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来这里，寻找早期中国的模样——“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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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石雕 光明日报记者王笑妃摄/光明图片

良渚遗址姜家山出土的玉琮 光明日报记者王笑妃摄/光明图片

岗上遗址出土的彩陶盉 光明日报记者王笑妃摄/光明图片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罐 光明日报记者王笑妃摄/光明图片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 光明日报记者王笑妃摄/光明图片

【观展笔记】

暑期来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的开幕，让原本就“热”的山东博物馆更加火爆。展览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诞生的关键阶段、重点地域，涵盖了山东、河南、湖北等8省31处遗址的335件（套）文物，重点描绘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样貌，展示出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广大观众不但可以了解“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最新进展，更可以从中读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文明肇始：古国时代的早期画卷

距今5300年左右，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渐次开始了迈向文明社会的脚步。不同区域的文明犹如满天星斗，点缀在早期中国的大地上。

长江下游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环太湖流域率先掀起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浪潮，最早发展出了“国家”。展厅里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神秘又古朴厚重，让人不禁怀想昔日神王之国良渚，如何用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来明尊卑、别贵贱，礼祭天地，沟通鬼神。记者在展板上的“良渚墓葬社会分级示意图”中找到了答案：良渚古城内部的墓葬，可分为四个等级，出土玉器的数量和材质逐级递减。王和王族的墓葬，如反山十二号墓，随葬精美的玉钺、玉琮，象征王对神权和军权的掌握；贵族墓葬，如姜家山一号墓，随葬的玉钺和玉琮仅次于王和王族；工匠和武士墓葬，如文家山一号墓，多随葬石钺；而平民墓葬，如卞家山六号墓，则仅有少量随葬品，能出土一件小小的玉器，已是十分了得。

也许在博物馆中，观众会与那些“貌不惊人”的文物擦肩而过，但对考古学家来说，古人“垃圾堆”中的蛛丝马迹，也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展厅中，有一组出土于浙江湖州中初鸣遗址的玉料。它们还未经过打磨抛光雕琢，颇为粗糙，很不起眼。但就是这些看似废弃的玉料，让人们发现了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为史前制玉工艺研究和玉石质文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依据。

溯江而上，长江中游的史前文明同样瑰丽灿烂，这里是我国史前城址出现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也是发现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这里的史前城址，主要分布于湖北、湖南省境内，其中湖北省达17处之多。早在距今6100年左右，这里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澧县城头山。该区域城址的年代大多距今5000年至4000年，数量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天门石家河城址，面积达348.5万平方米，接近于5个故宫，被认为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

展厅里有一件陶鹰，又大又圆的眼睛中间，不是常见的尖锐的喙，而是圆圆的弯鼻，卡通又可爱。这件陶鹰出土于石家河古城内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这里还发现了一片红陶杯废弃堆积，以及与制陶相关的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存。考古学者推测这里是一处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且生产已出现了规模化和标准化。三房湾遗址还发现一尊仅有几厘米长的陶塑人像。展柜里的陶塑人像，脑门开阔，下巴窄而方，鼻子耳朵也是立体的。颇有意思的是：在文物修复过程中，人们发现人像的左耳、右耳下均有疑似指纹的痕迹。经公安局技术专家研判后，确定是人类的指纹。这是长江流域首次在陶器上发现人类指纹印痕。透过这四千年前的指纹，我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摩挲着陶土，捏塑出各种造型，借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精美的绿松石串，图案丰富、颜色热烈的彩陶盉，造型别致的陶鼓，底部镂刻一排排圆孔的镂孔豆……这些出土于岗上遗址的文物，在展柜中无言地讲述着海岱地区作为三代礼制重要发祥地的地位。

考古学上的海岱地区，主要包括山东及其邻近的豫东和苏皖北部，史前和商周时期住在这个区域的部族泛称“东夷”。距今四五千年前，海岱地区已出现数量较多的城址，其中近年来在鲁北地区发现的焦家古城，是目前该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城址；而在鲁南地区发现的岗上古城，则是该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址。

展厅中，还能看到岗上遗址出土的两件造型独特、装饰精美的器物。一件是嵌绿松石象牙雕筒，形如插笔筒，牙黄色筒壁上，点缀着数粒青绿色的绿松石。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法器，与良渚文化的玉琮相似，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饰件。另一件是彩陶龟甲器。浑圆的龟壳上，遍布赤色线条，并在一端钻有上下两排共十个小孔。这件彩陶龟甲器出土时，内置两件骨锥，考古学者推测其为巫医行医用具。除了以骨雕筒、龟甲器作为特色随葬品外，考古还发现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许多特殊的风俗，比如手握獐牙、枕骨变形、拔牙、口含小球等，让今人得以窥见早期中国原始信仰神秘的一角。

变革融会：中原崛起的时代先声

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仰韶时代满天星斗似的繁荣之后，距今4300年前后，文明进程出现转折，兴盛一时的长江、西辽河流域进入低谷，黄河流域崛起，在前一阶段城址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进入“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石峁与陶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展厅中，一个展示石峁遗址皇城台的沙盘模型，足有一个房间大小，逼真立体，引人注目。“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石峁城址内一处石砌台地的称呼，它的建筑结构影响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通过沙盘模型，观众可以看到：皇城台底大顶小，四面包砌护坡石墙，顶面分布的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重要遗迹，彰显着它被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的核心地位。

石峁先民有绚丽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信仰。无论是神秘的石雕、“藏玉于墙”的习俗，还是出土的口簧、卜骨和陶鹰，都体现出这一点。

展厅里有一块皇城台出土的动物石雕：中央是一牛头，两侧的动物长有两只短耳、长腿和长尾，似虎又似马。雕刻线条简单流畅，如简笔画一般，动物形象质朴又虎虎有生气，不由使人联想这是石峁先民气宇轩昂、神气扬扬精神面貌的折射。不仅仅在皇城台，在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址等处，均发现大量精美神秘的石雕，包括神面、人面、动物、神兽、符号及装饰性纹样等。专家推测，它们可能与东北自红山文化时期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密切关系。

皇城台还出土了20余件骨质口簧，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也是口弦类乐器的祖型，至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还在吹奏口簧。展柜里的这件口簧，中间的舌状长条是簧片，一端钻孔，用于系绳拉振带动簧片振动，配合口腔呼吸吹奏，类似“横衔于口，鼓簧转舌，嘘吸成音”。不到10厘米长的长方形薄片，却可吹奏出悠扬清亮的乐声。《诗经》中有“吹笙鼓簧”“巧言如簧”，《楚辞》中有“使素女兮鼓簧”。考古学者认为，在石峁时代，口簧可能有沟通神灵的功能。

比起石峁，陶寺先民的乐器种类更加丰富，除了骨质的口簧，还出土了石磬、铜铃、陶铃、陶埙、土鼓、鼍鼓（鼍音驼，扬子鳄）……展柜中的土鼓和陶铃告诉观众，中原地区已具礼乐雏形。土鼓颈长而细，颈口外有环绕两周的圆形凸起，鼓腹中空圆形，外面饰有绳纹。仔细看，土鼓的底部还有凸起的小孔。考古学者推测蒙住不同的孔可以调节鼓声高低。

礼乐发端，是陶寺进入早期“国家”的标志之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乐器，可能就是对陶寺文化礼乐器的继承与发展。

万流归宗：夏商王朝的恢宏气象

距今3800年，历史的车轮碾过了新槛，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悄然谢幕，中国乃至东亚第一个王朝国家——夏诞生了。中国历史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时代，中华文明也完成了由多元到一体的伟大转型。

据研究，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其严整有序的都城布局，大型宫殿建筑所呈现出来的宫室制度，由贵族墓葬所见的墓葬制度，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承上启下的玉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铜牌饰、玉钺等代表王权的高等级物品……尽显辐射四方、统领天下的王朝气象。

不仅如此，展厅中二里头出土的文物，让我们得以一窥赫赫王都的精致优雅。温润的长方形玉柄形器，是否曾礼祭天地？造型精美的铜爵、惟妙惟肖的象鼻盉，曾盛过怎样的佳酿？月蓝色的绿松石串珠、精致的骨簪，又曾装点哪位贵族女性的容貌……

自夏之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商王朝国家实力与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郑州商城遗址书院街墓地是一处商代中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在这里出土的“金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一个圆形的金薄片，边缘有一圈凸起的点痕，侧边还打有小孔。金泡被发现时，位于墓主人的胸部及腰部西侧，侧边的小孔可能就是为了将其缝缀于衣服上。考古学者表示，这是金泡作为一种服饰在商文化中首次出现。

这件小小的金泡，折射出的是商朝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这个阶段，中原并未像其他文明一样重视黄金，黄金材质的出土文物较少。中原的黄金文化，很可能是受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

二里头文化并非一枝独秀，周边地区也发展出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其中以三星堆文化最为璀璨。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距今约4800年—2800年的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中心都邑。展厅中，像外星人一般造型夸张的青铜面具，彰显着古蜀先民想落天外的神思，引得观众纷纷驻足围观。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在生动展现古蜀文明特色和文明高度的同时，亦有大量与中原地区密切交流的烙印，如铜牌饰、铜铃等包含二里头的文化因素；青铜尊、罍等发现商文化纹饰；玉琮、玉锥形器等与良渚文化类似……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证据。