚未公开揭露之前，对于李秀成的历史估价就不能下结论。我想在中国也曾有不少人，因为不愿意承认—位极出名的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会对敌人有如此不顽强的态度，就怀疑曾国藩把《自述》某些“革命”的部分删去。我当时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阅读《亲供手迹》之后，我首先感到的确“忠王不忠”。后来，经过进一步考虑分析，我认为这个结论太简单化而不够客观。
《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内部历史资料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它很完满地反映和结论太平天国的一切。在我看来《自述》最大的价值：—是它反映李秀成一人当时对于太平天国的看法，二是反映李秀成个人的思想及立场。而且，既然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的思想与立场必然在某些程度上反映太平天国的性质、后期的变化及历史意义。
在这里不准备谈李秀成的活动及其功过，只要从《自述》中看他被俘后的思想与行动。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总有另一个问题在脑里，即“李秀成既然如此，对于整个太平天国运动说明什么？”在我说来这仅仅是问题而已，还没有得出完满的解答。
对于任何历史资料应当首先考查它的来源、产生的情况等等。《自述》当然不是李秀成在一生的黄昏年月安安静静地写的“回忆录”，而是在天京失守、天王病死、自己被俘时、在敌人的木笼中，为敌人的眼光而写的。在这样情况下，李秀成比较强调太平天国的缺点及失败的因素，而较少“歌颂革命”是很自然的。如果他写《自述》是因为对敌人有所要求（这问题下边再谈），那么不“歌颂革命”也不足怪。况且《自述》所述多半是1856年领导集团内讧后的历史，即李秀成掌握兵权的时期。而这一段显然是太平天国运动衰落的时期。所以《自述》基本的语调是丧气的，因而有人说李秀成以消极悲观的态度污蔑太平天国革命。但是，如果承认太平天国、尤其在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后有严重的内部问题，就不应该把李秀成这些话认为仅是一个人的“悲痛丧气”的哀悼而不加以考虑及讨论。
李秀成为什么写《自述》？我对这个问题有下列的设想：
(一)是因为清官叫他写。“录贼供”当然是清官“法庭”的一般手续，而且我们知道庞际云等审问官因听不懂忠王的广西口音让他手书几句答语(“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
(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显然想把太平天国“真情”录下：“今国破被擒，实直一心，将国来历一一用心，从头至尾，起止反复，得失误国情由”；又写道：“我主势已如斯，不得不写呈……我主欲立朝之来历，坏国根源素(诉)清，万不隐避，件件裁清”。
我们当然不知道李秀成写《自述》时清官是否对他所写有什么吩咐或干涉：比如说，他们是否要他着重军事方面?从其他供词和自述的内容来看，清方的审问官员主要是要得到军事方面的详情：黄生才及陈玉成的供词完全谈军事。但是我认为李秀成《自述》的内容主要应该是他自己决定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写？是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历史观念”，认为他在前十四年的活动中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一个值得未来注意的角色呢？他着重谈自己的活动好象证明他的确是这样想。
但《自述》作为“歌颂革命”的文件实在很淡薄；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成千成万的穷苦人民愿意参加及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替他们诉苦，也没有表达他们的渴望。《自述》里只有两个地方谈到这方面：一是“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又说到他自己村庄参加的人“家寒无食，故而从他也”。
现存的供词，包括干王自述在内，很少或完全不提太平天国运动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这是因为有供词存在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员根本不象现代历史学家要从社会背景等下手研究参加革命的动机而仅仅有“打江山”的立场吗？或者是因为审问官和录供的人故意把这样的材料删掉或干脆不记录下来吗？李秀成《自述》里，除上述以外，没有这样的材料，所以没有删除的必要。
实际上，李秀成很小心地避免得罪曾家兄弟及清朝皇帝，并写道“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为了不得罪清官也不用“妖”字；但他经常把“上帝”二字抬格，“天王”、“天命”、“主”等字在《自述》的前半经常抬格，后半较少；但“老中堂”的“老”字、“中丞”的“中”字几乎一律抬格。李秀成在几处强调自己“迷迷蒙蒙而来”及“骑在虎背不得下”之类的话，表示浓厚的宿命思想，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太平天国运动。从《自述》一般的精神及许多具体的词句来看，他的确是想为太平天国的正义事业来辩护：洪秀全等是“立朝”而不是“造反”、“我天朝之人”并不称“贼”，“自我天王起义至今两面交锋，各在一朝”。
(三)写《自述》另一个目的是为自己辩护：一方面强调自己被动参加：“自劲(幼)在家为穷民，而图日食，并不知天王图国之为来者，数万之众愿随。独非我一人愚蒙”。在某些方面，这种被动的思想与他的革命活动及其速升为高级领导的实事是互相矛盾的。另一方面，他强调自己屡次劝洪秀全择贤修政等，这等于暗示说“如果天王肯听我的话就不会亡国”。同时他对于自己以本位主义式的活动对太平天国的团结所起的破坏作用却一句不提。
(四)另一个目的是比较引起争论的：就是为“乞活”而写的可能性。据我知道李秀成在被俘后从来没有直接地“乞命”，只曾在《自述》中劝“老中堂……奉请……肯赦此(两)粤之人，甚为美甚”。
“乞活”说首先是根据赵烈文日记，见了李秀成之后所记“言次有乞活之意”。曾国藩在安庆出版的《李秀成供》刻本批记中也写道李秀成“宛转求生”。李秀成和曾国藩谈话时是否曾要求“赦命”，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但在我看来曾国藩的话不见得可靠。因为他很可能认为“李酋”“宛转求生”正是清廷所欢喜的消息。赵烈文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据《能静居士日记》，赵问：“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遣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此语看不出什么乞活之意。
但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一)《自述》中说“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但其含意不能说完全不模糊)；(二)李秀成所提出的“招降十要”只有他自己生存才能实行，而且，如果成功亦有“以功赦命”的可能性，而李秀成可能象韦志俊“得回家之乐”。但李秀成当然知道韦志俊“得回家之乐”是因为他用兵力帮助敌人镇压革命，而没有理由说李秀成愿意如此做。何况曾国藩并不是象“胜小孩儿”那样无用，他知道招降“贼目”的危险性，尤其招降李秀成那样威风的人。
再者，太平天国几乎完全被镇压下去，再没有招降“贼目”的必要，尤其是已被俘的“贼目”。我想李秀成一定知道“赦命”的可能性的确不大。另外，我们可以从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纪录访问李秀成在监狱里的情况，看出他当时的情绪：
“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进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转头，遂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贺。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象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12，1864）
李秀成对赵烈文的“死耳”和对曾国荃野蛮行为的态度，都表明他对自己的生存并没有什么幻想。在《自述》末段也写道“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而根据赵烈文记载他在刑场“复作绝命词十句……遂就诛”。当然，这些记载不能做铁的证明，但我总认为，忠王在世最后几天所写并不是以“乞命”为动机。
(四)《自述》中“招降十要”是批评李秀成最严重的一点。虽然李秀成与赵烈文谈话中曾提至这个问题，在《自述》中只是在中部(即第35页前，共有74页)才提出。因此我认为提出招降的计画并不是拿笔写《自述》的目的。可能是“幼主”、洪仁\等无消息，革命再兴起的希望减少的情况下才提出的。
曾有人说：提出招降是为了瓦解革命，或为了得功乞恩赦命，或者是为了欺骗曾国藩：李秀成自己说是为了“我兵数十万在外乱坏世民，我不能卫”，是为了“保民”，为了“赦两广之人勿杀，给票(令)其回，或散作生意”。
我认为他的目的实在如他所述；他这些目的不仅是符合于忠王的性格，符合于他的忠君思想，而且符合于他当时的情绪。连清方记载也不得不承认忠王是较仁慈的人——“人甚和气”（赵烈文兄弟之语)，“假仁假义，慈爱军民”（汤氏辑《鳅闻日记》）。英人呤利说：“我曾经屡次见到忠王在国人中间享有极高的声望，我们每次过一地，人民全都夹道欢迎他的到来。我曾问过许多人，他们众口一辞地说忠王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他尊重并保护最微贱的农民的权利。太平军首领大都为百姓所拥戴，也有少数为百姓所不喜。所有太平军首领都被认为比清军好得多。可是没有一个太平军首领象忠王这样为百姓所热爱”。
既然在李秀成的思想中忠君忠友的成分好象比忠于太平天国更重要，那么，当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遇到不可挽救的失败时，企图以解散旧部避免继续流血(甚至附带地保护自己生命)，的确是很可能的，而且符合于他的性格。是不是应当这样解散太平队伍，应该谄媚曾国藩曾国荃与清帝以达到目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自述》最大的历史价值之一，在我看来，是在它说明李秀成的思想及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他到底“忠不忠”？除了《自述》所供应的资料以外，几乎没有理由怀疑李秀成不是完全忠于太平天国。相反地，他从兵士升到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封“忠王”，他的战绩和保幼主出京等事都证明他是一生忠于太平天国的。但是，从《自述》可以看出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李秀成写《自述》时可能是夸大些他与天王之间的意见分歧。但两人之间曾有过严重的意见冲突，这是完全可信的。内讧之后，一人掌握兵权而不引起天王的怀疑大概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兵权当然也起着保护李秀成的作用)。据《自述》这些意见分歧多半是在政治范围之内，而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考查洪秀全的性格及作风，这也可信(却不见得没有其他原因)。没有这样的意见冲突却是不可能的，因为李秀成有实际的行政与军事责任，而洪秀全深信自己为“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的确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人。忠王在《自述》强调甚至夸大这—点，主要是因为他感到委屈，他的意见被拒绝以致“国破被擒”；这可以说是自己辩护，也可以说是个人英雄主义，却不能说是不忠于太平天国，他并没有叛变。
他虽然是广西人，投降的机会不是没有：“不忠早亦他走”。当赵烈文问他“何不早降？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自述》中说“深情有义，肯报古过情者不亡(忘)。既为其臣”。天王死后，李秀成以为他的忠君责任就应当继承在“幼主”身上：“我受过其思，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尽忠于“幼主”终使自己被俘。虽然忠，我们根据《自述》知道他并不是完全不动摇。他“如骑虎背不得下”，作为广西人“下虎”比继续“骑在虎背”更加危险。只有他愿意帮敌人打革命军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说他愿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没有根据的。宋永祺之案不能证明李秀成自己是在协商投降，因为在此案中他好象不是主动者。如果宋永祺或其他人已经与清方谈判过忠王投降问题，在清方档案中应该有记载。赵烈文日记(四月二十七日)中记载“中丞来，见示城贼傅振纲与陈舫仙密启，大旨言城中秉政之人，已生疑心，甚为防范、其事欲须少缓云云。先是有湘乡人胡恍喜与傅为亲家，傅伪封列王……其人在忠贼名下颇信任，于二三月间通信陈舫仙处，欲献城出降。微探其旨，似忠贼亦有异志”。推测“忠贼亦有异志”决不证明李秀成与这“献城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已经有过忠王想变节的谣言，而郜永宽的儿子曾告诉戈登忠王有意投降（戈登致母亲信，1864年2月）。李秀成与李昭寿投降后继续有来往，卫护陈得风、郜永宽等叛王亦是动摇的现象。
很显然、李秀成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及报恩思想，而不能简单地说这就等于忠于革命。单从《自述》看来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思想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积极性。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尤其重要，因为群众抗清决心以及要求平等公平的思想和太平天国某些社会改革政策，多是以宗教思想来表达。拜上帝会的宗教意识首先团结了反清的骨干分子，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也起了鼓励群众的作用。他们良好的纪律，兄弟性的团结，他们朴素的道德，虽起源于农村社会和抗义的传统，都由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所加强。有了这样的思想武器，太平军的作风、精神及道德对于群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从《自述》看来，李秀成却对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意识好象没有什么兴趣；他讲得很少：“自拜上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除此以外只有一个地方提到宗教思想，即批评天王“靠实于天，不肯信人”。李秀成被审问时并说干王所编各书“皆不屑看也”；在忠王现存的各示谕等文件中，除了回信英国教士艾约瑟之外，很少提到宗教方面。另一位外国教士也曾说李秀成谈话中对于基督教没有表示很大的兴趣。这是不是因为忠王比其他领袖，甚至比天王有更高明的政治思想认识，超过了“宗教外衣”，看穿了宗教迷信呢？我以为不然。但是李秀成在《自述》里故意不谈“异端”怕曾国藩见怪，这当然是可能的。
《自述》里也没有直接反满或反对清朝的话，而原因绝不仅是忠王怕得罪曾国藩。我认为没有理由否认李秀成曾经常对满清官员宽待：《自述》里有这样的证据：比如对赵景贤，米兴朝和林福祥的宽待；这大概是实事，而李秀成宽待被俘清官和礼待清官死尸，绝不会是他为了准备投降先给自已写保险签而做。何况宽厚政策与干王所公布的《诛妖檄文》的精神相符合；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宣谕天下军民官绅士庶人等……然从前尔等官兵为妖所用，本系被其迫胁，原难深罪……”，“亦皆是天父之子女”，“……奋兴有志，共成后日功名”，“三五年间俱是开国勋臣，那时分茅裂土，衣锦荣归，闾里辉煌，方不负大丈夫建功立业之志……切勿以曾为妖鞑之官兵，自怀疑畏，裹足而不前”。
有不少人曾批评过李秀成在江浙地区对敌人“招降纳叛”的政策，以为不是瓦解敌人而是瓦解革命。不战而取胜在原则上当然不是错的，但在具体情况下其结果的好坏决定了对投降后的敌人采取什么措施。在李秀成所统制的区域里“招降纳叛”的后果当然不好，具体情况不必叙述；但是，如果说“招降”政策是李秀成一人的错误，而不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般政策，那就不符合实事。《诛妖檄文》的路线全是“招降纳叛”的精神。而太平天国后期的衰落之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没有很好地改造教育叛军。
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生存，要求平等公平，要求和可恨的贪官算帐是其拥护及参加大平天国运动的有力动机。这些要求及渴望多少反映在《天朝出市制度》及其他改革性的政策。但《田亩制度》无论在前期或在后期总没有执行。1860年后在江浙的地政不见得与其他地区有基本上的区别。
李秀成的忠君思想及其对太平天国朴素的革命精神缺乏深刻的信心和热情，便决定他被俘后的情绪及行为。他和赵烈文谈话的表示，在审问中的态度和整个《自述》的语气都证明他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而没有挽救的可能。这当然是他主观的看法，但是我们以百多年后的眼光来看就不能完全否认这个看法大体上是符合实事的。太平天国在1864年夏并不是处在临时的军事危机中。而已经早进入衰落时期；在两年内童容海、骆国忠、古隆贤、郜永宽、汪安钧、周文佳、邓光明等人都背叛；1862年冬，虽统二十多万军队，李秀成不能解围天京，何况那时湘军只有三万兵而“军中疾病孔长，摧折我精锐几有三成，存者不过七成，又将有四、万成久病不痊者”，1863年忠王西征也失败。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衰落病症。李秀成开始写《自述》时已经失去他的根据地，天京也失守，天王已死而自已被俘；“幼主”洪天贵福，如果得脱，是不是可做挽救革命的焦点呢？“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幼主果能到外，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此人必不能有了”。李秀成亲自把战马交给“幼主”，而不久与其他太平军无意分离，都证明这一批数千人的军队，在闯出城后就各求生路而不顾领导者的安全；故忠王以为“幼主”不会得脱是很自然。万一得脱，洪天贵福真有能力代替天王吗？赵烈文在审问忠王时问“三、五年前已见幼主下诏，此何礼也？曰：使之习事也”；但洪天贵福在供词中说：“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很显然，洪天贵福是一个毫无经验，毫无政治认识的宠坏孩子，被俘后在临近刽子手的刑刀时却幼稚地说“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李秀成低估“幼主”，在我看来，绝不是为欺骗曾国藩。
在《自述》最后一页李秀成提醒清方“要防鬼反为先”；这一警告虽然完全正确，而表示忠王的政治意识与爱国精神，却因为在最后才提出，好象附语似的，而且只是提出买洋炮之类的意见，我们决不能说劝告曾国藩反抗帝国主义是李秀成写《自述》的主要目的之一。
由于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爱民情操及实际情况(即天王已死，天京失守，幼主、干王无信，自己被俘)，李秀成在生最后几天很显然以为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自己死前最后的责任只能是劝敌人允许他想尽一切办法解散太平天国的残军(无论是真情与否)，避免继续流血，避免“内乱外患”。这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及行为吗?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民起义在社会没有发展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前，没有新式政党的领导，总是要失败。没有这样的社会及政治条件，农民战争必定传染着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狭隘的爱民情操、狭隘的政治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等局限性。
那么，为什么要求一个农民战争的军事领袖超越历史条件及阶级条件？评价李秀成的讨论中曾有不少人提到历史与阶级局限性：戚本禹曾经这样说：如果李秀成的思想及行为是由于局限性而产生，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太平天国领袖，在同样的情况下没有同样的表示？有人提起陈玉成，而曾有推倒忠王抬高英王的倾向。李晴先生在《历史研究》l979年第一期的论文中已经提到两点关于英王被俘前后不及英雄资格的实事。在我看来，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样是犯过只顾自己根据地不顾全面的错误，而英王被俘基本上是这个错误的后果。
据“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记载：“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并说当苗沛霖提出与英王共攻汴京时，旁人说苗不可靠，英王却不听。在宽待清官方面有下述一事：英王生擒安徽巡抚李孟群“卑礼劝降”，但李孟群“会陈邀共食，逐碗击之。”英王才把他杀死。英王被俘后，拉到清官面前开口就诅骂，这显然与李秀成的态度不同。但应该指出，李秀成是落到曾国藩的手中，而且无论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如何，他不能跟屡次被英王打败的无能的满族贪官胜保比较。陈玉成也有供词，但仅仅是审问记录而已，并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审问官没有把英王的话全部记下来，但其中“我受天朝圣恩，不能投降”这一句大概可信，而与李秀成的报恩思想差不多。
再看“刀锯斧钺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这一句，也和李秀成欲保护部下军队的态度相同。况且在陈玉成被俘后，他的亲兵三千“皆降于沛霖为致死力”。本来一个高级领导人的亲兵应当是最有觉悟、最有锻炼的兵士，他们这样投降“龙胜帮龙虎胜帮虎”的“无赖小人”苗沛霖，在最低程度上是表示严重的、狭隘的忠君思想。
也曾有人拿洪仁\与忠王比较。的确，洪仁\在自述中并没有表示悔过赎罪的思想，却自称“本藩”，称敌为“妖”；但是全文为自己辩护的口气很浓厚，宗教色彩也很浓厚，并强调说太平天国“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洪仁\虽提到文天祥却没有提其抗元，而只说他“亦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于天抗也……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这总是宿命论而已，与李秀成没有什么大差别。洪仁\也有忠君思想：“我主恩加叠叠，念予苦志求名……特加殊封。予自受以来，亦只宜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
至于赖文光的自述，的确充满“君子”口气，也表示浓厚的忠君思想：“……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以听天命……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这也是很显明的忠君及宿命思想，与李秀成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应该承认赖文光自述是尊严动人的文件，但绝不能说是满有农民革命精神的革命宣言。
太平天国，正象其他农民战争所产生的政权一样，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很好地反映及满足群众模糊而不集中的，却客观上革命的渴望，尤其是当农民起义者企图超过区域性的范围而在全国建立一种代替当权封建统治的新政权，担负全国的行政，特别是其财政(即赋税)的一切。起义的领导人物得到政权或军权所给予他们的光辉和威风之后经常享受到较好的、甚至奢侈的生活，而在报恩君主时却忘记自己的来历及原有的朴素的革命精神。千百年的宿命思想传统使得这种人万一失败被俘，便感到其运动及自己的遭遇的确是“天”和“命”对他们原以为是“正义”的事业下最终的谴责——“天败于予，又何借哉”！
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精神当然不能单从他被俘后对敌人顽强不屈的程度来衡量。敌人的审问庭并不象某些现代的公开的法庭一样：有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在场，可做顽强对抗的革命宣传讲台。严格的说来，向敌人提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等于与敌人合作的行为：提供自己名字是承认敌人有知道其名字的权力，提供革命经过是承认敌人有权力知道其经过。提供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把“真情”传下去，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名誉及威风而述，但这也表示提供的人对敌人起码有点信任，肯把“真情”留下而不毁灭，不然提供只能是为自己辩护而已。敌人当然不会让革命宣言传出去，而今天不存在一件真正的“歌颂革命”的供词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象长枪会首领焦桂昌、王贯一那样顽强词句：“我们同会之人，现在尚有二万余人，万不甘心投顺，终久必来报仇，且看日后如何结局就是了。我们死也不屈”，的确少见于现存供词中。一定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顽强词句而敌人不录，但极大多数的，无名的英雄是“除了锁链无所可失去”的，不考虑自己威风及名誉的，无可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而牺性在敌人的刑刀下。
太平天国领袖被俘后对敌的态度由许多主观及客观的因素所决定。一般说来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敌人面的的表示如何，而且他们所说的话那是经过敌人的手——或录，或不录，或歪曲。至于李秀成《自述》，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手迹》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但忠王被俘所讲、所想，我们当然无法全知。《自述》由于丧气的情绪显然不能代表他十四年革命斗争中的思想及精神。反过来说，《自述》所表达的李秀成不能说与英雄的忠王无关。
如果采取既不饰美又不抹煞的科学的历史唯物观点来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最突出而最有价值的结论必定是属于局限性。如果这样的局限性不仅是他一人特有的，那么应当进一步分析研究太平天国的局限性。在我看来，整个太平天国局限性的概括现象是其政权制度，包括一般的，尤其是高级领导人员在内。由于客观的因素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的代表太平天国运动的理想：即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平等公平的渴望而牺牲的精神。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一日初稿 十月二十三日修改 （本文系作者本人用中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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