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从昆明水利碑刻的整理中,看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有怎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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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移民不断增加,政策的支持使得农业的发展由坝区开垦转向山区、半山区开垦,随后农业与水利的发展日益成熟。
从明代到清代,云南地区的水利工程数量不断增多,水利管理制度日益完备,滇池海口河疏浚与省城六河治理成为云南水利发展的重点。
昆明作为云南省的中心,在明清时期刊立的水利碑刻数目众多,正是农业与水利综合发展的体现。
碑文记录了明清时期官府与地方主要采取修建水利设施与建造水利工程的方式应对自然灾害,对于发生的水利纠纷也多是地方基层水利组织与官府协调进行解决。
碑文对于水长制度与水利分配制度的记录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就碑刻本身而言,鲜明的书法与纹饰艺术特征不容忽略,这是不同时代与地区书丹者与刻工的风格体现。
就社会与文化价值而言,碑刻主要突出其社会功能及法文化的价值。
总体看来,昆明明清的水利碑刻与明清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反映了昆明乃至云南地区水利与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本质是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应当努力的方向。
一、昆明明清农业与水利的发展
1、昆明明清农业与水利发展的背景
昆明属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冬季盛行大陆季风气候,较为干燥,夏季盛行海洋季风气候,较为湿润,平均降水量约1000毫米,集中在夏秋两季。
在小区域范围内海拔相差较大,降水的分布也不均匀。一方面,这种气候特点适宜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生长,但雨季与旱季过于集中,会导致洪涝、干旱、低温冻害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
要避免这些灾害造成的影响,发展地区农业生产,就需要兴修水利工程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
昆明的河流分属金沙江、南盘江与元江三大水系,主要的河流有盘龙江,金汁河,宝象河,洛龙河、捞鱼河,大观河、马料河等河流。
河流纵横于坝子中间,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人口密集的居住点。
昆明市境内有滇池与阳宗海两个较大的湖泊,湖泊作为明清云南农业重要的引水来源,人们的生产与农业发展也多围绕其展开。
滇池作为云贵高原最大的淡水湖泊,有盘龙江等二十多条河流入,又从西南出海口流经螳螂川、普渡河入金沙江。
因此滇池流域是昆明市主要的农业与水利发展的中心,明清时期亦是如此。所以昆明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才使得农业生产与水利兴修在明清时期发展迅速。
由于昆明所辖范围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云南府地区,云南府作为云南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此探究云南的政治与经济大背景,也能够体现云南府的发展背景。明军平定云南之后,设立了“三司”以统治云南。
同时针对云南地方政治治理的特点是“流官为主,土流并治”,针对不同地方依据不同情况进行治理与管理,云南府也是由“流官”治理。
在军事方面,设立卫所制度,维护云南的政治统治。为保障驻军粮食及物资的供给,从明洪武年间就一直在云南实施移民屯田政策,大力发展军屯的同时,明朝还积极实施民屯。
随着大批移民涌入云南境内,大量的土地被垦殖,进一步增加云南的耕地面积。
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与天启《滇志》中都记载了云南的屯田面积,随着屯田面积的不断扩大,从坝区转向山区,水利设施已然不足以支撑如此多的田地灌溉需求,随之明代就继续推进水利建设工程的发展。
2、昆明明清农业的发展
自元代开始,云南地方政府就实行各种劝农措施,特别是张立道主持云南地区农业生产工作及元十一年(1274)赛典赤担任云南平章政事主持工作,两位皆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视农业生产措施。
比如张立道领导改进蚕桑养殖技术,又疏浚滇池出入河道,分流水源降低滇池水位,使民众免遭洪涝之灾。
滇池的水位经常涨至威胁昆明城市的安全,所以一直以来治理滇池就是非常重要的工程。
赛典赤同样实施很多措施,比如“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等,最重要的是其组织开展军民屯田活动。而元代的屯田活动,到明代仍然实施,只是明代开始进行卫所屯田。
明洪武二十年(1387)起,云南地区的军屯活动大规模地展开,朱元璋安排的屯戍区域,或平坝肥沃之地,或山川险要之地,无论是屯垦的人员、牛马,还是开垦的田土和收获的粮食,均初具规模,形成了基本的制度体系。
明代在卫所的屯田,有效解决军粮的供应问题的同时,使云南地区的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随后,清代废除了云南地区的卫所制度与屯田制度,在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面对凋敝的云南农业现状,中央及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生产。
首先,将沐氏庄田作价变卖,让农民垦种,按民田的相关政策征收赋税;然后组织军人家属屯垦荒地,此时清军聚集云南,数量众多,为解决军粮问题,无主荒田分给军人家属垦种,充抵银饷与口粮。
随后,又让军户按照民户的标准交纳赋税,使得军户在经济、政治上都得到了相对的自由。
最后,政策准许农民开垦抛荒田地,恢复农业生产,战后的田地无人耕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农业才会得到更好的恢复。
一系列政策实施后,农民获得土地的同时,促进了云南农业的发展,国家的赋税也随之增加,云南地区才又得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3、昆明明清的主要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命脉,随着云南农业的不断发展,山区的深入开发,水利工程与设施显得尤其重要。
雍正年间云南总督鄂尔泰在《兴修水利疏》中说:“惟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兴废攸系民生,修浚开关国计。
从元代开始,在各级官员的主持下,在民众的配合下,云南的坝区与半山区陆续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既改善了农业的灌溉条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昆明作为云南的中心地区,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状况对云南府地区的农业生产与民众生活影响很大。
元明清乃至近现代都重视滇池流域的水利建设,以疏浚盘龙江、维修松华坝、整治昆明“六河”、疏通滇池出海口为重点,蓄泄并举、兴利除弊。
昆明有两大重要的水利工程建设,一是修筑盘龙江上的松华坝闸,一是疏浚滇池出海口,建立海口闸,元明清乃至近现代都不断对这两大水利设施进行维修,并且现在仍发挥其作用。
昆明地区明清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水利建设工程就是疏浚海口河,建设海口闸,降低滇池水位,避免夏秋季节水位增高淹没周边房屋田地。
海口闸又称“川字闸”,分为南闸、中闸和北闸三闸,均为石砌,通过这些坝闸的蓄水与排水功能,调节滇池水位避免洪涝灾害发生。
海口闸于元代赛典赤治滇时张立道主持修建,明清时期又经过多次维修,至今仍发挥作用。
除了建立海口闸,疏浚海口河河道也是明清时期数次进行的大工程。
除去盘龙江松华坝闸的修建与滇池海口河的疏浚与闸坝设立,昆明地区在明清时期仍有许多其他的水利工程的修建与水利设施的设立。
如明洪武二十九年,沐春令都指挥使王俊在宜良“因山障堤,凿石刊木”,开凿了汤池渠(今铁池河),灌溉宜良田地数万亩。
二、昆明明清水利碑刻的分类
1、纪事碑
明代的《新建南坝闸记》、《重修海口神庙记》、《海口记》、《海口修浚碑》、《横山水洞碑记》、《重浚海口记》与《新建松华坝石闸碑记铭》,此七通纪事碑记载的事件皆是有名的水利工程。
其中《海口记》、《海口修浚碑》与《重浚海口记》被称为海口三名碑,遗憾的是暂不明其碑身何处。
根据《西山区志》与《西山区水利志》记载,明代疏浚海口共七次,海口三名碑记录了其中四次修浚过程。
明代七通水利纪事碑刻中,有四通与疏通海口河、修筑工事直接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争讼碑
昆明地区明清时期的碑石记载关于分水、用水引起讼端的争讼碑刻共17通,其中明代2通,清代15通。
在所有争讼碑中,共同点是官府都参与了勘断,多由人为截流引发的水利纠纷。
其次为设施损坏或极度干旱造成的分水不均而引发的讼端,少数偷水、盗水行为,最终都以官府立定分水用水条规解决讼端。
3、水规碑
昆明地区明清时期的碑石记载关于水规水法的碑刻数量较多,集中在清代,共28通。
在所有水规水法碑刻中,包含水利分配、维护与管理等内容,可分为两种,一种为民间自发立定的水利条规。
另一种为官府介入立定的的水利条规,部分碑为完全的官府设定分水条例碑,另一部分为官府间接干预,民众设立。
4、功德碑
昆明地区明清时期的碑石记载关于水利功德的碑刻有14通,明代5通,清代9通。
碑石所记载的多是历代官员、绅耆等修筑堤埂、疏浚河道和开沟引水等为民于利的事迹。
三、昆明明清水利碑刻内容的特点
1、均平水利
碑文所记载的水利工程建设、水规水法实施及水利纠纷的解决等,都体现了基层社会的运行体系,维护了传统的水利秩序。
碑刻的树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立石为证,引导人们树立水利规则,避免争端再次发生。
“水利碑刻是古代,乃至近代以来基层水利社会得以稳定延续的见证,深刻反映了基层水利社会的自治功能。”
通过碑刻内容可发现,部分河道沟渠修浚及分水条规设立是地方代表或绅耆商议决定,并没有官府出面,这是基层水利社会组织自发运行的结果,维持水利的正常发展。
另一方面,官府出面干预水利工程及水利纠纷事件,体现了地方官府对水利事务的关注度,也体现其权威性。
在整个水利过程当中,从水利工程建造,到分水用水,再到疏浚河道、修葺堤坝等,都需要民众出钱出力,乃至官府干预。
不论是争讼碑还是水规碑,都是维护水利秩序的见证,水利纠纷中民众合议的决定或官府的勘断,皆体现水利均平的特点。
且多数情况下官员会亲自踏查了解情况,目的为各村各户都有水灌溉,避免矛盾的产生,达到官民和谐的效果。
2、地方社会水利信仰的体现
在昆明明清时期的水利碑刻中,地方社会信仰体现在对神灵的敬畏上。从神灵信仰方面来看,水利碑刻中所见的水神崇拜对象多是龙神,无论是河流、庙宇取名上,还是官员水利祭祀活动中,崇拜的皆是龙神,或者说是龙王。
水神崇拜是一种传统民间信仰,国内不同地区的水神崇拜是相似的,源于古老的民间信仰。从目前所知的水利碑刻中,民众认为江河湖海皆有龙神的保佑,应珍惜水资源,带有感恩之情。
在所发现的水利碑刻中,民间水塘、庙宇许多含“龙”字,比如“白龙潭”、“黑龙潭”、“龙潭”、“落龙河”、“龙王庙”等名,龙图腾作为中国传统的图腾崇拜,龙形象具有极高的地位含义,民众特意修建庙宇,供奉龙王作为祭祀对象,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由此可见,水利对于民众的重要性。而许多碑刻中也会强调“润万物者,莫若水乎”、“夫天地生成,万姓享自然之利者,水也”、“立堰开渠,亦宇宙之大务”等,水被赋予了兴旺发达的力量,足可见水利在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3、碑刻所见海口河治理的生态思考
滇池历史上被民众称为滇海,因其水面宽广、波涛汹涌似海,滇池水系河流众多,明清时期仅海口河一个出海口。
海口河是滇池泄水的关键通道,下段称螳螂川,入安宁、富民,最后汇入金沙江,海口河现全长213公里。
因海口河是滇池唯一出海口,一旦淤塞,滇池水位上涨,周边房屋田地皆被淹,历史上官府多次出面疏浚海口河,以保证民众不受洪涝之灾。
周琼在《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中说:“云南府是内地化最早、最典型的坝区,山地生态的破坏及水利的壅堵亦居全省之首”。
而作为云南府农业中心的滇池地区,其水利工程中的灾患也多是山地水土流失导致的,海口河的淤塞是人为原因所导致的水土流失造成的泥沙淤塞,因此这些水利工程建设体现水利发展的同时,也是生态破坏的结果。
生态环境的变化往往与人类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水利工程中日益严重的泥沙淤积成为生态灾难爆发的表象之一,以河道沟渠反复壅塞的方式在生产和生活中呈现出来”,海口河的反复淤塞和疏浚就是滇池区域生态破坏的体现。
四、昆明明清水利碑刻的价值
1、历史价值
昆明明清时期的水利碑刻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这些水利碑刻蕴含着明清时期水利方面的诸多信息,加固堤坝、植树造林和涵养水土等是生态环境方面的历史措施。
水利纠纷的发生与解决、水利措施的制定、水利工程的修建和水利分配制度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昆明水利史、社会史等的发展过程,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
水利碑刻当中的自然灾害记录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干旱、洪涝灾害提供了一些实物证据,从灾害发生时间、发生程度、应对手段等的简单记录。
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大部分都体现出王晓葵所说的“灾害—施救—感恩”的模式,灾害只是引子,重点在于官府施救与民众感恩方面。
这些碑刻包含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灾害的简要记录,对于灾害本身的描述并不多,碑文的叙事重点在于水利措施上,可看出官府在应对自然灾害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些碑刻所呈现的叙事方式大致可以用“灾害—施救—感恩”来表示,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碑刻的目标也都指向了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上,而灾害只是嵌入了重建的事实当中。
2、科学价值
不论从碑刻形制来看,还是从碑刻内容来看,昆明明清时期水利碑刻都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是研究云南明清的水利史、社会史、农业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由于水利碑刻碑文当中包含的水利信息非常多,可以从水利史的角度分析碑文内容所反映出的古代水利信息,探究水利碑刻的科学研究价值。
在云南基层水利组织当中,水长往往由乡里有才干且受人尊敬的人担任,民众推举产生,负责当地的水资源分配和水利设施的维护等工作。
在发生较小的水利纠纷时,可由水长出面解决纠纷,或者代表村民与官府进行纠纷的交涉,维护基层水利的正常运行。
水长制度在明代时就在云南实施,清代继续沿用发展,是清代云南基层水利发展的制度保障。
3、艺术价值
碑刻的文化价值除了体现在历史价值外,艺术价值也是其重要体现。不论是书法还是纹饰,都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书法艺术特点与纹饰雕刻艺术特点。
水利碑刻作为碑刻当中的一部分,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书法艺术与纹饰特点方面。
就调研所获得的水利碑刻资料来看楷书最为常见,纹饰比较丰富,有云纹、龙纹、鸟纹、几何图案等纹饰,数量多且精美,保存完好。
碑刻所具备的书法特征是不同于帖的,因其材质的不同,帖由笔蘸墨写成,而碑刻中的字为凿刻于石料而成,柔和与刚健是它们明显的区别。
历来碑刻的书法艺术都是不容忽视的,不同时代都有其独有的书法艺术特征。
碑刻中多楷书、行书、篆书等,根据调查所得的碑刻资料来看,昆明地区明清时期的水利碑刻多楷书,质朴和刚健是它们的特点。
其中这些碑刻字体吸收了不少书法大家的特点,比如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虞世南和褚遂良等书法家的艺术风格,有相当的审美价值。
除此之外,有些碑刻字体不是标准的楷书正体,依稀可见隶书与魏碑的字形特点。
虽书丹者并非名家,但多为当地具有文学、书法功底的文人,碑文整齐、字体工整,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
分析昆明地区的水利碑刻的书法特点,可增进对明清时期昆明地区书法发展的了解,也可对水利碑刻的审美特点有更直观的认识。
碑刻的审美艺术特性不仅体现在碑文书法方面,也体现在碑刻的纹饰方面,往往刻工展示自己的技艺于碑首或碑身四周刻画纹饰,使碑刻更美观,亦或体现碑刻的重要性。
昆明地区明清时期的现存碑刻可见的纹饰多云纹、龙纹、凤纹、几何纹、太阳纹及其他动植物纹饰,精雕细琢,题材丰富,生动形象,其中数量最多、刻画精美的属云纹与龙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碑刻纹饰。
4、社会与文化价值
昆明明清水利碑刻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功能上面,从碑文内容上面看,众多的水利纠纷的解决都有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同时碑刻的刊立也有警示、团结与教育民众的作用,引导人们服从水利规定。
昆明明清的水利碑刻有多通争讼碑与水规碑,多因水利纠纷而起。每一起纠纷的解决,不论是官员与基层水利组织共同参与解决,还是基层水利组织自发解决,最后都会以立碑的形式予以公布,以达到缓和矛盾的作用,维护基层水利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以碑刻形式记载的案件多是较大的,冲突较激烈的,并经由县及县以上政府审理大案,极易引发民间社会冲突。”
所以水利碑刻在一定程度上有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同时碑刻的刊立可以警示此区域民众,要严格遵守水利条规,避免纠纷的再度发生。
水利碑刻不仅是民间水利社会自治的体现,也是官方意志的体现,水利纠纷的解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
水利碑刻的作用不仅在于将某一水利事件公之于众,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教育民众遵守水规、合理用水的功能,达到均平水利的目的,立石为证,防患于未然。
此外,水利碑刻通过对某一具体的水利事件的安排与处理,提醒人们必须维护传统的水利秩序,因此它也具有预防的功能。
水利碑刻一般立于龙王庙之类的神圣地方,加之又有官方意志所赋予的权威性,因此更具有引导当地人们服从水利规则的功能。
昆明明清水利碑刻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法文化价值上,水利碑刻规范着特定地区民众的行为,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水利法规、章程。
古代水利碑刻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水利法规,它不仅刊录了详细的水利条规,而且它还具有公开及公示的性质。
碑文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认可,对当时社会稳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总结
明代以来,大量汉代移民涌入西南边疆地区,引发了军民屯田热潮,随之云南的垦殖区域由坝区拓展到山区,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各种政策措施的执行,使得农业与水利建设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云南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相对稳定,这种稳定的局面为云南各地方的农业与水利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奠定了经济基础。而这种稳定的发展为水利碑刻的产生和分布奠定了基础。
昆明明清的水利碑刻与明清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反映了昆明乃至云南地区水利与农业发展的同时,见证了明清社会的变迁,但也暴露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是不可分割的,过度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对社会发展起反作用。
从这些碑刻所反映的深层次信息来看,处在发展的中心,生态环境便有危机;处在发展的边缘地带,生态环境可以暂缓受到破坏。
当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